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华 人生是在重复中拈出新意

　　重要的不是做什么，而是对什么持续怀有激情。林少华这个名字，是和村上春树连在一起的。但问到希望别人如何认识他，林少华先生说，自己首先是个教书匠。从村上的影子走出来，他的身份还有好几个：教书、译书，写书，研究书。

　　让人意外的，是他在微博上的活跃。他曾说，坐在动车上，他看着全神贯注看手机的人们，感到“由于太专注了，感动之余，我倏然产生一种近乎孤独的惊惧感”。但转过头来，他却愿意做微博上的140字文章，因为现在“知识分子越来越内向”。

　　但作风却还是知识分子的：谈的内容多是读书，140字的微博却是手写草稿——“因为不会打字”。这次采访也一样，两次电话后，专门辟出一天在书房做答——手写再找人录入。他对这变幻快速的世界有着适应的善意，同时不失固执认真。你以为他几十年来都在做同一件事，但他说人生重要的，是在重复中拈出新意。

　　Q&A

　　“都说如今文学被边缘化了，而在我的青少年时代，文学更是被边缘化的，关键是作为个体的你自己与之处于怎样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逆向思维很重要，随波逐流不可取。”

　　Q：《女报时尚》 A：林少华

　　Q：您曾说过，“翻译村上春树的作品是我前半生做的不多有价值也开心的事情”。但在30多岁第一次翻译《挪威的森林》之前，您的兴趣并不在做翻译？

　　A：当时是我留学日本回来后，北京一位研究日本文学的老先生推荐我翻译村上的，的确是偶然。我原本是想写几本砖头厚的学术专著把周围同事吓个半死的。说实话，对这个改变我不知道应该感到欢欣鼓舞还是气急败坏。说起来，村上文学的一个主题，就是暗示某种偶然性、不确定性以至荒谬性如何导致人生流程的改变，对此我感同身受。

　　Q：这些年您还翻译了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等人的著作。翻译时的感受有什么不同呢？

　　A：我翻译日本作家作品已经70多本，就拿川端康成来说，翻译出来绝不是村上味儿，他的文字有着强烈的日本传统，也有一些阴柔气息。村上则不是一个非常“日本化”的作家，他非常国际化，更易为人所理解。

　　Q：在初中时，您经历了文革，经历了几年回乡务农的生活之后，您进入了吉大外文系日语专业就读，并于1975年毕业。在那种风雨飘摇的时代，您是如何选定自己人生的方向的？

　　A：那时逃离农村不仅是所有下乡知青、而且是几乎所有回乡知青的共同渴望。为什么绝大多数人未能逃离，而我逃离了呢？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有一个差异可能是决定性的：我始终没有中断看书并因之怀有文学性激情。而一般农村孩子不至于，他们更关心的是具体现实性的东西。我想，归终是这种文学性激情使我免于沉沦，将我送往人生另一个方向。如果总结，我想说的是：在逆境中保持激情。重要的不是做什么，而是对什么持续怀有激情。

　　Q：之后您又选择考取了中文系的研究生。现在的年轻人在考研和工作之间选择时会很纠结，您当时会么？

　　A：1972年我作为工农兵大学生上了大学，1979年又考取硕士研究生。那期间也并非一帆风顺，但文学性激情使我超越了现实性困难和痛楚。都说如今文学被边缘化了，而在我的青少年时代，文学更是被边缘化的，关键是作为个体的你自己与之处于怎样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逆向思维很重要，随波逐流不可取。

　　Q：这样不随波逐流的人生，需要一颗坚强的心。您认为坚强的途径是什么？您这次翻译中有一句话：“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知都胜于无知。不管带来多么剧烈的痛苦，都必须知道那个。人只有通过知道才能坚强起来。”您同意这种说法么？

　　A：就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来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知都胜于无知”这一说法是成立的。但就人生、人性的复杂程度而言，则不尽然。多数人并未坚强到那个程度。我以为，坚强更与信念和使命感有关。事实上，一个缺少信念和使命感的人，脚步是不可能坚定迈向前去的。

