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永不消逝的声音

　　年近九旬的苏秀常有种孤雁失群的感觉，作为缔造了译制片黄金时代的上译厂第一代配音演员、导演，她眼见自己的老同事、老朋友--陈叙一、邱岳峰、于鼎、毕克、尚华……一个接一个离去，眼见自己钟爱的事业逐渐没落。老人说，译制片就如她的孩子，她希望它活着，好好活着，但她也知道任谁也留不住一个时代。“‘我们的时代’行将结束。”

　　1984年的一天，与译制片为伴三十余年的苏秀，把自己珍视的剧本、资料全部打包，通通当做废纸卖掉。

　　那时的她以为自己这辈子再不会碰译制片，而她用声音塑造的那些角色，《孤星血泪》中的哈威莎姆小姐，《尼罗河上的惨案》中的奥特波恩太太，《化身博士》中的女招待艾维，《卡桑德拉大桥》中的军火商夫人妮科莱，《天书奇谭》里的老狐狸……都将成为远去的回响。

　　自上世纪50年代起，作为中国第一代配音演员，苏秀和她上海电影译制厂（以下简称：上译厂）的老同事、老朋友邱岳峰、尚华、毕克、于鼎、赵慎之等人，用声音在干枯的岁月里为中国人造梦，他们那些充满着人性的如甘泉般的声音，影响了几代人的电影认知与文化审美。

　　那真是译制片的黄金年代。

　　“文革”十年，这些配音演员大多挨过一段乌云遮日的日子，但转入80年代，译制片又迎来了春天，而苏秀这些配音元老，那时已年届半百，却都意气风发、干劲十足。

　　然而，世事难料。

　　1984年根据上译厂“一刀切”硬性规定，苏秀、尚华、于鼎、赵慎之等14位导演、演员、翻译同时退休，上译厂灵魂人物老厂长陈叙一退居二线。

　　猝不及防的一刀，生生剜在老人们的心口--做了几十年、爱了几十年的译制片，不再需要他们。

　　当苏秀把多年累积的剧本、资料一件件打捆时，她觉得心死了，觉得这辈子都不会再碰译制片，不会再回这个圈子。

　　然而，决绝的转身背后，往往是深沉的爱。也正因这份爱，让苏秀无法真正远离她所钟爱的事业。

　　从上译厂退休后，苏秀先后受邀为上海电视台及上海音像资料馆配音、导戏。75岁那年，她学会了电脑打字，在键盘上敲敲打打28万字的回忆录《我的配音生涯》于2005年出版。书中不仅回顾了她在配音界六十年的工作生活，也记述了老同事们的台前幕后故事。

　　苏秀想不到自己的书会热卖。去签售的路上，她和责编陈飞雪说：“没人来怎么办？”然而，当她踏进大厅，看到现场挤满排队的人，队伍从大厅绕到楼梯上，又从楼梯上绕下来。她说，自己这辈子的辛苦，值了。

　　让苏秀更加想不到的是，2014年冬，《我的配音生涯》修订版推出，老人在初版基础上对文字进行了增补。在她看来，人们愿意买她的书、读她的书，是因为爱着上译厂他们那个团队。只是，五十年代进厂的男演员，如今全都不在了，仍然活着的女演员也都进入了耄耋之年，“我们的时代结束了”，苏秀说，自己写下的只言片语，或许可以让那些逝去的伙伴在书里重新活过来，而她，也可藉此向亲爱的观众告别了。

　　“不是我的事业，是我爱的事业”

　　90年代初，早已退居二线的上译厂老厂长陈叙一病情严重，老同事去看他，安慰说，他的事业，一定会被继承下去。陈叙一由于喉管切开已不能说话，他在一块小板上写：“不是我的事业，是我爱的事业。”并用笔在“爱”字上用力戳了几下。

　　陈叙一，这位上译厂的缔造者，是苏秀笔下反复出现的名字。

　　1949年11月，开国大典后仅一个月，陈叙一带了三位同伴赶往东北长影厂取经，回到上海后，他立即在江西路福州路口的汉弥尔顿大楼租了间简陋的办公室，成立了上海翻译片组，也就是上译厂前身。陈叙一带着十几个人，硬是凭着一个旧话筒、一架旧录音机、一个皮包放映机，译制了苏联影片《团的儿子》。

