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新疆来》：在这里看到自己

　　来自新疆的摄影师库尔班江，用镜头记录100个来自新疆的普通人，和100种真实朴素的生活，它们或许能为你解答一个真实的新疆。而库尔班江更希望每个中国人都能通过他的镜头看到自己--无论来自哪里，你我他都没有什么不同。为家庭、为理想、为自己，越努力越幸运，越勇敢越能改变

　　每天早晨，库尔班江·赛买提总会把人工泪液滴进干涩不适的眼睛，这个无奈的“习惯”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划出一条痕迹，同时又将“断裂”的两种生活紧紧相连。

　　库尔班江，维吾尔族，出生在新疆和田。他用“混世魔王”调侃自己的年少轻狂，为了打败欺负过自己的同学而学习拳击，误打误撞在拳击比赛中小有名气，拳头给了他荣耀--全疆拳击比赛亚军，同时一记重拳也使得库尔班江的左眼受伤。库尔班江拳坛生涯终结，加上父亲突然“消失”，衣食无忧的少年必须挣钱，那一年他18岁。

　　在一所学校门口给学生拍照片，面子还是挣钱反复纠结在他的脑海里，库尔班江呆了三天，终于豁出去了。那一天下大雪，学生们排着长队找库尔班江拍照，一天就拍掉了12卷胶卷。两元钱拍一张，他拍了40多天，赚了2180元，库尔班江留下50，其余都交给了妈妈。

　　为了做生意，库尔班江离开和田，和他第一次远离家乡到博尔塔拉上师范学校不同，从乌鲁木齐到内地，21岁的库尔班江第一次走出了新疆。首次出疆的库尔班江最大的收获是找回了失踪四年的父亲。

　　2006年到北京广播学院（今已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深造而再度离开新疆才是他内地生活的真正开始。“从新疆出来后，我接触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被生活上的种种撞了一遍，每天都有思维上的碰撞，边撞边学，边学边成长。如果没有那些酸甜苦辣，没有那些无私帮助过我、爱我的人，我今天也站不到这个位置，干不出这些成绩，做不了今天这个库尔班江·赛买提。”

　　今天已是自由摄影师、纪录片摄像师、独立策展人的库尔班江在新书《我从新疆来》中写下了上面的文字，书里记述了库尔班江的生活，也有100个新疆人故事的影子。库尔班江更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在书里看到自己--无论来自哪里，你我他都没有什么不同。为家庭、为理想、为自己，越努力越幸运，越勇敢越能改变。

　　最接地气的人的生活才能打败偏见

　　如果不是昆明火车站的暴恐之夜，库尔班江应该按计划在做《我从新疆来》纪录片的筹备工作。然而，这一天，2014年3月1日，这个让库尔班江至今说起来依然痛心的日子，打断了他的计划。

　　“昆明事件对我影响很大，那是我有生以来最痛苦不安的一段时间。”库尔班江看到新疆和内地的误解又被人为加深，内地对于新疆人的拒绝和排斥更甚以往。他开始担心，他的两个弟弟和父亲，不少新疆朋友都生活在内地，他们会不会因此受到牵累？

　　暴恐分子不能代表维吾尔，更不是新疆的标签，库尔班江在考虑，如何让人们看到新疆最为本真的底色？当时，他在筹备纪录片《我从新疆来》，已经整理出来一些故事和照片，主人公都是最普通的新疆人，在内地从事各行各业，他们是父母，是儿女，是妻子，是丈夫，是兄弟姐妹，最本质的是他们都是中国人。2014年4月1日，库尔班江在网易《看客》栏目上推出了30个新疆人的故事。

　　之前，网上对于新疆尤其是维吾尔族的“声讨”之势日盛，各种不理性的谩骂和对骂等网络暴力蔓延。这组图片故事推出后，库尔班江惊喜地发现，近5万条评论中，绝大多数是理性和正面评价。“一位网民让我特别感动，昆明事件后他在网上还骂过。他说要为自己的无知致歉，看到这个照片他才发现，我们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殊，所有人都是为了家庭在奋斗。”库尔班江告诉记者，这也正是自己的初衷，通过照片告诉人们不要跟着恐怖分子走，他们就是想制造矛盾，矛盾越大他们越高兴，“那些恐怖分子就是希望我们的右手拿刀砍向自己左手，我们自己一乱，他们就在过年”。

