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好的传记将走在永生的路上

　　许多企业家的思想和经验都值得我们书写下来传于后世，他们作为这个世界上优秀的男女，正切入外王内圣、跨界人神的变轨上。他们是复杂的人，会有若干道德缺陷，有时候也胡来，但只有他们能够打破我们生活中令人绝望的安静。

　　一

　　我是一个媒体人，经常天南海北地采访一些人。每当我采访人物，在正式采访开始之前，我就在等别人请我喝酒。在进入采访环节的时刻，我就在急切地期盼这一切快点结束，好进入喝酒的节奏。当被采访者从桌子上堆成小山的文件中翻找他所需要的东西：报道这家公司的期刊或公司的一些内部文件，拿着这些东西他可以背书似地向我讲公司的文化或战略，在这个时候，我总是心绪不宁，甚至烦躁不安。他们无一例外地会先讲公司本年度的业绩，然后公司下一年度的打算，然后公司怎样用人，然后公司未来的宏图以及为了这个宏图准备烧掉多少人民币（有时是美元）……这一切简直没完没了，不知何时这个折磨才是个尽头，而关于他自己的经历总是像失忆了一样简简单单，语焉不详，连写一个人物小传的材料都不够。他所讲的这一切在我到访之前早就准备好了，大部分已经在公司的各式材料中躺着，只要我把公司走廊贴的口号抄几条就足够回去敲出几千字的报道（我有这天赋），根本不需要费神跑一趟，发给我电邮这些材料就全齐了。所以，在这个万劫不复的时刻，我总是呆呆傻傻地坐在那里，双耳不闻地等待这个过程的终止。当然我会眼睛朝向他，时常顺从地点点头，表示在认真听他讲述。在彼此都不作声的时候，为了打破寂静，也为了表示我来的目的，我会没头没脑地突然插上一个问题，好让被采访者继续讲下去。这些问题总是很大，足以让他再讲上一刻钟。在没脑子的情况下我会很愚蠢地问出“心灵鸡汤”式的问题，譬如“你的人生哲学是什么？”记得有一次我被曾位居湖南、山西两地省委书记的王茂林反问了：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哲学？（然后他谈起自己的矿工出身，以及矿工豪爽的性格）老实说在那一次采访我根本没有奢望能够喝到酒，但一般情况下我都在如此死心眼地期盼着。只有当被采访者的秘书走进办公室告诉在哪家餐馆定了座，几点钟之前到达这些信息，尤其在他们从办公室的套间拿出了酒，问我喝这个可不可以的时候，我僵硬的身体和思维才一块苏醒过来，回到人间。我相信一个能和我拉扯到酒馆胡喝一顿的人不仅仅是出于礼节，而是出于真诚和我交流的目的。而随着琼浆玉液在我们体内循环的进展，我们都能渐次敞开心扉，直至门户大开彻底失去防线。我们就像上辈子的兄弟那样亲切无间，彼此的防备心理在喝酒的过程瓦解得荡然无存。在这个时刻，被采访人的语境和心境都放松下来，他的思想像一只突然打向半空的烟花那样瞬间绽放出无限灿烂的光芒，然后将他真实的生活和思想史向我一五一时地交代。我得到一手的鲜活的材料，就像从牛身上切下一块最好部位的肉，可以做一顿美味的大餐。关于他的文章因此能够顺利下笔并有一些自诩的成分，我不但交了差，任务完成得还很漂亮。写别人其实也是在写自己，别人好不好是别人的事，文章好不好是自己的事。我对自己的文章总是超过了对待自己的身体那么好，老实说，我认为对写作者而言，文章就是自己的脸，我，还是很在乎它的。

