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十一学校：给每个学生私人订制的未来

　　有4000多个学生，就有4000多张课程表、4000多种培育方式、4000多条成长的轨迹，因为教育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应对所有的学生，北京十一学校，给每个学生都订制了属于他们的美好未来

　　当全国大多数教师都希望在课堂上能够用自己的渊博学识、妙语连珠、深入浅出、挥洒自如来吸引学生的时候，有一所学校的教师，却把课堂还给了学生，因为他们认为课堂是学生成长的地方，是学生自主发展的舞台。

　　当全国大多数教师将太多说教作为全力以赴的常态时，有一所学校的教师，却把自己放在了和学生完全平等的位置上，因为他们认为校园里应该少一些说服，多一些对话。

　　当全国大多数教师都希望把学生的时间掌握在自己手中，把学生的精力和体力统筹安放在对考试有利的地方时，有一所学校的教师，却给了学生足够的自由时间与空间，放手由他们自主支配。

　　这就是1952年以共和国生日命名的北京十一学校。这所学校的全体教师希冀去创建一所孩子们向往的理想学校，他们坚信这个追求是崇高的，也是值得的。

　　教育改革的探路者：让每个学生都有了自己的课表

　　2014年2月27日，在北京十一学校，一场特殊的教育部新春新闻发布会正在举行。据主持会议的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介绍，把新闻发布会现场搬到一所中学，而且专门为了推荐这所学校的改革经验，这是近年来没有过的。

　　这是一所有60余年历史的学校，却勇敢颠覆了“中国式教育”。在北京十一学校里，没有班级，没有班主任，学生们每天根据兴趣在不同的教室“走班上课”。

　　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感慨道：“我们的生活小康了，但是我们的教育却没有小康，因为生活的小康，它的标志是你可以选择的，但是教育还没有太多的选择。”

　　正因为此，李希贵特别感谢了他的同事们，“是他们殚精竭虑，为我们的孩子提供了200多个可以选择的课程，让每个学生都有了自己的课表。”李希贵介绍说，现在北京十一学校的4000多个学生有4000多张课程表，他们可谓是“提前进入了小康”。

　　2007年，李希贵从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检测中心负责人的官位上请辞，主动要求掌管十一学校。此前，业内对他的评价有两个，一是“并不按部就班”，主导过多次改革与探索；二是“矛盾”，神色严峻，却常常妙语连篇，语速缓慢、行事冷静，却对教育改革热情如火、雷厉风行--无论哪一个，都离不开改革。

　　北京十一学校的教师们怀着复杂的心情等待着这位传说中的改革派的“三把火”，但在开学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李希贵除了经常在校园里遛弯儿外，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和老师、学生们聊聊天。

　　此时，先于李希贵5年来到北京十一学校的物理教师秦建云因对改变“没抱什么希望”而一度产生了离开的念头，幸好得知他想法的同事劝他“再等等”。

　　结果这一等，转变真就开始了。2007年暑假，《北京十一学校行动纲要》的制定开始启动；2009年，育人模式创新正式实施，学校开始转型；2010年9月，学校全面实施走班上课，力求通过不同学科在不同教室上课，实现教学资源与学习过程的对接；一年后，改革进一步深入，学生开始选课走班，每个学生都有了自己的课程表；2011年至2012年，随着选课走班的深入推进，诸多制度开始重建；2013年，基于个别化教育的落实和教育教学质量的把控，教师们又开始挑战“课程标准细目”的编写任务；2014年，《北京市十一学校章程》通过，学校依法治校的新纪元开启……

　　改革还在继续，所有的教师都成为了教育改革的探路者，他们需要真正弄清教育的使命。

　　每一棵树的发现者：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应对所有的学生

　　教育的使命何在？由李希贵、秦建云等人合作完成的《学校转型--北京十一学校创新育人模式的探索》一书明确指出：教育的使命是发现，发现每位学生的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

　　2013年新学期，北京十一学校将教育年会的主题定为“发现那棵树”：在一大片森林中，我们必须看到一棵棵的树，看到每一棵树的情况，有的树出问题了，是缺肥、缺水，还是有病虫害呢？教育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应对所有的学生。

　　自此，北京十一学校的教师开始用慧眼去识别每一位学生身上隐藏的潜质，帮助每一位学生成为自主发展的主体。

　　高二年级的女生李梦歌，读过很多书，写得一手漂亮文章，在文科方面有悟性、有潜力的她起初选择了理科，尽管成绩在中等偏上，但她学得却并不轻松。语文教师曹书德发现了李梦歌的潜质后，便和李梦歌及其父母进行了沟通。现在，在文科的世界里，李梦歌如鱼得水。

　　还有一位“特立独行”者，他是2012届毕业生王珑正，考上了世界最顶尖的艺术学院。在北京十一学校就读时，他迷上了画画，因为与家庭的期望不同，他成了“叛逆者”。但徐关厅老师却帮助他得到了位于学校音美楼六层的画室里屋的两张桌子，王珑正把它们布置成“工作室”，在那里追逐梦想。