　　Q：在2009年后，由于种种原因，您没能继续翻译村上后续的一些作品。20年持续做的一件事被打断，这无疑是非常让人介怀的。但这种打断也让您有了转型，“不是离开翻译就玩不转了”。现在回头看，您是一个害怕自我重复的人么？

　　A：任何人的人生都有“自我重复”的部分，人不可能完全切断同过去自己的联系而成为自己以外的什么人。重要的是要在重复当中多少拈出新意。艺术上更要这样。作为我，害怕的是完全没有新意的“自我重复”。幸也罢不幸也罢，在翻译方面，我的正常流程被一度打断，促使我回归学术研究和向创作过渡。尤其创作，写了近500篇专栏文章，第五本即将结集出版。我因此从“鹦鹉学舌”开始“自鸣得意”。当然是让人觉得爽快的人生因素。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人生路径总在得失之间。因此，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达观都胜于悲观。

　　Q：您谈到现代人有对于“自我疗伤”必要性的诉求，现代社会上也非常流行“治愈系”，您怎么看待这种自我疗伤诉求和方式？

　　A：女性如何我无由得知，而作为男人，我深知最深重的痛苦是不能诉说的。换言之，能诉说的痛苦，对于男人都不是最深重的痛苦。因此，所谓“自我治疗”，大约也只能采取半夜独自咬着被角吞声哭泣的形式。而那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自我治疗”的目的是很可怀疑的。年龄越大，越是如此。

　　Q：听上去随着年纪增长，人的心境也会有所变化。作为老师，您每天都在和年轻人接触，您觉得青春时最宝贵的是什么？

　　A：青春即意味无所畏惧，意味潇洒和锐气。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难免越来越循规蹈矩。“不同的心情”主要是指这种变化。具体表现在翻译上，技术上我可能更为老到，但原先敢于冲击原文语法等表层制约而直指深层意韵的魄力和勇气，势必有所弱化。你知道，对于艺术——包括文学翻译这种语言艺术——来说，技术永远不是最重要的。

　　Q：但技术的学习也并不容易达成，具体在外语学习中，您如何和学生们沟通，帮助他们克服这些困难和压力？

　　A：不遇到困难的工作，世界上不存在。困难即意味自己的局限性。尽快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和天赋所在是非常重要的。就我的外语学习来说，我较早意识到自己口头表达（口语）的局限性，而向多少有些天赋的笔头表达方向发展，加大外语原著的阅读量，最终在文学翻译上胜出。

　　与此同时，适当时候坚信人仍然具有开发潜力也是必要的。例如，即使汉语，口头表达原本也不是我的强项，尤其对演讲没有自信。但后来演讲成了无法回避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执拗地坚信自己一定会成为不错的演讲者，每次演讲前彻底熟悉讲稿，有时还独自关门“试讲”。久而久之，这方面的困难就不觉之间消失了。人无论到多大年纪都有成长空间。成长可以同年龄无关。

　　Q：您曾形容这是一个“只顾突飞猛进的浮躁的时代”，很多人不阅读、不思考，很多东西被时代漠视。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或说想走翻译这条路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

　　A：上个周末在中央电视台作为嘉宾参加“2014中国好书”节目录制时，被问及何以现在的文学译作多不耐读。我答说可能与阅读量有关。老一辈翻译家大多出身书香门第，自幼熟读经史，长成游学海外，正可谓学贯中西。而现在从事文学翻译的人，客观上由于受图像等多媒体的冲击，读书量明显减少。因此，无论语言功力、修辞自觉还是文学悟性、审美灵性都不够到位。说到底，一个人如果不能用中文写出像样的文章，那么基本不大可能搞出像样的翻译——翻译乃是一种特殊的母语写作。

　　与此相关，前不久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演讲互动时有学生问我如何提高翻译水平，我问他每天写日记没有？写日记是最基本的母语写作。日记都不写，翻译无从谈起。这些话，不妨视为我对想走翻译这条路的年轻人一点不成熟的建议。

　　Q：最后，给我们的读者推荐几本适合阅读的书吧。

　　A：首先是《宋词三百首》，汉语的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在宋词已达到几乎无可逾越的高峰。再就是《傅雷家书》，年轻人成长期间所需营养及其建议尽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