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贺铨：国民互联网导师

　　他是李总理点名会见的四位中国互联网精英中唯一的院士，短短8分钟给总理出了四个“考题”；他每天3小时泡在网上，通读所有互联网企业家传记，然后，颠覆曾经在传统垄断电信阵营那一边的自己，他说，动摇霸主地位的是创新。他，是邬贺铨

　　自1975年到今天，在邬贺铨身上，可以看到独特的中国互联网叙事。

　　他被列为影响中国3G(TD-SCDMA)的决策人之一，在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的40分钟主题演讲，被马云称为“院士单口相声”；他是李点名会见的四位中国互联网精英中唯一的院士，短短8分钟给总理出了四个“考题”。

　　百度搜索他的名字，相关词条1780万条，远远超过周鸿祎。所有搜索几乎全部是他在各大论坛、院校等公开场合的观点陈述，标题通常为名字加冒号的组合。

　　邬贺铨今年72岁，性格乐观，回避粉饰，对任何“负能量”不欣赏。当《小康》记者求证他是否为解决中国宽带问题遇到阻力，他迅速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会有不同声音，没关系，不断修正”。另一方面，他又批判各类保守、不变革。“颠覆”在他身上随处体现，批判体制，期待深化，期待改革之心赤子一般。

　　国家回报邬贺铨以荣誉。他是现今中国最有地位的互联网院士，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科研领域，无论是在高层还是在民间，他都有着独一无二的影响力。

　　他每天3小时泡在网上，通读所有互联网企业家传记，然后，颠覆曾经在传统垄断电信阵营那一边的自己，他说，动摇霸主地位的是创新。

　　院士的颠覆相声

　　中国人真正接触互联网，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1994年4月，中国实现了与Internet的全功能连接。从此，中国正式成为真正拥有全功能Internet的国家。

　　这背后却是，邬贺铨及其同事们，为了中国互联网的接入，准备了整整15年。

　　1979年，邬贺铨在成都邮电部五所，主持开发出国内第一个60路复用设备；随后，研发中国第一套SDH设备，为日后他最早从事的ISDN（“一线通”上网技术）的研究打下基础，此后，作为项目和总体设计负责人完成了ISDN 2B+D和 30B+D NT1的开发，也即完成了“七五”攻关任务。

　　中国人从最早的拨号上网，到ISDN一线通（编者注：同时支持电话与上网两项任务）、宽带ADSL、光纤入户、3G网络、4G网络、移动互联网，乃至今天的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邬贺铨他们面临更多的是对“过去自己”的一次次颠覆。

　　2014年3月，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这位老一代电信领域权威专家，大唐电信原副总裁，却力挺电信、金融等传统垄断行业挑战者--互联网企业。40分钟的主题演讲，被马云称之为“院士的单口相声”。

　　马云表达对邬贺铨演讲的认可：“我们还是感谢你”，乌镇大会后，他和邬贺铨被邀请与李总理座谈，他面对后者说，你帮企业讲了不少话，为我们互联网企业发展创造不少空间。

　　这种能够与最高层直接沟通的身份，有时会令邬贺铨的处境非常微妙。2014年3月13日，杭州，面对李总理，仅有8分钟时间发言的邬俨然“企业家代言人”，提了三个建议，每一个都关乎互联网企业，又要求政府“作为”。

　　邬的建议，句句指向“开放”--政府开放大数据，几乎是所有大数据企业者的心声。他看看马云，甚至在建议汽车行业开放准入门槛时，直言电动汽车如果由马云来做，那是个什么局面？政府出资组建第三方非赢利云计算服务中心，被他放在第一位提出，当然，以他院士的谨慎求证，这些建议之前他设定了诸如不违反国家安全和保护公民隐私的前提。

　　“明天我要到杭州吉利汽车企业去，你们互联网企业跟我去。”听完邬贺铨的提法，李当即做出决定。

　　邬贺铨在互联网界的身份，更贴切的是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然而，对这一角色他曾经犹豫。

　　2011年，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人选锁定邬贺铨，他并不积极：“我已经兼任好多理事。”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深知互联网协会比其他协会领导难当，表面看是技术，更多时候是部门利益协调，更会触及意识形态的管理。

　　邬保持了他一贯互联网式“创新”个性，从一个电信领域传统专家，完成服务互联网企业的“转身”。

　　“大智物云”--邬式自创词汇，频频见诸各类演讲。这位身为光纤传送网与宽带信息网专家的广东人，以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音，介绍道--“早年中国移动入股浦发银行，每年给他贡献几十亿纯利润，可是国资委批评中国移动了，现在市值这么高，国有资产流失。”

　　近十年，邬更像一个导师，指引互联网方向。他很少谈及自己辉煌的过去，那是光纤入网的二十年。

　　“我们必须迅速调整”

　　中国人的数字通信，是在一次次变革中壮大的。而最初的变革始于上世纪70年代--

　　1975年4月，邮电部在重庆召开会议，中国的数字通信标准何去何从？关系中国数字通信体制的方向，当时还是重庆邮电部第九研究所研究人员的邬贺铨，力主从美国标准转为欧洲标准，支撑了当地市话的数字化与世界同步建设。这次会议对于中国数字通信的发展来说，“值得载入史册”。

　　当年，32岁的邬贺铨负责主攻国内首批PCM30路（编者注：PCM即一种话音处理技术）产品研发，之后，国内通信网开始装备，该系统获得了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奖。

