一位“传统”设计师所坚持的诚恳设计

　　——访李玮珉建筑师事务所+上海越界（LWMA）李玮珉

　　李玮珉

　　中国台湾淡江大学建筑学士、美国哈佛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双学位，美国纽约州注册建筑师，中国台湾注册建筑师。曾在新加坡、美国从事建筑设计师多年之后，于1991年成立李玮珉建筑师事务所。2007年荣获Martell年度精英人物。代表作品：涵璧湾等。

　　台湾建筑师李玮珉，已经鲜少在公众场合露面，网络上除了漫长的陈年情史，极少有作品推介，公司网页也久未更新内容，在设计界注重品牌、形象、包装的当下，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今年3月，在《设计家》主办的“中国设计精英之旅”活动中，当我们需要向设计界推荐一个上海最具代表性的地产作品时，我们首选出来的是李玮珉担纲室内设计的涵璧湾。

　　李玮珉先后于台湾和美国接受过良好的建筑学教育，从哈佛的讲求与环境关联的城市综合体方向到哥大的建筑解构方向，再到回台湾教书时开始涉猎的室内设计专业，作为建筑师，他获得了较为完整的专业经验，但他自认为，相对而言受到局限性也非常大。“我们一直在用一种相对比较实际而低调的方式，解决设计面临的问题”，无法因为一个建筑外部造型而忽略了内部任何一扇窗户，因为每一扇窗户后面都有一个使用者。

　　他认为，无论是艺术家、建筑师还是商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专业理念，支撑这个理念的是其个人的核心价值观，而这个核心价值观的形成，甚至是早于专业学习的，也许是从童年时代就开始慢慢累积了。小时候读中国文学，背《古文观止》，这些看起来和建筑毫无关系的成长经历，其实和日后的建筑创作多多少少是有关系的。他主张每一份设计都应该包含设计师对自身文化最好的诠释，也是文化积淀的产物。对他而言，建筑是可以放弃的，因为它只是一个平台，但是对于文化的认知和延续，是永不放弃的目的。

　　在时下的商业社会里，设计是一种商业模式，已经毋庸置疑，大部分设计师都被涵盖在这个商业模式内，但是设计和文化另外的可能性却还没有被清楚地勾勒出来。设计师可以通过推销自己来获得商业的成功，也可利用商业运作将文化提升到另外一种高度。这是两种态度，李玮珉坦言，他更推崇后者，并毫不讳言，即便是如此保守，事务所在商业上也是成功的。沉得住气，做诚恳的设计，商业上的成功并非难事。对于其代表作涵璧湾，他认为是以创新的理念重新和中国的历史、人文接轨，由此获得的一些经验，会在后续的其他项目中继续延伸优化，它的影响力不是只看市场，而是看未来的可发展性。

　　目前，李玮珉事务所在台湾、上海、北京三地设有办公室，共有员工约百人，这是他认为的团队极限，不会继续扩张。在谈论团队时，他喜欢用“我们”及“我们同事”来形容，事务所做每一个项目都是一个集体工作，而非只是个体创作。当然，在这个“我们”中，不允许没有“我”的存在。他很庆幸，是在团队已经很强大，自己不需要在专业上完全投入的时候，迎来了做父亲这件事，因为做父亲是需要时间的。

　　建筑师的核心价值观形成早于建筑学习年代

　　《设计家》：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建筑的？并请谈谈您主要的学习、职业经历。

　　李玮珉：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台湾地区正处于经济起飞前夕，处于戒严时期到思想开放的过渡时期，整个社会还是蛮静态的。在一个静态社会中，台湾的高考所能选择的专业有一定的局限性，倘若与政治无关的也只有医学与工程类专业，而在这当中，医生的地位比较高，台湾本土的人往往会优先选择它，而像我这样的外省人就比较倾向工程类专业，这其中建筑系相对有趣些，我便顺理成章进入建筑系学习。

　　当年的台湾地区根本找不到一栋令人感动的建筑。在大学期间，我认为建筑师是为资本家服务的，所以也有一些反叛情绪。毕业之后，申请到哈佛大学建筑系的学习机会。哈佛大学是一个传统又专业的学校。这种美国东海岸的老派教学方法为我后来的职业生涯带去了很大的帮助。