　　30个人的故事就能产生如此反响，100个人岂不是效果更好？库尔班江决定，出本书。

　　不到20岁就办过个人摄影展，一有机会就向外界介绍大美新疆的库尔班江对于出本图片故事为主题的书本该驾轻就熟，但这回他开始细细掂量。

　　迎合别人对新疆的看法就是失败，库尔班江觉得，生活，唯有最接地气的人的生活才能打败偏见和刻板印象。

　　库尔班江想，还原一个新疆，还是要靠新疆人自己。“我们不希望别人给我们贴标签，也不需要同情，和每个人一样，我们要的也是被尊重。”库尔班江说，自己书里收录的100个故事有长有短，有学者、有官员、有工程师、有医生、有律师、有卖馕的、有舞者、有卖烤肉的、有飞行教练、有运动员、有玉石商人、有媒体人、有学生……他们都从新疆走出来，对国家和社会尽着自己一份力。

　　在选取采访对象时，起初，库尔班江只想拍维吾尔族这个群体，但随着想法日臻成熟，蒙古族、塔塔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汉族、锡伯族等世代混居于新疆的人们也进入了他的镜头。

　　经过半年筹备、采访、拍摄，《我从新疆来》在“自己讲述自己”的基调下成书，苦与甜、悲与欢、顺与逆的小故事揭开了几十年来新疆人的生活与思想，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以至于库尔班江总在不同场合强调，“这不是我的书，而是我们的书”。

　　走出去与走不出去的隔阂

　　谈起“我们的书”，库尔班江没有更多地替主人公代言，而是提到歌手汪峰的《北京北京》，以期表达出一种漂在大城市的感受--“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我在这里死去”。其实，北京仅属一个意象，它是中国社会飞速发展中飞奔在前的所有大城市的代言，上海、广州、深圳等与其没什么不同，它们都给了漂泊者向往、机会、失落与希望。

　　青年演员佟丽娅第一次见到北京是在1999年的国庆花车表演，“北京好美，连房子都是玻璃做的，还会发光”，可能从那时起，她的心里就埋下了一颗关于北京的种子。而这颗关于京城梦想的种子让伊宁姑娘佟丽娅历尽艰辛，初闯北京时去新疆餐厅跳民族舞以维持生计，大学四年为争取演戏机会跑了100多个剧组递资料，租下便宜且闷热的房子似乎在火车的隆隆声中颤抖……一路摸爬滚打成就了今日的佟丽娅，也像镜子一样印出新疆人的现实，努力努力再努力。

　　在拍片过程中，库尔班江对于主人公们的努力生活感同身受，而这种努力常常并不是心无旁骛的奋斗就能到达彼岸的，其中还夹杂着抗拒--内地人和新疆人由于误读带来的抗拒，而这正是一种“不正常”，亦是《我从新疆来》通过呈现所要寻求的答案。

　　库尔班江在书中讲述了一个普通商贩的故事，托合汗提·麦麦提和丈夫在北京的牛街摆摊卖馕，为了多挣些钱让孩子们接受更好的教育，他们曾经想让孩子在北京上学，但这里生活成本高，外地人入学也很困难，只能把孩子送回老家阿克苏。老实本分的托合汗提和丈夫已经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让他们苦恼的不仅是昆明事件后被人驱逐，好在房东“强硬”地留住了他们，更让夫妻俩难过的是，大儿子在老家也遭受了一些奚落，说他的父母是“库里奇”（异教徒）。

　　艾克热木·艾热提也在自述中倾诉了心中的不解与憋屈。他和妹妹都在内地上大学，现在的艾克热木已经在距老家和田几千公里外的海南成为了一名媒体人。就因为他们兄妹俩在内地生活，远在和田的父母不时受到舆论压力，诸如“你们闺女不戴头巾，不怕她嫁不出去吗”等，甚至艾克热木的一些朋友也会揶揄他。

