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王”的死亡

　　3月23日，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与世长辞，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哀悼。李光耀是新加坡的缔造者，也是一张代表新加坡国际形象的名片。他的去世结束了一个时代，而人们对李光耀政治遗产的理解才刚刚开始。无论是在华人世界还是在西方世界，他都将为政治治理思维留下长久的烙印。

　　浏览西方媒体网站上李光耀逝世报道下的网友留言，看到的是几乎普遍性的赞誉之词，那些曾去过新加坡的人，都惊讶于该国有条不紊的社会秩序和廉洁高效的政府治理。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这样的知名人士，对新加坡都不惜堆砌溢美之词，这无疑是新加坡国际软实力的最佳体现。

　　新加坡今天取得的成就和声誉，往往让人忽视它最初的基础是如何薄弱。1965年它名义上是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实际上是被其抛弃，当时李光耀是满含热泪宣布新加坡独立的。但也许马来西亚都未想到，它抛弃的新加坡成为东南亚的耀眼明珠。正是李光耀逆境求存的干劲引导了新加坡的成功。直到今天，新加坡也是一个东南亚的以色列，特殊的地缘政治处境要求它必须始终保持忧患和创新意识。

　　1965年李光耀临危受命出任这个城市国家的领航者，他致力于打造国家认同，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富庶。他既受传统儒家观念的影响，又接受英国法治与宪政制度的熏陶，东西方的智慧和长处在他身上实现了完美的结合。李光耀坚信精英治国的理念。虽然新加坡模式在欧美也受到一些质疑，但李光耀观念其实与世界主流政治观并无龃龉之处，深入考察都能发现，成熟的西方国家根本上是以民主制度为表，以精英治国为里的。

　　像新加坡这样的“家长式政府”，非常强调政治家的德性，要求他们从民众的最大利益出发，以长者的智慧引导国家经历各种挑战和风云变幻。良好的治国者需要是像甘地那样的道德楷模，又有马基雅维利式的权谋智慧，又有丘吉尔那样的勇气，同时具备对所有政治家的要求——高超的治理能力，而这些特征李光耀都符合，也近乎完美地完成了他的任务。

　　人人热议“新加坡模式”，但其实新加坡并没有模式，说穿了就是实事求是，因势利导，随机应变。李光耀领导下的新加坡结合了东西方的优点：既有严格的管制也充分保障了经济活力，既奉行自由的市场经济政策又提供了充足的社会保障，既实行政府主导模式又保证了政府的廉洁高效，既奉行精英治国理念也强调治理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些都赢得了新加坡人的认同。

　　李光耀的务实主义，体现在外交上就是左右逢源。他对中国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与中国越走越近，充分分享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无论说他“亲华”或者“反华”，都是偏颇之见，其实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他只是希望实现大国之间的均势，而在大国的缝隙间，将新加坡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最大化。

　　当然，新加坡并非没有问题，其模式也并非人人都认同，包括对李光耀本人，或许也有人颇有微词。然而，在一生中，李光耀完美地扮演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应该扮演的角色，他面临着有限的历史条件，却用自己的智慧把有限的资源发挥出了最大的效能，把一个偏僻弱小的国家变成了国际舞台上的光彩角色。“尽人事、听天命”，我们对于一个完成了特殊历史所加于其身的特殊职责、又获得民众充分肯定的老人，又何须过多强求？新加坡发展道路的探索还将继续，没有人能保证继续成功，但新的领导人如果充分学习李光耀的遗产和政治德性，将是成功的最佳保障。

　　在《理想国》里，柏拉图设想一位道德高尚又有哲学思想的人做“哲人王”，以此作为他至高的政治理想。并非偶然的是，柏拉图认为的理想国家形态，正是像新加坡这样的城邦。可以说，在华人世界里，李光耀是最接近这种“哲人王”模式的政治家，他在私人品德上毫无瑕疵，又高瞻远瞩，富有远见，不断观察和思考着这个世界，为自己领导的国家争取最光明的未来。斯人已去，一切人的评价都是多余，唯有历史会给予他最公正的评价。

　　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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