　　由于在哈佛学的是城市综合体的开发，所以在毕业之后去了新加坡做了两年的城市规划师。那个时候，新加坡刚刚开始做地铁，地铁周边的开发等设计对我来说规模偏大，而自己内心更希望做一些精雕细琢的小空间。于是，我又进了哥伦比亚大学读了建筑专业的另一个方向。在此之后的很多年，我便一直在美国学习生活，也在那里考了建筑师职称。在美期间，公司老板为犹太人，在他们眼里，东方人是技术型人才，不太会让我们做一些创意性设计部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当时一位来美国游学的朋友林怀民让我有了回台湾发展的心。

　　回到台湾之后，我找到了一份在大学教室内设计的工作。当年的台湾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室内设计，在进入这个学科后便开始自学室内设计的专业知识。与此同时，在台湾开了个小的工作室，也是在这段期间，我对室内设计本身产生了兴趣。

　　《设计家》：您有多元化的成长和专业背景，从什么阶段逐渐形成自己的建筑理念与风格？而这些经历又对你的设计带来怎样的影响？

　　李玮珉：我觉得无论是艺术家、建筑师还是是商人都会有自己行业的一个理念，而这些理念大多是一种专业学术理念，这只是一种操作手法的理念，在这个理念背后应该也包含着他个人的核心价值。建筑师希望通过创作将这种核心价值变成一种状态，这种核心的价值观才是建筑师想要表达的一种理念，它诞生于早于建筑学学习的那个年代。我认为，在专业建筑学校的学习不过是在学习一种运作方式，一种态度及技巧，而真正核心的理念应该不是来源于学校，也许从你的童年时代就开始慢慢累积起来了。我生长在台湾的公务员家庭，父母都是从大陆过去的外省人，经济条件有限，可能不像本地人家庭那样拥有昂贵的乐器，可以经常出国旅行。我父母能想到的给子女比较好的超过学校的教育就是念念古文，读读中国的文学、文字，学习中国文化相对变成蛮重要的事情。小时候我们家小孩没有零用钱，我母亲有本书叫《古文观止》，不管长短，她听到我背完一篇，如果错字不太多，就给5毛零用钱。他们还是非常的传统。这些事情看起来跟建筑没有关系，但是其实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关系。

　　我在美国学了建筑学专业的两个方向，在哈佛大学读的城市综合体，讲究的是一群建筑怎么被组织起来，比较注重建筑设计怎样和周边的环境或者其它的建筑发生一种互动的关系。在哥大读的是建筑设计，非常注重建筑本身内在的探索，注重将建筑本身解构，从而设计打破常规的建筑。其实所有真正教育的过程与其说是很开心地吸纳一件东西，不如说你是很痛苦地把自己相信的事情去和所受教育之间做一种对比、冲撞。后来回台湾因为教学的缘故因缘际会对室内设计通过学习对其有了一定的理解。这也是蛮有趣的经验。

　　作为一个建筑师，小到室内设计空间中的材料、楼梯尺寸，大到都市和文脉之间相互延续性的关系，我很幸运我的个人经验能足够完整。当然，这样一来，你身上背了三个包袱，相对而言受到局限性也非常大。有时候我自己觉得我们是不是太保守，没有办法为了一个造型放弃掉任何一个窗户，因为任何一个窗户后面都有一个使用者，他靠着这个窗户去跟世界发生关系。我们一直在用一种相对比较低调和自律的方式，解决设计面临的问题。

　　每一份设计都应该是设计师对本民族文化最好的诠释

　　《设计家》：中国大陆的城市发展迅速，很多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都很粗糙，请谈谈您对中国城市现状的看法。

　　李玮珉：事实上台湾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时期，整个城市是用最快速的方式粗糙地去构架，毫无美感可言，但是这么多年过去后，你会发现，那个时代所留下来的东西其实并不那么丑，因为一个城市的美丑并不只在于建筑，而在于人本身。就如纽约的建筑很丑，整个城市规划有些混乱。但是，你不会觉得纽约丑，原因在于在那个城市的“人”。“人”可以去诠释他的城市，让原本并不那么美好的城市变得美好。相反，巴黎就与纽约不同，巴黎的建筑美到极致，可看这个城市，却又如同一个壳子般不见得完美。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这样大规模地建造房子并不会影响整个城市的形象，关键还是看整个城市中的“人”。

