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亲友会沟通平台之路

　　通过吸纳更多同性恋者的父母、家人及朋友参与同性恋公益，是同性恋亲友会目前改善同性恋群体及其家庭生存环境的主要手段。走近同性恋，认识同性恋，对中国的同性恋群体来说是建立尊重消除歧视，获得应有尊严和平等权利的途径。

　　作为草根组织，同性恋亲友会在中国传统观念里，亦如同性恋群体受到的非议一般，属于非主流文化的边缘组织，有人理解它、质疑它、诋毁它，但也有人会为了改善同性恋生存环境而加入到这个群体，他们是同性恋者的父母、亲友。

　　同性恋者的父母：在亲友会得到帮助

　　2008年，距离北京奥运开幕还有整整两个月零六天，中国内地首个同性恋亲友会在6月28日这天迎来了里程碑式的时刻。十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同性恋亲友志愿者在广州天河北路的一处写字楼内共同见证了内地首个同性恋亲友会的挂牌仪式。所谓的同性恋亲友会英文简称“PFLAG China”，意思是面向中国男女同性恋者的父母、家人和朋友提供帮助服务的公益组织。

　　之所以有这样一个组织出现，是由于目前在中国的同性恋人数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增长。有学者就根据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在人口中所占比例2：1的国际通用标准对中国同性恋人数做了保守估计，在中国大陆15岁至65岁年龄段的同性恋人数约占3000万人，其中男性2000万，女性1000万。这就意味着，在庞大的数据背后隐藏的不单是同性恋群体，更关乎千万同性恋家庭的命运。

　　19岁的小叶（化名）是一名男同性恋者，从初中开始，他就清楚的知道，自己至少要在人生最关键的方面要让父母失望了。因为性取向不同，他从小到大喜欢的都是男生。2013年元旦放假，小叶妈妈在整理小叶房间的过程中偶然发现儿子摆在桌上的同性恋小说。当晚在父母再三追问下，小叶被迫向父母出柜。一般，同性恋者出柜后，亲友接受事实的困难期往往需要经过3到4个月的过渡，情绪的波动和情感的煎熬往往是同性恋亲友们的集中表现，震惊、逃避、否认恰恰是柜族亲友团要经历的第一阶段，自责、同情、理解到接纳往往在其之后，而小叶父母却在一周的时间内完成对儿子的认同。

　　小叶妈妈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坦言，为了弄清楚同性恋的状况，她和丈夫在儿子出柜后的第二天开始，便大量搜集有关同性恋方面的信息。当清楚认识到同性恋的性取向是先天形成并不能被外界因素所改变的结论后，小叶父母放弃了最后的一丝侥幸心理，接受了儿子是同性恋的事实。为了帮助父母消化突如其来发生的一切，小叶主动找到了同性恋亲友会，希望能通过志愿者的服务得到帮助。经过说服，小叶父母同意参与一期同性恋亲友恳谈会。“很多同性恋者和他们的父母会分享自己的出柜经历，当你倾听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作为家长我们会有共鸣。”小叶妈妈表示，正是在同性恋亲友会的帮助下，她和丈夫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对儿子的认同。

　　同性恋公益的辐射效应

　　阿强（化名）是同性恋亲友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任，作为推动同性恋公益组织成立的关键人物，他同时也是同性恋群体中少数对外公开出柜的男同性恋者。这样的身份，他从不避讳，有人问起就大方承认，有人质疑就认真回应。然而对于中国绝大多数的同性恋者，他们缺少阿强身上的勇气，更没办法洒脱地向世界宣布自己是一名同性恋者。保守秘密，往往成了他们无奈的选择。当时代的脚步开始对传统观念发起挑战，有越来越多躲在柜子里的同性恋者像小叶一样开始愿意承认自己的性取向并开始向家人出柜。

　　阿强觉得这一小步迈得并不容易。“性倾向是隔在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一座墙，而父母作为我们最亲的人，有必要知道孩子在性倾向方面的选择。”阿强说，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和同性恋的父母会主动找到亲友会寻求帮助，在完成对他们的心理帮助后，很多人都加入到同性恋亲友会成为了志愿者。

　　同性恋亲友恳谈会往往是建立同性恋亲友联系的沟通平台。阿强说，在这里他们不用受世俗观念的道德审判，不用接受来自外界的非议，同性恋亲友会就是这些人的情绪宣泄口。阿强介绍，目前同性恋亲友恳谈会已经成为同性恋公益的主打项目，从2013年开始，同性恋亲友恳谈会就分别在石家庄、郑州、贵阳、重庆、上海等17个城市举办了18场，参会的同性恋者及同性恋者的亲友从第一届的五六个人发展到现在的2500人的规模，同性恋公益的辐射效应影响越来越大。

　　阿强介绍，现在的恳谈会越来越国际化专业化，经常会邀请国际知名同性恋活动家等嘉宾参与恳谈会的互动，同时也会请专业的培训师对分享会上的同性恋和亲友进行专业培训。“很多同性恋亲友加入亲友会之后像社会活动家一样在做同性恋公益，他们所散发的能量对改善同性恋群体的生存环境有很大的意义。”

　　官方认可难

　　但同性恋亲友会要想寻求官方认可并不容易。从2014年开始，阿强就一直致力通过民政注册的方式给同性恋亲友会一个合法身份，但推进工作却难以进一步突破。“因为公益性，同性恋亲友会没有来自政府的资金扶持，亲友会的运作主要靠社会募集资金”，“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会觉得我们做的事情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阿强的态度和立场异常坚定。

　　回溯同性恋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同性恋在中国经历了非刑事化和非病理化的转变。1997年新《刑法》取消“流氓罪”被认为是中国同性恋非刑事化的一个典型标志。社会对同性恋群体的态度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日渐宽容。2000年2月，北京市一中院在一起涉及同性恋名誉权案件的终审判决中，撤销了一审判决中“同性恋目前在中国被认为是一种性变态行为，不被公众接受”的判词，从司法审判的角度第一次为同性恋“平反”。2001年4月20日，中国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首次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而这跨越式的改变比美国整整晚了28年，比世界卫生组织晚了9年。

　　2013年，百余位同性恋者的父母致信全国人大代表，期间的准备工作都是由同性恋亲友会的志愿者家长完成。阿强说，这种让公众认识同性恋的活动将持续进行，不单走近人大代表，也要走进工厂、学校、企业，最终让公众愿意去触碰同性恋的话题。“打破大家都不谈的境况，让大家去了解和认识同性恋对同性恋公益来说很关键。”阿强觉得，同性恋公益要像开发市场一样走到大环境中去影响时下公众对同性恋群体的关注。

　　记者 韩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