　　二

　　在那些欢乐地行酒的场合，许多人会把憋了几千年的话一股脑地向我倾泻出来，没来由的信任总是让我装了一肚子别人的秘密。在个别的时候，有的人末了还会爬在我的肩头啜泣。如果哭不是酒喝多了的生理条件反射，那他一定是要哭出自己一生的苦楚。此刻我很冷静，我的生活很平淡，没有什么值得哭的。我在欢饮的时候极有本事做到既不哭又不闹，每一句话都很正常。我的肩膀很宽，谁想靠就来靠吧！对人性我有如此透彻的了解，知道每个在生活中尝过艰辛的人都希望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他乡之乡，去躲避、去发泄、去吮吸、去哭泣、去寻求安慰；每个身体在世界上四处漂泊的人都将精神寄托在某一个向往又向往的地方，那是他一辈子都不曾回去过的原乡。因此，我从来就不会依据表面生活去判断一个人的真实，同样，我也会把人在台上台下的表现和话语分得很清楚。每个人都有面具可以卸下，有伪装可以撕走，且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伪装自己的本领也愈加高超。看看吧，满世界都是装蒜的人，以致说一个人“真诚”才是莫大的好评。直到彻底老去，我们才重返赤裸裸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原状。所以，我尚认为人在私密的场合说的话要可信得多，鲜活得多，尤其这个人还是块小鲜肉，肆无忌惮、毫无遮掩、想说就说是他们的特征。我们最近不是被新科商业“教主”马云所迷倒吗？相对于现在的谨慎，他毛头毛脑的时候说的话既狂妄又可爱。十五年前马云在杭州以打太极的姿势伸出一只手，对着17“罗汉”描绘出一家一百年后还存在着的公司的视频目前在网上疯传，凸现了他天生是个煽动家、野心家。他的另一杰作是用六分钟时间成功说服另一个疯劲不亚于他的人——日本商业鬼才孙正义向他的阿里巴巴投资3500万美元（他只敢要了2000万美元）。殊不知，当孙正义也是小鲜肉的时候，就和马云一样是个具煽动力的狂想家。1981年的孙正义24岁，他以1000万日元注册了SoftBank，也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软银。公司成立那天早晨，身高不到1米6的孙正义搬了一个装苹果的箱子，站上去对他仅有的两名员工发表要做日本第一的演讲。他天天如此把梦想重复一遍，最后那两个雇员实在受不了他了，选择了离开。他们都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英雄，却没有生活在英雄无欺的时代。哪怕他们如日中天，也会被各种烦扰所包围。来看看，现在的马云是多么乖了，因为他被媒体（或者说躲在媒体背后的人）殴痛了，近期关于他说的“喝多了买下球队”“五大银行要杀我……”“昨日对我不理不踩，今天我让你高攀不起……”等言论的报道，他表示“祸从口出”，终于明白为什么很多人讲话永远是四平八稳，枯燥乏味，一本正经地念套话了，“现在的我明白了很多道理。”他表示以后说话会谨慎，不再长着一张大嘴。其实他是不是大嘴没有关系，我们的媒体永远不怀好意地躲在暗处等待出击去闷死他们。（梵蒂冈的教皇去美国访问，刚下飞机就被记者包围了。一个记者不怀好意地问：“请问教皇先生会去红灯区吗？”教皇机智地反问：“美国有红灯区吗？”结果第二天各大报刊登出头版头条《教皇先生下飞机的第一句话就问：“美国有红灯区吗？”》）我们的社会正在让这些“世纪人物”明白一个道理：学乖一点总是没有坏处的。于是，他们的心扉不再向我们打开，他们开始打哈哈了，他们惧怕媒体，一听说接受采访就像触电一样跳起来。而我们确实也难以下笔，有太多的不能写，不能提，不能说，太多的粉饰、割裂、虚假、夸张。（在我阅读到的中国人自己写的传记中，几本写马云的书是有难得的真实和不遮掩的）目前的现状是，每三本中国人写的传记中就有两本是废书，因为他们笔下的小鲜肉经过烟熏火燎都成了半熟的烤肉，既不好看也不能吃。加上我们的小记者也像刚从幼儿园出来似的，既不会面对复杂的人性，也不会洞察事件的奥义，也不善于抓捕细节，甚至不会遣词造句、组织他东窜西跳摸来的一堆材料，所以这一切都在预料中给搞砸了。英雄正在垂暮，这世界写得好乳臭未干的马云，但写不好越来越滑头的马云，就像谁也写不好经历了太多太多的禇时健，哪怕你把他拖到酒馆连喝三日。你只有在云南深山，朝拜似地望他一眼。