　　《设计家》：大家习惯定义您的设计是现代简约的中式设计？您如何看待？

　　李玮珉：我认为我的设计是简约的，21世纪的，但我不认为我做的是纯中式的设计。在学生时期，我就开始思考“什么样的建筑才是能够代表中国文化，适合中国人现在的生活”这个议题。“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空间文化？”在当老师期间，学生总是会问起这个问题。我也是在那段时找到了一个比较具体的答案：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就根本没有必要将“中国元素”这顶帽子揣在兜里，在关键时刻拿出来扣在脑门上，因为，我们所有的生活都是一种属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无论是台湾地区对中国文化的传承，还是大陆地区对中国文化的否定和背叛，这都是一种文化现象；不管是大陆的文革还是台湾的新生活运动，这也都是中国不可磨灭的一个时期，那个时期所创造的东西也是一种中式文化。我认为不管你是走在上海的南京东路还是台北的南京东路，那四周的建筑都将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创作本来就要与时代互动，不管是尊重传统文化的中式设计，还是在浮躁背景下的山寨巴洛克设计，在百年后，这都将是属于中国人历史的一部分。这好比那些真正的巴洛克建筑。其实这种建筑在欧洲历史里也曾经是“土豪”的象征，反映的是当时社会的奢华，但是现在看来，那就是属于那个时代的经典建筑。所以，设计师完全不用拿着“中式”的包袱，硬生生将一些中国符号放入原有设计之中。我觉得，能感动到中国人的建筑便是一种中式。

　　我觉得当代中国人所住的别墅不应该仅是一个北京四合院、一个闽南土楼……它应该是一个融有中国特色的HOUSE概念的现代建筑。我们曾负责涵璧湾项目中的室内设计部分。这个项目的建筑设计由张永和老师负责，张老师是典型的北方人，他所设计的院子有着明显的北方特色，有些许封闭感。我们当时主要任务便是对那个空间进行调整，我们打掉了几面墙，希望空间能在视觉与氛围上做一个延续，仿佛看到中国未来生活的一些可能性。我觉得这样应该比较符合中国人现在的心理状态，能给予人们更多的信心，让原来的设计变得更加时尚，在这个中式设计中增添一份现代的美感和品味。

　　虽然我们有一些内疚，因为我们常常在做一些非常昂贵的产品，但是我觉得其中还是有很多正面的价值，因为它被参考的可能性很大，而且我们会在里面尽量不去用传统的装饰符号，让真正的人性生活品质变成很高的价值，我相信它会是正面的。

　　《设计家》：您如何看待涵壁湾对于您个人创作历程的意义？

　　李玮珉：涵璧湾在大的环境里有某种代表性，不仅是对我们的设计而言。当然，不只是涵壁湾，还包括在通州的长安运河会所，各种大大小小的尝试，有些具像，有些比较抽象，还有更不拘形式的。我们相信在这个时间段内，可以找到一些不同的案子，也许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有的在上海，有的在北京，但其实它们可能在做一些类似的事情，在以创新的理念重新和中国的历史、人文接轨。

　　《设计家》：您觉得涵璧湾项目在商业上成功吗？

　　李玮珉：涵璧湾在商业上操作可能是不成功的，相对于那些开发商巨头，涵璧湾项目开发商的实力有限，周边环境配套也还不成熟。开发商是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人，他其实真的有一些固执，很相信张永和，很相信这个社会上有值得相信的人。对于这个项目，如果他失败了还是蛮遗憾的。涵璧湾这类项目是很多大开发商应该做的事情。

　　《设计家》：如果涵壁湾在商业上不成功，会影响到相关设计理念的推广吗？

　　李玮珉：我觉得不一定，设计界就有很多商业上不成功，但在设计和文化上影响深远的案例，有可能商业上成功的影响也不一定那么深远。

　　作为设计者，涵璧湾是我们做的一个实验，我们由此获得的一些经验，会在后续的万柳书院或者其他项目中继续延伸优化，我们不会放弃这些经验。就像你今天看到苹果手机的触摸屏做得很成功，但是追溯到以前，苹果也做了很多失败的产品。涵璧湾项目好比苹果手机初期研发阶段的一个作品，具有很深远的意义。我们不必去感叹为何如此多设计平庸的商业建筑受到热捧，可这样一个深具意义的作品却无人问津。也许真正好的文学作品读者也会很少。它的影响力不是只看市场，而是看未来的可发展性。涵璧湾是在人文创作上做出的一个类似标杆的项目。