　　“为什么会有这些刻薄的问题？” 艾克热木提出的困惑恐怕是不少新疆人都遇到过的尴尬。提及此话题，库尔班江也直言，自从他和弟弟们在内地生活、扎根，留在和田的母亲就开始忍受着一些异样的眼光，诸如“你的孩子们回来了是不是还得找翻译”之类的话语，也让库尔班江思考，走出来的新疆人与走不出来的新疆人，其间的关系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事实上，在我采访的这些新疆人中，包括我自己的家庭，我们相互之间依然说本民族语言，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以及信仰都传承得很好。”库尔班江说，赛福鼎全家1978年就迁居北京，但其夫人阿依木·艾则孜仍做得一手正宗维吾尔族美食，作为女主人，她让北京的家无论在家居、服饰还是娱乐方面都保有浓厚的民族与地域风情。

　　库尔班江试图把这种走出去与走不出去的“隔阂”更大程度上归因于教育，而这其中更深层次的背景则指向家庭影响和父母的开明。

　　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因做生意而闯世界的父亲来说，在内地在国外的见闻充盈了他的见识，而且他也一直延续着维吾尔族对于教育的重视。现在四个孩子中，除了女儿留在和田做汉语教师，大儿子库尔班江与两个小儿子都离开了新疆，分别从事着摄影与玉石生意。每当遇到不解的目光甚至指责时，库尔班江的父亲都会骄傲地回应一句“我的儿子就应该出去闯”。

　　库尔班江虽然在书中讲述了新疆人，标注了他们各自的民族，但他却告诉记者，这些故事并不关乎宗教、民族和地域。就像他自己，并不喜欢穿上民族服饰接受采访。“我爱自己的民族和服饰，虽然我平时不穿，但依然为她自豪。就算不穿民族服饰我依然是维吾尔族人。”而且，他也不太喜欢总是强调少数民族这个概念，在库尔班江看来，这有点狭隘，本质上大家都是中国公民这就足够了。

　　尤其是最近几年，库尔班江明显感受到新疆与内地之间的不了解在加深，走出新疆的人很多会留恋大城市的生活，努力扎根，而不曾走出的人也有不少会对“库里切”歪曲理解。这个词的本意，是一天到晚在内地的人，而现在越来越多地被解释成，在外面干坑蒙拐骗等不好的工作。“我拍这个专题，也是想告诉新疆人，只有走出来，眼界才能不一样。”

　　曾在新疆度过巅峰年龄的作家王蒙，库尔班江总是喊他“爷爷”。这一次，王蒙亲自操刀为《我从新疆来》撰写推荐序，他在序言中写道，新疆的美好未来关键在于要更多、更好地将现代化的快车道车位还有现代化的知识、见闻、观念提供给新疆各族人民，“要睁开眼睛看世界、看祖国、看未来、看现代化”。

　　越勇敢越能改变

　　“作为一名业务出众的摄影师，小库敏锐、勤奋、和善，深受大家喜欢；作为一名维吾尔族青年，他对这些年新疆发生的种种变化一直有自己独特而深刻的认识。”《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晓卿说，这本书就是库尔班江积淀很久之后的表达，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

　　严格说来，按辈分陈晓卿算是库尔班江的“师爷”，因为库尔班江的师傅王路正是陈的弟子。库尔班江对于家乡的执着，也让陈晓卿折服，说一有好事儿小库就推荐和田。在《舌尖2》中，让人垂涎欲滴的和田玛仁糖和沙漠烤肉的部分就是库尔班江为和田争取到的“福利”。这或许算作库尔班江表达“乡愁”的另类方式，同时通过大美新疆洗刷其多年的“污名化”。

　　拿着新疆的身份证，无论哪个民族，都可能被告知“客满”，安检时安检员总是排查得比对其他人更仔细，办护照也可能费尽周折拖上一两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新疆人成为一个特定的标签，小偷、极端分子这样的极个别群体掩盖了真实的绝大多数新疆人的善良与普通。

　　库尔班江觉得难过委屈，尤其在初到北京时，容不得任何人说维吾尔族或新疆不好，因而对自己言行举止的要求都到了极度严苛的程度。“甚至别人乱丢的垃圾，我会捡起来重新扔到垃圾桶，那会儿的我凡事都要做到最好，总觉得自己不光代表我个人，还代表了新疆人。”库尔班江背着沉沉的“包袱”，直到与现实的碰撞磨合到了质变的程度，他缓过神来，做好自己比什么都强，这是现在的库尔班江最愿意分享的心理经历。