　　那一眼，你看到生命之色，犹残阳之血。

　　三

　　在我有限的阅读中，读得最多的是外国人写的传记。我藏书颇丰，完整读过的却不多。老实说，四大名著除了《三国演义》外我全部没有读完。《红楼梦》读到黛玉葬花就永久搁在那里，蒙上半个世纪的灰尘。我对书的爱好是占有，然后只读自己喜爱的书，不因为它是名著就非读不可。灵敏的嗅觉能够帮助我闻到书籍诱人的肌肤之香。把它们翻上几页，我就知道需要的精华在哪里，把那个地方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然后它们就也许永远睡在书架上了。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完整地看完几万本书是不可能的吧？我总还要吃饭、睡觉、看球、打扑克、买A股吧？我的书杂乱无序地从地上码到天花板，《麻将算番技巧》和《佛罗伦萨史》并列，《论祈祷》《殉道史》《基督教的教义》和《怀孕时要注意什么》齐肩，但单凭书背的颜色我就能找到需要的那一本。我读书的方式就是哗啦啦地翻阅，是德语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在《历代大师》书中写到的天赋很高的那种翻阅者读书方式，“一本书我们高度集中地读它12页，要比普通读者那样阅读书的全部更好。”伯恩哈德说。有的书我不读，不是内容不吸引我，也不是被翻译毁了，而是被设计毁了。那些脑子很乱的美术编辑喜欢在书页上这里钩一个花边，那里点缀一个花朵，好像要成心把书布置成灵堂，让文字在鲜花丛中永垂不朽。这些美编不懂得任何好的文字、乐句、线条、舞姿都应该是纯净的，至少不应该像他们心里长满杂草那样乱糟糟。去看看上海世纪、三联、广西师大、上海译文、译林、浙江大学等出版社的图书吧！那才是干干净净呈现文字美的力量的好书，读到它们出的书我不禁会想那里的编辑和设计人员从灵魂到身体都是干净的。还有我们的期刊业过度设计的毛病，大量的设计是以夸张的形式掩盖内容的苍白的方式进行，毫无意义的图片，毫无规则的留白（留下一点点文字摆在那里像只有米没有菜叶的寿司），大字报式的粗大字号的标题，还美其名曰“透气”和“视觉冲击力”。在中国前一百名的期刊没有一家这样做，前三百家也不会这样糟蹋版面，前一千名正在努力改进，只有这些不成气的人还在闷头破坏美学。（我在给期刊写文章的时候总是算好了多少字能够把给我的页码占满，以便击碎设计者想在我的文章里胡乱留白的诡计。）算了，扯远了。我喜欢历代大师的传记，几乎把所有的外国人写的传记的中译本都买了下来，没有买的是因为我在等“双棍节”打折。我完整并一读再读的都是像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这样的书。这本封面印着贝多芬狮子般愤怒的头像的小书购于35年前，定价0.39元。