　　《设计家》：您现在如何选择开发商？

　　李玮珉：找到我们的开发商，十个有九个是已经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而且考虑过了。他们不一定是很大的开发商，比如万科可能就不会找我们，他们知道我们做的事情和他们的节奏不一样。我们会过滤客户。如果只是做一个样板房我们一定不做，这样会淘汰掉一些客户。如果有些客户仅仅希望拼凑一些不同的设计师和热闹的风格组合，好像马戏团一样，要凑足猴子、猩猩、大象，这样的事我们也不参加，自然又会淘汰一些客户。所以，我们是要深度完整地参与，将我们的所有经验传达给使用者。我一定是签了约才开始做事，这是务必要坚持的。因为虽然大部分开发商不在乎设计师的费用，但是当真正掏钱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份企图心，我需要那个企图心，我需要他想清楚，他才会把钱掏出来。

　　我觉得公司的操作方式与个人人格特质有关系。我非常理解梁志天先生那类大型公司的操作方式，公司大到那个地步，你就必须所有案子都接，在某种程度上去消化。我相信他是负责任的设计师，他至少要让出去的东西交代得过去，我相信他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的工作只是为了交代一些还可以的东西，而不是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宁愿找个湖边去钓鱼。

　　也许我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设计师，我认为，作为设计师可以适当包装，但不能将重心都放在商业行销上。我觉得梁志天现象是在特殊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无论是走设计路线还是走商业路线都无法与时代环境脱钩开来。在我刚刚从事设计行业的时候，设计公司的运作方式比较传统，一板一眼，按部就班，而现在年轻设计师的成长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他们拥有太多的诱惑，仿佛已经不能像我们当初那样单纯地做设计。

　　《设计家》：您如何看待中国设计的现状？

　　李玮珉：每个人都有其不同的判断方式，虽说中国设计师在世界有崛起的机会，但我认为，目前中国设计师在世界还没有太被认可。设计界有时互相吹嘘，事实上这是一种浮华的表现，还没到真正步入成熟的阶段，中国的设计也还没被全世界所重视。每一份设计都应该是设计师对生活最好的诠释。世人尊重你，是因为你能将对生活的情感以最让人感动的形式传达给别人。日本设计师让人了解日本文化，瑞士设计师让人了解瑞士精神，这就铸成了人与人互相沟通的世界。

　　我主张从比较广的角度看你的文化处境，对我来说，文化的核心价值比建筑的核心意义更重要一点。建筑是可以放弃的，因为它只是一个平台，但是对于文化的认知和理解，是我希望自己永不放弃的一件事情，这是很清楚的。当然建筑有建筑的一些核心价值。

　　设计师为了生存需要通过创作去卖设计，从某种程度上这种行为也类似于卖矿泉水，但设计与卖矿泉水是有区别的，设计师所设计的东西能感动一群人，但卖矿泉水很难。设计师可以通过推销自己来获得商业的成功，也可将文化提升到另外一种高度。这是两种态度，我更推崇后一种。我觉得人必须抓住一些机会去做一些事情，倘若只是抓住机会去做商业行销这一件事情，那是比较遗憾的。

　　“我们”的设计都会有“我”的参与

　　《设计家》：您有着多元化的成长和专业背景，您的事务所名为“越界”，是否希望在实践中跨越学科和专业的边界，能否简单介绍下事务所？

　　李玮珉：“越界”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有您刚才所说的那一层意思，但事实上这个“越界”名字来源于我当时朋友所组成的一个舞团的名字——台湾越界舞团。我借用了这个随性的名字，希望能够让这个事务所在人们惧怕的边界做自己的创意，不被其他事情所束缚。

　　事务所目前在台湾、上海、北京设立三个办公室，6名设计总监，一共近100名同事，扣掉行政人员，大概还有六七十位设计师。我认为，对于真正想做创作的建筑师，一个20多人规模的事务所已经达到我们的极限，所以不会再扩张了。现在，这三地办公室完全是一个整体，上海的同事会做北京的项目，北京的同事会做深圳的项目，而台北的同事也会去做杭州的项目。

　　我们事务所的团队成员非常优秀，中间有许多是我的学生，他们与我一起工作了十几年，是一个较为稳固的团队。设计与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希望事务所的同事能去各处旅游，在旅游中获取灵感。事务所做每一个项目都是一个集体工作，而非只是个体创作。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自己一直努力在个人与团体中间达到一个平衡点。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变成业务建筑师，我也很少去参加演讲活动。