　　1950年6月，翻译片组迁到万航渡路618号。苏秀就是在当年9月7日到翻译片组报到，那一天她的女儿刚满周岁。她记得同一天报到的还有杨文元、胡庆汉，他们与邱岳峰、尚华、富润生、张同凝、姚念贻等人，一起成为上译最早的配音演员。

　　当年的工作条件，可用简陋形容--车棚改造的排练间，也是全厂的会议室、演员休息室，而录音棚则 在三楼阳台。这个录音棚，则被苏秀他们戏称作“漏音棚”。

　　“我们的录音机比较落后，要录有混响的，就要把喇叭拉到阳台上。”苏秀说，虽然小喇叭扩音范围不算大，但有一次，演员一句“着火了”，还是把同一个大院办公的美影厂的人，喊得都从楼上奔下来。

　　与小喇叭相比，大喇叭的扩音效果更好，几条街都能听到。苏秀记得，有一天晚上，录反法西斯的戏，演员在大喇叭里喊“晚上九点以后，随便出来的人枪毙”，就为这一句词，他们得提前去派出所报备。

　　条件虽简陋，工作却容不得马虎将就。

　　为了让中文台词与原片的演员表演贴切，让人感觉就是外国演员自己说中国话，苏秀他们会把影片剪成二三百小段，接成循环，反复观看。“我敢说，没有人会像我们这样看电影。我们是把电影掰开揉碎看。”

　　陈叙一当年对译制导演要求极高。演员说错台词，他不骂演员骂导演；录音的声音不接，他也不骂录音骂导演。当年就因为演员赵慎之一句台词“雨停了”感情不到位，作为导演的苏秀生生被陈叙一数落几个小时。

　　不光苏秀，上译厂这些元老，没几个逃过陈叙一的骂。有一次，胡庆汉提前五分钟拿着剧本端着茶杯走出休息室，陈叙一站在录音棚前说：“你摆什么导演臭架子？”

　　老厂长最受不得工作拖拖拉拉。他一向要求录戏的导演和主要演员提前十五分钟到达录音棚，好让自己定下心投入工作。

　　但陈叙一从没骂过邱岳峰，甚至一句重话都没对他说过。

　　邱岳峰，这个被陈丹青称作“比罗切斯特还要罗切斯特，比卓别林还更卓别林”的配音演员，多年来却背负着一个巨大的历史包袱。据说解放前邱岳峰曾跟着一个军官去郊游，去了后才知道是去抓共产党，后来这个被捕的共产党员牺牲了。解放初期，有人揭发邱岳峰是参与了这次抓捕行动的人员，在那个“有罪论定”的年代，邱岳峰被“内控”了近三十年。

　　苏秀觉得，能够遇上陈叙一，是邱岳峰不幸中的万幸。前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重用他，不仅是惜才爱才，还有对他的尊重与同情。

　　而邱岳峰为了获得平反，也坚持过、盼望过。只是，他最终也没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悲剧发生在1980年3月29日，深感平反无望的邱岳峰，在多重现实造成的沉重枷锁下，吃了过量安眠药。这是他第三次自杀并最终成功的一次。

　　2009年夏，邱岳峰长子把父母的遗骨从苏州迁回上海，落葬地点选在奉贤海滨的一个墓园，选在老厂长陈叙一的墓旁。

　　“每一部片子在手，都如履薄冰”

　　和陈叙一共事多年，苏秀他们似乎也都得了他的“真传”，比如苏秀几十年来录戏同样不能容忍别人误场。她退休后在上海电视台任译制导演时，曾有人私下传：“老苏来录音，大家都是一路小跑。”

　　除严格守时，陈叙一打在老下属们身上的烙印还有很多。他要求苏秀他们多读翻译小说，要求译制导演学一点外语，要求翻译、导演读读《圣经》，因为西方人生活中经常会用到圣经典故。他还提倡大家背唐诗宋词，听评弹，看话剧。那时上译厂的学习氛围非常浓，不录音时，休息室中常常人手一本书。

　　事实证明，这些积淀对导演演员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苏秀就多次受益于自己学过的外文。

　　有一次，苏秀和尚华为莎士比亚名剧《李尔王》整理口型本。剧中，当埃德加在旷野中看见被剜去双眼的父亲时，惊呼：“Oh，my sweet eyes！”口型本上译：“哦，我亲爱的眼睛！”与情节对照，苏秀认为不妥。她请翻译查看辞典，是否还有其他解释，而尚华则在一旁念念有词：“这种情况下，比较可能的说法是‘哎呀，我的天哪！’”翻译兴奋地接到：“这句话有十六条中文释义，最后一条还真是‘哎呀，我的天哪！’”