西方古典音乐是我从年轻到现在的生命养料，贝多芬则是我不毁的生命偶像；还有我最喜爱的自然哲学家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那里有我的“原乡”。当我在尘世伤痕累累之时，会将它读上一会，假想我的世界正在变得澄明、宁静、安详、没有危险、毫无拘束，如此休息一会再精神抖擞重返人生的战场投入战斗；还有法国学者、小说家乔治·斯坦纳的回忆录《审视后的生命》。它出奇不意的用词和短句铸就了意思的优美和节奏的明快。（感谢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李根芳优美的译文）它的节奏是赋格式的回旋、追逐、推进和展开的。作者良好的音乐造诣证明了托马斯·伯恩哈德所言的文学离不开音乐，反之亦然。我相信所有文字流畅的写作者都有极好的音乐教养。在这些文章的内部结构中，文字的行走就是音乐的流泻，一个乐句追着一个乐句，犹如踏歌而行、彩云追月。你既可以打着节拍朗读出文字中的舞步，又可以在整个文章结构中体会出一部交响曲的素净渐至辉煌、平淡推向高潮的过程。当我的写作节奏拖沓、“气”接不上来的时候，我就去读斯坦纳的这本书，以帮助我扶正节奏的明快、流畅，让文字随着节律美好地摇曳。（就像要写大会发言稿，我必先读一下《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致辞集》，以找一找庄严的感觉）。当你写下一长段语句疲塌得昏昏欲睡的时候，只要插上一个短词或感叹词，或将陈述句变为反问句，就像飞机在跑道上滑行、加速之后突然拉升机头直冲云霄，整个语言和生命都在尾浪中轰然鲜活地跳跃起来，这是我自小学三年级开始惯用的码文手法。还有一些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的传记或回忆录，我总是大汗淋漓地一读再读，因为里面有太多的不懂，可以时常提醒我自己有几斤几两；这里还要提到一个重要的人：李翔。他的《商业领袖访谈录》和续集是我唯一认真阅读的中国人写的人物访谈。他是我认为的国内最好的财经人物传记作家，五年前我就断言他将成为中国的沃尔特·艾萨克森（《时代》杂志主编，乔布斯的授权传记作家），其对企业家立体的描述和站上一个高度去剖析的能力，轻曼的叙述风格，冷静的观察和时时冒出来的冷幽默都使我深深为之臣服。另外他和我一样阅读面广，联想丰富，因此我们都是鬼扯大师。最近我惊喜地发现他为马云写了传记（马云称他“唯一可以信任的传记作家”），这是一个写作者的成就啊！他的访谈风格极其冷静，问话总是很简单：“你觉得你的个性是什么？”“你说服人的能力强吗？”不像有的记者为了卖弄自己搬出一大堆学问，罗哩罗嗦。对于他的文章，我是喜爱又喜爱。

