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一次国家集体表态

　　近日，在众多新兴经济体之外，西方主要国家代表英、法、德、意等美国盟友纷纷“倒戈”表态欲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即“亚投行”）创始成员国，掀起外界热议。一边是美国高级官员指责英国“不断迁就”中国，一边是中国财政部长高姿态强调亚投行实行“区域开放主义”，欢迎区域外国家加入。至此，美国也面临当初TPP之于中国的三难选择，加入、观望或者分道扬镳。

　　亚投行热的背后自然是全球经济结构变迁下的博弈。以国际直接投资（FDI）为例，正在谈判的三个大型一体化框架——TPP、TTIP和RECP——显示了不同的FDI(外商直接投资趋势)。与危机前（2005-2007）的平均水平相比，美欧之间的TTIP框架内FDI流入几乎减半，其占全球FDI流入的份额从56%跳水至2013年的30%。TPP框架内FDI流入尽管得以维持甚至小有增幅，也是因为框架内新兴经济体的强劲表现弥补了美国的下跌。与美国主导和参与的TPP和TTIP不同，中国参与的由东盟十国发起的RECP在2013年框架内FDI流入几乎较危机前水平翻番。

　　此前中国曾连同其他金砖国家设立应急基金，以及力推“一带一路”战略并谋划创建丝路基金，无一不彰显其雄心壮志。因此，截至目前的32个（除中国外）意向成员国与其说是将“信任票”投给中国，不如说是投给未来潜力巨大的亚洲板块的发展中国家首席代表。

　　有声音认为，中国因不满其在世界银行（W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投票权重而决意另起炉灶。尽管中国在WB的投票权重在2010年提高至4.42%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股东国，但美国仍然保留否决权。去年初，美国国会否决IMF的2010年改革方案，也意味着中国增加权重的希望近期无法达成。

　　然而，众多国家的选择也愈加凸显包括原有既得利益者在内的各国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不满。除WB和IMF外，第三个支柱WTO，自多哈回合后便停滞不前，多边规则的权威性和约束力受到挑战。并且，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间的博弈加剧，WTO改革势在必行却又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在此背景下，众多国家选择通过区域合作或构建新平台的方式（如此前的G7/G8）另辟蹊径设置国际议题并推进全球经济整合与向前发展。

　　亚投行的实际运行可能远非目前看来这般乐观。疑问包括，中国倡议建立的亚投行是否可以在决策机制和治理标准方面展现全新面貌，中国作为发起人和第一大股东是否也会使外界产生一家独大的顾虑，以及在透明度、议事效率和执行力方面能否满足期待。毕竟，中国目前在全球治理和国际游戏规则设定方面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

　　此外，亚投行和已有的亚洲开发银行（即“亚开行”）之间仍然存在微妙关系。尽管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在出席2015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表示，亚开行与亚投行是合作而非竞争关系，亦有外媒报道指出日本实际上“不欢迎成立一家目的基本相同、由中国牵头成立的另一家区域性银行”。中尾武彦的表态很可能是“大势所趋”下的不得已而为之。

　　日本和美国是亚开行最大股东，分别持股15.7%和15.6%。并且自1966年以来，亚开行的行长一直由日本人担任。考虑到中日、日美等关系以及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近日表示日本对加入亚投行持“谨慎态度”，未来两行能否形成“合作性竞争”路径尚不明了。

　　当然，无论前景如何，在3月底这一亚投行意向成员国加盟最后期限到来前，已经有30多个国家对新机构产生兴趣。这未必是美国的噩耗，也未必是中国的福音，更不应当成为判断其他国家有关外交政策的“站队”标准，这可能只是全球经济治理新机制期待下的一次国家集体表态。

　　王璐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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