　　对台词的深究与打磨，其实是陈叙一的一贯风格，且最见其翻译功力。

　　《加里森敢死队》中，一帮乌合之众的首领，既不适合译做长官，也不适合译成先生，陈叙一一句极传神的“是，头儿”，解决问题。《尼罗河上的惨案》里，小两口走了，波罗跟他们告别，译做“别太着急”、“慢慢来”，都欠点味儿，陈叙一一句“悠着点”，上口又含义无穷。《赏金杀手》中，一句原文直译为“告诉我，你年轻过吗”的台词，被陈叙一改成了“你也曾……年少好胜吗”，可谓贴合情境，一语中的。

　　但这些看似神来之笔，每句都来得不容易。

　　80年代进入上译厂的配音导演、演员曹雷，曾在追忆陈叙一的文章中写道，“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对译制工作钻得那样深……他译出的剧本既注重对白的口型节奏，又注重达意的准确细致；既在外文上做到还原，又在中文上做到讲究。”

　　陈叙一生命的最后一两年被喉癌折磨，失去声带。曹雷记得去医院看他那天，他在纸上写下“从此无言”四个字，写完双手掩面。

　　但陈叙一还是凭着顽强的生命力挺过几十次放射治疗，开始以笔代言，重拾工作。那时，曹雷邀请他为自己担任译制片导演的《黑暗的公正》一片做本子。陈叙一欣然应允。不久，厚厚的译本交到曹雷手里：一句句对白仔细画上了停顿号、连续号；画面没有人物形象的台词注上了“画外音”；稿纸四边的空白处写满了注释；有的词汇他从不同字典查出不同解释，一条条写在旁边，并标明他认为准确的解释。因为知道曹雷在玩牌方面是个外行，他甚至在一处写明，影片中那些人在玩什么牌，这种牌怎么个玩法，玩牌的人怎么叫牌……

　　然而病魔并未收手，放过这个老人。1992年陈叙一去世。曹雷感慨，那堵坚实的可以依靠的墙，从此没有了。

　　陈叙一有个多年的习惯，做本子时数口型，手指会不自觉敲起音节。在他弥留之际，身边人看到他的手指还在床沿上一下下轻扣。

　　退休后的曹雷常被影视剧组请去配音，让她感到困惑的是，剧组不要翻译仔细推敲也能拿出剧本，导演不做口型本照样可以进棚，演员不看全片一样可以配戏。

　　类似的困惑，苏秀也有。

　　有一次，她在影院看一部关于尼斯湖水怪的电影。片中一段承接故事发展的关键台词，苏秀怎么也听不懂。

　　或许，当配音成了流水式的机械加工，再没有人像他们当年那样将其视作精雕细琢的艺术，如曹雷所说“每部片子在手，都如履薄冰”。

　　“指挥家”和“油漆匠”

　　对苏秀那代人而言，精细，更像是融入血液的习惯。她记得，当年他们会为翻译一句“如果你相信我曾经杀了五个人，你也不应该相信我爱你的心会变”，来来回回推敲3个小时。

　　不仅做本子要细，演员背词、进入角色同样如此。

　　尚华，这个配过黑帮头子罗蒙诺、配过《爱德华大夫》里老教授阿历克斯、《非凡的艾玛》里演出经纪人、《虎口脱险》中乐队指挥的“尚二爷”，是出了名的仔细。而他的勤奋更是出名，无论接什么戏，尚华都要把台词念六七十遍，直到熟稔于心。上译厂实录棚的走廊里、演员候场室、上下班的路上，都能见他念念有词。公认和尚华有一拼的是“佐罗”童自荣，老演员李梓曾说，别人配戏时，童自荣总默默坐在角落，看似心事重重，其实他是在心中默词。

　　《虎口脱险》中乐队指挥是尚华的代表作。配戏那几天，他的血压一度升到一百九，可他坚决不让苏秀向领导汇报，理由是：好不容易抓住人物感觉，一休息，感觉准跑。

　　乐队指挥出场那场戏，语速密集且要求一气呵成，实录前尚华一有空就钻进放映间专练这段，以致放映员对他“视觉疲劳”，见他便说：“尚华你怎么又来了？你就没完了？”