　　你说，这是天恩的笔法吗？或者还是干脆说就是大师的明证呢？

　　四

　　我现在想写荣格科技集团董事局主席孙会喜先生。他刚刚在徒步走到北京的途中路过武汉，与我们相聚片刻，把酒言欢。一个多月前他从深圳出发，徒步走了一千多公里，剩下的路还有这么长。我想写他在路上走，因为这是一个象征。走，这不但是人类精神的象征，也是先祖留给我们的遗产，是天降的神昭。生命是一段旅程，谁不在走呢？当我们从一个生活在充满羊水环境里的小水生动物，变成一个呼吸空气的哺乳动物，我们学会了站立起来，学会了走。在这会儿我耳边响起了一部忘记了名字的电影里面的一个苍老的声音：走啊！然后是一群人追随着出发的情景浮现眼前。这是摩西出走埃及吗？公元前13世纪，以色列人为摆脱埃及法老的奴役和迫害，也为了团结起来，求得生存和发展，在摩西率领下一路忍受饥馑、颠沛流离，由埃及出走，向其祖先数百年前生活过的故土迦南迁徙；这是凯尔特人在走吗？公元50年左右他们走到泰晤士河两岸建立了伦敦城，而再过50年，高卢罗马人走到塞纳河左岸，另一座伟大的欧洲城市——巴黎就此诞生；这是1942年中国中部的河南人在走吗？他们走的不但是一个民族的苦难历史，更是生生不息的坚强意志；这是我们直销人在走吗？我们已经走了24年曲折而伟大的路途，而我们的未来仍将任重而道远。直销人将会永不停歇、没有犹豫地走下去。整个世界文明史就是一部迁徙史，世界的子民们走到有温暖的气候、丰足的水源、茂盛的草木、充足的果实的地方，去生存、去发展，走到太阳底下，去追寻光明、真理、生命的奥义。孙会喜的徒步行走，这是中国人一如既往向前迈进的身姿，也是他个人精神的展现。他给我们讲了很多故事，那些值得一书的传奇，能够让我们沦入倾听。每个人的生活史都有无限的精彩，意义静卧其间，等待一支笔去挖掘。2013年的某一天，一份采访迄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企业、深圳残友集团总裁郑卫宁先生的录音送到我这里，他是作为一家杂志封面人物采写的，而之前别的记者三易其稿没能让他满意。我在采访录音里听出了这个残疾人企业家有拯救同类的宗教情怀和社会公民理想，于是我将他定位为“念及世界各地正面临成败的其他人，以自己勇敢面对生命陷落的悲苦和勇敢经历，鼓励、帮助他们自强不息、离苦得乐”，而不仅仅是把他当成一个自强不息的残疾人企业家。我还知道他心中有一种痛：在他功成名就的时候，无悔支持他一路的太太从深圳一座高楼的23层坠落而亡。这背后有不能言明的故事，谁都认为不该写，但我仍然大胆地以绯句的文体写下了“一片秋叶静静落下”的挽歌，以勾起他从未示人的哀伤和忏悔。我拖到最后一天交稿，不给他本人毙稿的机会。文章发表后，他哭了；他说，我懂他；他，向我遥致谢意。许多企业家的思想和经验都值得我们书写下来传于后世，他们作为这个世界上优秀的男女正切入外王内圣、跨界人神的变轨上。他们是复杂的人，会有若干道德缺陷，有时候也胡来，但只有他们能够打破我们生活中令人绝望的安静。利顿·斯特拉奇在《维多利亚名人传》前言中写道：写出一本好传记，可能和度过一个好人生同样困难。惟其如此，我们更加努力。

　　目前，孙会喜先生正在写他的下一本书《内观荣格》，那将是他的精神史、思想史。他将思想和身体都打发到了路上，他要做一个自由的人。而这是三木清散文里所说的：

　　旅行使我们的好奇心活跃起来。然而，好奇的心理绝不同于真正的研究欲望和求知欲望。好奇心是反复无常的，不愿停留在一个地方认真观察，而是不断转移。不停止在任何一个地方，不深入到任何一件事物之中，又怎么可能真正地了解一件事物呢？好奇心的根子就是飘忽不定的漂泊感。此外，旅行使人伤感。但如果在旅行时只一味地陷入伤感情绪中，就不会有任何深刻的见解和独特的感受。真正的自由是就事理来说的自由。这不单单是运动，而是既运动又静止；既静止又运动。这就是动即静，静即动的道理。“人生处处有青山”——这句话似有伤感之嫌，但是只有真正了悟了这句话意义的人，才可能真正体味旅行，能够真正体味旅行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人。

　　一条能够看到遥远的世界地平线上美丽光明景象的大路，孙会喜在那走。所有好的思想在路上奔走的时候都会留下光芒，照耀环宇。所以——

　　去吧！一本好的传记就是一颗高贵的灵魂在路上行走。

　　而这是可以实现永生的朦胧愿景的。

　　董玮

　　帝瑞集团副总裁、《中国直销元丛书》总编辑、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1982年大学毕业后进入湖北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现任编审。曾在中国第一次引进西方成功学著作——美国拿破伦·希尔《人人都能成功》（1989），长期盘踞中国图书畅销书榜。1999年创办《成功》杂志，任社长兼总编辑至今；《成功》杂志曾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效期刊奖、湖北省优秀期刊奖称号，2004年转型切入直销领域，曾多次采访直销界各类人士，撰写直销类文章数十篇，出版直销著作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