　　在新疆人中，他们喜欢用“你也是65”（65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身份证号开头两位）来相互调侃，也透露出惺惺相惜的些许无奈。新疆人，往往离开家乡才会被打上家乡的标签。书中的主人公和库尔班江一样，来到内地被动地开始代表新疆、代表自己的民族，在这里，从外貌到语言，从生活方式到宗教信仰，新疆人从普通成为特殊，甚至很多时候备受困扰。

　　然而，走出新疆的多数人都在压力中勇敢地化解着异样的目光，“不狭隘”才是他们共同的标签。

　　努尔买买提·吐尼亚孜来自边疆重镇喀什，现在是北京航天中学一名英语教师。努尔买买提的爱人是一名航天科研人员，她所在单位给努尔买买提提供了调京指标以解决两地分居问题。不过，这一调动过程却持续了两年多，对努尔买买提“来自新疆”的审核颇费周折。

　　刚到北京的日子，努尔买买提在学校总会遇上一些怪异的眼光，这让他不得其解，还是经一位同事“提点”，努尔买买提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从乌鲁木齐调到北京受到不少人的非议，觉得他这个从新疆来的维吾尔族人，居然会到北京的中学教英语，很可能是“被照顾”来的。

　　努尔买买提明白，事实胜于雄辩。他记得初到北京时，大家记不住他长长的名字，就喊他新疆小伙，“这无形中就让我代表了新疆，更代表了维吾尔族，我不能迟到、不能退步”，其他人工作6小时，他就工作8小时；别人7点半到，他就7点到；别的班学生早读半小时，我的学生要1小时。慢慢的，努尔买买提所带班级的英语成绩斐然，新疆人这个标签的压力，被他成功转化成动力。

　　之前，努尔买买提的同事们对新疆的印象除了沙漠、草原就是很乱，不安全。于是，他带着同事们去了三次新疆，去了自己的家乡喀什麦盖提县。现在，新疆在同事的眼中成了自驾游的好去处。“我特别开心自己能改变身边人对新疆的看法。” 努尔买买提表示。

　　“不抱怨、不懈怠、不极端”是库尔班江书中想告诉年轻一代的故事，今年43岁的阿不来提·买买提2005年在广州创建了当地第一家飞行俱乐部。当时有人奚落他：“你们维吾尔族人顶多不就开个餐馆、卖个烤肉吗？”这句话伤了阿不来提的自尊，但他保持了克制与沉默。时至今日，阿不来提已是具备教练资格的高级飞行员。每当别人问他哪里人时，他总会自豪地说“我是中国人，我是维吾尔族人”。

　　至于欧特凯·艾尼，这个处在青春期的维吾尔族少年，如今再也不会因为别人冲他喊“你看那个卖切糕的”而动用拳头，他会幽默地回应一句“你买得起吗”而化解歧视危机。在帮助库尔班江搜集材料的过程中，他也在慢慢成长，被新疆人在内地的各种奋斗经历而激励，换了一种心态，欧特凯也发现，其实周围也有理性眼光。那天，他走在学校走廊上，突然有个人对他喊“恐怖分子啊”，欧特凯假装什么都没听到，尴尬的只有那出言不逊的一人，因为他并没有得到周遭任何响应。

　　欧凯特以及不响应歧视声音的人们，是库尔班江最乐于看到的，在他看来，抛弃外在的民族、地域属性，我们每个人最本质的还是人性，这是沟通与理解的基础。

　　“看新闻时，新疆有时很陌生；看这本书时，新疆却很近很熟悉！这些图片与文字里，没有别人，只有我们自己。这些故事会改变什么，我不清楚，但这些故事出现在我们面前，本身就是改变！”中央电视台知名主持人白岩松如是说。

　　“有什么样的你，就有什么样的新疆”，库尔班江在书的最后特意选择了北京奋斗小学的小学生伊帆·吐送江的一封信，这是库尔班江有意而为之。他喜欢“奋斗”的象征意义，所有人都能为相知相融而奋斗，未来才能生机勃勃，而希望之所在，终归在少年。

　　文｜《小康》记者 尤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