　　在上译厂，尚华和于鼎是出了名的“哥俩好”，平日斗起嘴如一对活宝，一如《虎口脱险》中他们二人所配角色“指挥家”和“油漆匠”。作为该片译制导演，苏秀对尚华有一点不满意--唱歌跑调。一个指挥家怎么可以不在调上？所以片中尚华开口唱的“鸳鸯茶，鸳鸯茶……”其实是由同事严崇德救的场。

　　苏秀觉得，尚华不是邱岳峰那种满身机灵劲的天生的配音演员，但他肯下苦功，而他的好兄弟于鼎却总是过高估计自己，也因此成了上译厂尽人皆知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棚里排戏，刚开始，他不是说错词，就是没对准口型，一遍遍“磨”下来，别人累得筋疲力尽，他却来了感觉，结果是，他配的戏出色，别人的戏早被磨平。

　　厂里不少人受过他的“害”。一次配音需要一个拍台子的音效，音效师拿不准于鼎何时进入状态，只好每次录都使劲一拍，手都拍肿，于鼎仍旧不是忘词，就是口型不对。

　　在录《雾之旗》时，有一场赵慎之和于鼎的对戏，后者不过几句话，前者则要大哭大喊。可任凭赵慎之怎么哭喊，于鼎感觉还是没来。

　　可赵慎之愣是没烦。至于原因，苏秀开玩笑说，大概她爱吃他的烙饼。吃人家嘴短。

　　不光赵慎之，上译厂这些老同事，其实没有谁会真正和于鼎计较，因为他除了“可恨”，也挺可爱。

　　于鼎非常喜欢管些杂七杂八的事情。

　　人家剧务钉好的剧本，他嫌不好看，要一本本拆开重钉。为了这个，他还准备了全套工具--一块木板、一把小榔头、一个锥子、一堆钉书钉。演员组谁想吃炸酱面，就会说：“于鼎，弄点炸酱面吃吧。”他准头一天买好面条，炸好酱，第二天，亲自到厨房去煮，然后再一碗碗盛好，端到楼上来。

　　尚华也曾挤对于鼎，不许他再鼓捣杂事，生起气来也发过誓，这辈子再不和于鼎配戏，但转天哥俩又好成一个人。

　　2004年，上海电台节目主持人金蕾策划一套广播节目《声音传奇》，采访尚华那天，老人问金蕾能不能帮他录一盒《虎口脱险》的录音带，他可以经常听听，好像已经离世的老朋友于鼎还在身边。

　　“任谁也留不住一个时代”

　　2005年尚华去世，他生前配的最后一部戏是《角斗士》，那时他已七十八岁，他说自己下面一遍遍准备，可对着话筒还是不行，磕绊，口型也不对，将近两个小时，老人急哭了。

　　尚华有个气壮山河的誓言：死在话筒前。但命运还是让他死得像个普通老爷子。

　　演员林栋甫曾在回忆忘年交尚二爷时说，“他有五个子女，成家后没住房的就和老爹老娘挤在一起，在这里找不到二爷的空间，床边那个缝纫机或许是他可以伏案的书桌。”

　　尚华去世前心血管做了支架，自己需支付四万元，还是苏秀召集了几个亲近的人帮他凑了一万元。

　　对尚华这些上译厂老演员而言，录音棚和家这条线，一头是云上的日子，一头则是愁苦的生活。尚华有个酗酒的儿子。他曾拉着林栋甫说：“我怕他醉死在路上，我得救他啊。可我不知道怎么办！”说完，老人摘下眼镜，捂住脸，哭了。

　　至于他的好兄弟于鼎，妻子患有精神病，于鼎省吃俭用一辈子，离开时，给妻子留下了一点积蓄；邱岳峰在世时，一家人住在十七平方米的小屋，最多的时候住过七口人；而高仓健的中国代言人毕克，90年代初退休后，苏秀听到关于他的尽是些不好的消息：儿子先他而去，工作不顺心，病危住院……那时在杭州女儿家居住的苏秀，还特别回上海看望他。苏秀记得那次见面，毕克由于哮喘病严重发作，不得不装了呼吸机。一辈子靠语言工作的配音演员，再也不能说话。面对苏秀的安慰，毕克只是友善地苦笑一下，在小黑板上写道：“我的病不可能有好转了。”