　　邬贺铨出生于邮电世家，父母都是广东省邮电管理局的职工。少年时期经历父母双亡之痛的邬贺铨，无奈高一退学，改上中专广东邮电学校，学习市话专业。

　　1960年，邬贺铨以优异成绩从中专保送到武汉邮电学院学习。当时武邮有个老师要求甚严，声称他的功课能及格就很光荣了，邬贺铨竟然能考到90多分，甚至满分。1969年邬贺铨被分配至四川眉山电信总局505厂。

　　邬贺铨事业的早期，对于一位通信科学家来说，并不算一个好时代。到1978年，全国电话普及率仅为0.38%。 他从事的研究是美国标准，当时美国已升级到第二代，但邬贺铨所在的项目组为适应中国当时的开发条件，搞起了国际上没有的组合，话音质量虽差一点，但对后来研究打下了基础。

　　在上述那次载入史册的邮电部会议上，邬贺铨一度推翻自己，提出转向欧洲标准研究的总体方案，并负责终端总体设计。

　　1987年邬贺铨参加国际电信联盟会议时，确信同步数字系列(SDH)是个方向。当时他敏锐提出：“信息技术和市场每天都在变化，我们必须迅速地调整。”1991年他和团队终于如期研制出了STM-1/STM-4复用设备样机，中国在同步数字通信上，与世界站在同一时间窗。

　　这是一段在中国互联网历史上初步探索的旅程，环境上也颇多掣肘。1993年，他任863（编者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通信技术第二届主题专家组组长之时，互联网还没有进入中国，很多专家对此还不理解。

　　邬贺铨当时的难题是，互联网接入是做ATM交换机还是路由器？那时有两派意见：电信领域主张交换机，互联网领域观点是路由器。邬当时的身份还是信息产业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他打破自己专业的局限，倾向于后者。他坦言自己是互联网的追随者，但路由器由于计算机专家组的进程搁浅，通信组开始向无线上网CDMA方向转。

　　“在中国，4G（编者注：第四代移动通信）容易，频谱来得不容易，所以且行且珍惜”。2014年4月，邬贺铨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的讲话，绝非简单的热门词汇表述。

　　十年前的2003年，中国还没有听说3G的时候，作为战略研究者，邬贺铨便组织起草了一批互联网基础研究的课题，其中，包括无线互联网研究的方向。同年，作为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起草组成员，他提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的重大专项，项目定位就是3G、4G，甚至5G，这一预算达到500亿的项目，预计历时14年。纲要2006年颁布，预算到2020年，将中国建成无线通信强国。

　　期待改革，期待深化

　　邬贺铨对《小康》记者说，自己会关注有争议的文章，全面透析正反两方观点。身边工作人员评价他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对此邬贺铨的解释是，“自己讲的东西自己要信”。

　　2004年，时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的邬贺铨从中央党校毕业，写了篇文章为《论在网络时代党的执政能力》，核心观点是：当今的领导干部不能靠先知，而要靠先觉。支撑这一观点的理论颇为信息化--过去我们党，是一层层传达红头文件，所以领导干部比群众先知道，老百姓感觉水平真高。现在网络时代，老百姓知道得比领导干部还多，靠信息不对称领导已经不行了，而要靠先觉。

　　邬贺铨这种独立思考态度，颇受企业界和媒体欣赏，同时他也不惧怕任何不同的声音，“没关系，不断修正”，因为他认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他毫不避讳批评运营商在通信市场上的失职--讲述自己在日本调研期间，看到运营商在研究手机制造，得知是政府要求具备的社会责任之一。“我回来问过电信运营商，他们说政府只要求我们保值增值，我们不需要带动国内制造企业”，邬贺铨为此痛心，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市场，而中国没有把市场当作资源。

　　邬贺铨在公开场合的反思，远不及他向管理者的质问。2011年，在一次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毫不留情质疑工信部、发改委和财政部--中国的网络是靠老百姓撑起来的，国家为何不建立宽带普遍资金？世界100多个国家都建立宽带普遍资金，谁做农村补贴谁，唯独中国没有。他提议，从运营商上交的钱一部分抽出来作为国家宽带普遍资金，结果得到的答复是，让运营商自己来投资，运营商应该尽社会责任。

　　2013年8月17日，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宽带中国”战略实施方案，部署未来8年宽带发展目标及路径，意味着“宽带战略”从部门行动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国家宽带战略制定组组长，邬贺铨对此却并不满意，他首度回忆，当时打给财政部的报告是，建立国家宽带普遍服务基金，财政部改了两个字，建立国家宽带普遍服务机制。

　　相较于邬贺铨对政府的期待，对互联网企业，他的宽容度颇高。互联网协会理事长的身份，让他必须面对这个不成熟的互联网市场争议的成长，诸如“3百大战”、“3Q大战”等等互联网界的厮杀，最初都是先由互联网协会调解。

　　“3百大战”最终判定360败诉的依据，是互联网协会根据国际协议订立的自律公约，周鸿祎签字认可。

　　这是一份“黑名单”公约--邬贺铨在确定这一公约属性时，最大限度呵护互联网企业的成长。他说，互联网是讲创新的，管得太死，无法创新。只能做黑名单，“我没写不能做的你就可以做，这样，空间就大了。”

　　文｜《小康》记者 屈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