　　小有名气的骑手田雨，既要读书，又要把大量的时间用于马术训练和比赛，由北京十一学校成立的“枣林村书院”便为她提供了独一无二的个性化课程：书院院长魏勇单独给她上历史课，对历史中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不要求她死记硬背，只消知道来龙去脉；在她参加会考之前，曹书德老师专门为她辅导语文；为她“私人订制”的英语课，更是考虑到了她的马术专长，侧重听力训练和口头表达，尤其是体育英语。

　　然而，让不同的梦想、不同的潜质，不一样的兴趣、不一样的追逐最终在校园中“落地”，最需要的还是多样化的、可供选择的课程。在经过了两年讨论才形成的《北京十一学校行动纲要》里，课程被定位为学校的产品，学校决意通过对课程的构建和开发，尽最大努力满足不同学生的成长需求。

　　育人理念的刷新者：为不同学生设计不同的轨道

　　2010年，学校决定请秦建云出任课程研究院院长。在当时学校的组织结构中，这是一个全新的研发部门。在和李希贵谈工作时，秦建云忽然意识到，学校已经开始关注教育最核心的问题了。

　　课程一词源于拉丁语，原意中，它的名词形式意为“跑道”，动词形式则是指“奔跑”，在李希贵的理解中，课程要为不同学生设计不同的轨道，而着眼点就应该放在个体认识的独特性和经验的自我建构上。

　　现在的北京十一学校，已形成了分层、分类、综合、特需的课程体系。分层课程科目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分类课程科目有语文、英语、历史、地理、政治、体育、技术；综合课程科目有艺术、高端科学实验、综合实践、游学课程；特需课程科目有书院课程、援助课程、特种体育。在目前设置的265门学科课程、30门综合实践课程、75个职业考察课程、272个社团、60个学生管理学院岗位课程中，除17门必修课程外，其他的全部为选修。每一位学生都能根据自己选择的发展方向从这些课程中找到兴奋点。

　　课程改革，触及的是这场育人模式改革的核心。其间，教师们的育人理念需要不断刷新。

　　实现了一位学生一张课表，“选课走班”的学校，一下子便热闹起来，行政班被打破、班主任被取消，学校原有的一切以班级管理为前提的管理模式不再存续，就连教室里的讲台都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被陆陆续续地拆掉了。教师们要应对观念之变、思维方式之变、专业素养之变、管理与教育方式之变，甚至还有职业尊严之变。

　　伴你成长的守望者：“我想我们还是不要去打扰他”

　　最大的挑战恰来自于平等与放手。

　　一位曾做过20多年班主任的老师告诉李希贵，过去做班主任的时候，学生想不通的事，找学生谈话一般15分钟就能解决问题，但不当班主任之后与一名学生谈话用了整整一下午，尽管使出了浑身解数，却没有多大效果，那孩子仍然没想通。几天后，这位老师再一次与那位学生谈心，这一次，老师首先向学生道歉，理由是不该在上一次与学生谈了那么久，而且还带着一种一定要说服学生的先入之见，对话应该平等。结果，老师的姿态立即有了效果，学生主动向老师赔礼，说自己不该出言不逊。

　　师生关系平等了之后，孩子们才变得真实起来，当他们说的话来自于内心，做起事来不分人前人后，思想随处可以真实表达的时候，虽然这些真实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但恰恰因为如此，才有了教育的机会。

　　以前，男女同学之间交往过密，要想尽办法瞒住老师，但现在，男生会把向一个女生表白了两次都被拒绝了的小烦恼告诉身为初三年级主任的邢凤玉。

　　学会与学生们平等对话的教师们，还在尝试着慢慢放手。刚开始“选课走班”时，邢凤玉还总想着怎样把学生管好，按照以往的经验，晚自习组有5个老师，把100多个学生分别安排到5个教室里面，一个老师看一个，那样肯定不会乱。“学生不管做什么，只要能让我看着就好，要真的把学生放开，真挺纠结的，不放心啊，但是理念又告诉我要放手，挺难受的。”邢凤玉回忆说，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两三个星期。

　　直到有一天，已升任为北京十一学校副校长兼课程研究院院长的秦建云在教室里找到邢凤玉，问她感觉如何，邢凤玉答道：“累。”听此，秦建云说：“你走错路了呗！这样不行啊，你要是不放手，学生怎么能得到锻炼？”

　　邢凤玉和年级组的老师们下决心从晚自习开始改变，所有的老师都从教室里撤了出来，只有两个老师负责在楼道里巡视，学生们也分散开来，去他们各自喜欢的教室里自习，结果，晚自习的效果反而更好。

　　放手后的老师们更多的是在扮演“守望者”的角色。一个初二的孩子喜欢改写电脑里的程序，他每天都和电教老师进行着“攻破-修复-攻破”的拉锯战。“这就是我们枣林村书院需要的孩子啊。”魏勇老师听说这个孩子的故事后非常兴奋。而另一位老师屈楠却说：“为什么要把他弄到书院来？他现在可以收获到属于他的成就感，我们为什么要去打扰他呢？”

　　在北京十一学校建校的前一年，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著作《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他在书中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有那么一群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玩。几千几万的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就是在那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来，我就把他捉住……

　　60多年后的今天，北京十一学校何尝不是在守望？

　　文｜《小康》记者 鄂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