　　对于老演员们的境遇，长期关注译制片的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孙洁曾表示，1984年上译厂粗暴的“一刀切”，让这些老艺术家没有经历一次评级就退休，使得他们在退休工资、医疗、住房各方面都得不到与他们的贡献相称的待遇。“多年以来，配音艺术仿佛只被那些甘愿献身于它的人们重视着，到了权威职能部门那里，却常常没来由地被忽略，被冷淡，甚至被打压。”

　　眼见自己为之付出一生的译制片陷入低谷，苏秀想不通。2006年4月，她张罗召开了一次名为“活着，还是不活”的中国译制片讨论会。会上，苏秀说，自己是为托孤而来。老人至今还记得，编剧史航发言时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产物。唐代兴旺的诗歌，到了宋代，就让位给了宋词。我们应该以欣赏唐诗、宋词的心情来欣赏八十年代的译制片，就不会感到失落。译制片的辉煌必将一去不复返。”

　　“可是译制片就像我的孩子，我死了没关系，我希望它活着。”忆起那次“托孤”，苏秀一阵怆然，“会上大家基本认为译制片没有希望了。”

　　此后，“无望感”一次次戳痛老人。

　　几年前，八十年代进入上译厂的狄菲菲完成译制电影《达芬奇密码》，想让苏秀到电影院看看效果。然而影院经理却说，他们这里来的都是白领，从不放译制片。当听说苏秀是译制片老导演、老演员，影院才特别为她放了译制专场。偌大的放映厅，加上苏秀，不过寥寥十几人。“你让我对译制片还怎样有信心？”

　　因为懂英文的人多了，所以大家不再需要译制片？

　　苏秀觉得不尽然。她还记得，1981年她和毕克列席参加了一场“西欧电影讨论会”，与会专家外文个顶个棒，但他们却也很难看懂会上那些没有配音没有字幕的影片。“大多数人只有通过母语，才能毫不费力地了解原片，才能领会语言细微之处的含义。”

　　究竟是什么使译制片衰落？

　　苏秀说，如今一些鱼龙混杂的配音，败坏了译制片的名声。另外，现在引进的片子尽是打打杀杀、外星人、穿越，从故事内涵、人物性格塑造上，配音怎么努力也不会好看。“总之，大环境使然。”

　　当爱了一辈子译制片的老人，平静说出“译制片快死了”时，旁人又怎能真正明了，平静话语背后的内心波澜？

　　如今，年近九旬的苏秀常有种孤雁失群的感觉。她说自己就像一朵孤独的浪花，将她冲上岸的那股大潮已渗入沙滩，了无踪影，唯有她还寂寞地留在沙滩上，放眼四顾，已没有多少同伴。

　　好在还有那些爱着译制片的观众。就像作家程乃珊所说，能坚持在台下用掌声送别那些难忘的声音的，尽管掌声微弱，却一定发自肺腑，是天涯知音。

　　（本文参考：苏秀《我的配音生涯（修订版）》、苏秀主编《峰华毕叙》、孙洁《行走在消逝中》、纪录片《译制片回眸》及童亚男《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等）

　　苏秀

　　苏秀，中国第一代配音表演艺术家，上海电影译制厂著名配音导演、演员。1926年出生于长春， 1931年迁居哈尔滨。1947年冬，随丈夫调动工作来到上海。1950年起先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演员和译制导演。1984年退休后在上海电视台和上海音像资料馆任译制导演。现居上海。

　　苏秀用声音塑造的外国影片中的经典形象不计其数，还以出众的才华执导了一百多部译制影片。配音代表作品有《尼罗河上的惨案》、《第四十一》、《孤星血泪》、《化身博士》、《红与黑》、《为黛西小姐开车》等；译制导演代表作有《阴谋与爱情》、《中锋在黎明前死去》、《远山的呼唤》、《我两岁》、《天鹅湖》、《虎口脱险》、《冰海沉船》、《砂器》、《英俊少年》等。

　　上译厂的“编辑制”

　　陈叙一带领的译制团队，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形成一套制度化规则与流程。

　　陈叙一对剧本极度看中。在他看来，“剧本，剧本，是一剧之本”，正因如此，才催生出上译厂的“编辑制”。就是说，由甲翻译的剧本，由乙担任编辑，对口型进行修改。如果原翻译水平较低，则配备一个水平较高的翻译。编辑在银幕上是不挂名的，但要和翻译、导演一起参加初对，要负责剧本修改，要负责回答导演的提问，所以也必须做充分准备。

　　文｜《小康》记者 罗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