　　《设计家》：请谈谈您目前的重点工作。您的设计所涉及的领域有哪些？

　　李玮珉：我们所涉及的领域包括从规划、景观、建筑到室内的一整个系列。前段时间做的万柳书院项目就是从建筑设计开始做到室内设计。

　　《设计家》：现在公司的案子里，您亲自掌握的程度是怎样的？

　　李玮珉：不只是你在问，每个客户在问，你到底做多少？事务所在接案子的时候，我会亲自去接触每一位顾客，在与顾客交流中来判断是否可以接这个案子，倘若觉得不太适合，我会非常直白地回绝业主。虽说我是事务所的管理者，但每拿到一个案子，前期工作我一定会参与。我们需要把每个案子基本的精神定下来，基本的空间结构定下来。也许画施工图、选材料方面，我们同事可能比我更有实际经验，我就会将这些交给同事们做。但是他必须被掌握，我很难不去参与，不去做这些决定的事情。

　　在任何时候，虽说我基本都会说“我们”，但是我不能让这个“我们”中没有“我”的存在，也就是说我参与每一个案子的设计。因为每个设计，其实都是面对世界提出的问题，寻找一种更好的答案，有这么好的机会让你去回答，为什么不参与？当然，如果案子多而精力少，那我们就会选择不做，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设计家》：您现在的工作是每天上下班的全职状态吗？

　　李玮珉：是全职的工作，但是我不必也无法每天坐在办公室里。

　　沉得住气做诚恳的设计，商业上的成功并不难

　　《设计家》：贵所目前在商业上的情形如何？现在一些年轻设计师可能会担心，如果坚持了文化，会影响到商业上的成功。

　　李玮珉：因为设计要变成商业这件事已经有了足够多的讨论架构和形成脉络了，设计是一种商业模式，大部分设计师都在做商业，但是设计和文化的关系是没有源头的，所以没有人把设计和文化另外的可能性很清楚地勾勒出来，变成一个可辩证的事实。

　　我从来不觉得我是生意人，我在年轻的时候如果知道以后要负担100个人的薪水，我想我会非常惶恐，这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事情，但是确实现在慢慢变成这样，因为你会有团队。我觉得我们商业上虽说一直很保守，还是可以运营得很好。我们很努力地把客户期待的设计做出来，因为在中国最缺乏的商品叫做“诚恳”。我和同事说，一点不用担心，只要我们很诚恳把每个事情做好，你就会发光、发亮，别人就会看到你。我觉得商业上的成功不是很困难，只要你很诚恳尽量努力把事情做好，你会发现这样的专业服务还蛮少的，这样你就可以成功了，或者你至少可以很好地生存。

　　但是我们必须换个角度来看，我这个事务所成立至今快二十三年了，事实上在前面的十多年，我们也是非常艰苦的。事务所接一个工程，我们做一个设计，收了应有的费用，发完同事的薪水，自己的生活就是“刚刚好”的感觉，开开心心将事情做好，没有累积到多少财富。但是现在回头看很多欧洲的朋友，其他的建筑师都还是这个样子的生活，所以蛮正常的。

　　我一直到36岁才成立自己的工作室，之前在新加坡和纽约的事务所里做一个建筑设计师，然而，现在中国很多建筑师如果到35岁的时候还没有赚到第五桶金，他已经羞愧于他的家人、同学和他的竞争对手了。

　　《设计家》：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确很有多生存的焦虑和对成功的渴望，我觉得要理解他们那种想法，但是他们缺乏一些不一样的选择，他们可能只看到商业运作的模式，没有看到其他的模式。我们觉得成功设计师其实有多种类型，每个年轻设计师应该根据自身特质，从自己的内心出发，进行不一样的选择。您觉得如果是在现在这个时代，您还能坚持吗？

　　李玮珉：我不知道会不会再做同样的事情。但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如果你是天性如此，我相信在什么时代都是一样的，我觉得我坚持的机会还蛮大的。

　　我希望在每个阶段做得更深刻一点，更沉的住气一点点。我到36岁的时候才回到台湾开始自己的事业，很晚了，当时别人已经飞黄腾达，开着奔驰在街上跑的时候，我开着我亲戚送给我的一辆旧车，现在看起来那时候还甘之如饴，觉得理所当然。因为我从纽约回去，纽约的人都是这样，有的连车都没有。我觉得沉得住气这件事情还是很关键，要知道任何事情需要时间。就像我回到台湾的时候，同学开玩笑说，你现在回来太晚了，经济景气已经过了，现在已经开始往下走了。我说一点关系都没有，回来成立一个团队，我要十年的时间才能做好，当时是开玩笑，但是后来变成真的。1991年我们成立了台北的办公室，到2001年成立上海办公室，2010年成立北京办公室，都是十年的时间一点点做起来，一点都不急。我觉得十年是对的，沉得住气是对的，这是我个人个性的一部分。今天在北上广的年轻人，还能不能有5-10年积累的机会，我真的不是那么确定，但是我觉得沉得住气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历史看一个人的成败，绝对比今年年终的时候换什么样的车，去哪里旅行，来得更长远。中国人还不知道裁员是怎么回事，但是如果到欧洲、美国，你看过周边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在经济不景气时被裁掉，你就会知道经济是有上上下下的。现在，当人们没有承担过这种历史的时候，这个文化和这个国家还不算洗练，还需要很多的过程才会真正的成熟，真正变成一个崛起的文化大国。我没有办法很严厉批判现在的年轻人，他成长的环境就是这样的，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把话先说到那。

　　我相信有些人把商业操作得非常好，跟客户拉关系，那绝对是一种方式。但是有些人会专心地做他的一些事情。一个好的社会环境应该允许、理解和尊重不同的存在方式，而不是用一种方式否定另外一种方式。如果将某一种方式定义为价值标准那是错的。

　　在台湾学习期间，我觉得建筑是为资本家服务的。进入哈佛大学之后，老师就像是为我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让我发现，原来建筑不仅仅只是为资本家服务，去设计一个房子拥有如此多辩证的可能性，它可以成为你探索世界的测量工具，并且值得你寄托终身。

　　虽然我极少参加室内设计的比赛，但我能理解年轻设计师想出头的心态。他们希望能够找一个途径来展现自己的才能，这没有错，但一定要沉住气，不能过于浮躁。社会往前走就是充满着大大小小的欲望，所以，只要社会是往前的，总是会出现一些人去做一些炒作性的自我宣传，关键还是看自己。

　　从不同的罗曼史，到琢磨怎样做父亲

　　《设计家》：您未来的方向是什么？对于工作和生活有什么计划？

　　李玮珉：计划很简单，就是希望一直把设计工作做下去。前一阵子在聚会里认识一位意大利设计师，他已经80多岁了，个子不高，头发全白，但是精神非常好，这给我触动很大。我觉得建筑师这份工作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其知识经验可以不断累积，相比演艺界只能做到三、四十岁的现象，建筑师完全可以做到80多岁。

　　当然，我说的做到80多岁并不是指占个位置，而是让自己的内在持续成长，延续到很久。我的想法很单纯，就是要保持自己成长的状态，将这份工作做下去。当然，这中间会有被社会或自己淘汰的风险，所以就需要不断地进步。一个人能够开开心心的，健健康康到80岁的时候还能够继续做你喜欢的创作，也许，某一个白天，在某一个路口的转弯处，有人说：你是李先生，我看过你那些东西，我觉得真的很棒，继续加油。我觉得那是很感人的事情。

　　《设计家》：作为一位资深设计师，您有没有考虑过团队接班之类的问题？

　　李玮珉：我有在想，但是我希望不要用企业的观点来思考这件事情。我们今天这些同事，如果自己出去闯一片天地，他的班子可能比这里大。我们出去的同事做得都很不错，不管被别人挖角的还是怎么样。是不是要接班，以他们的能力或者对于我们这样层面的事务所来说，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每个人都是江湖高手，为什么自己不能创作呢？就像武林中，如果有一天华山派不干了，每个人走到江湖里其实都可以自成一个门派，这个境界我觉得比讨论怎么接班更重要。

　　《设计家》：我们在网上看到过你和不同人的罗曼史，请问您现在的生活状态怎样？

　　李玮珉：现在是很简单的家庭生活。我有一个2岁的儿子、4岁的女儿，超级可爱！我很庆幸是在团队已经很强大，我在专业上不需要像以往那么大量投入的时候开始有了他们，因为做父亲需要很多时间。

　　《设计家》：您觉得自己是怎样的父亲？

　　李玮珉：我正在琢磨这件事情。本来我要做一个慈父的，但是现在看来不打屁股是无法推动家里纪律的。但是无论如何我希望有一天他们觉得这个父亲是值得他们骄傲的，这是蛮重要的。至于他们长大的时候要做什么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设计家》：您觉得是成为让他们骄傲的父亲更重要，还是成为他们喜欢的父亲更重要？

　　李玮珉：人真正要喜欢一个人一定是要信仰、崇拜和认同的，尊敬和骄傲可能比较重要，喜欢不一定真是深刻的体会，但是让他们骄傲，我觉得他们会喜欢的。

　　采访：《设计家》 整理：金彦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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