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为何频发重婚案?

  • 来源:小康
  • 关键字:重婚案,抗战,张爱玲
  • 发布时间:2015-06-17 08:43

  所谓“抗战夫人”,因兵乱,夫妻隔绝了,夫在其所居的地方,另娶了一个妻。于是,“留守夫人”与“抗战夫人”的矛盾就开始了……

  抗战胜利后,有一部描写沦陷区女性在光复后不幸婚姻生活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一部将传统故事《铡美案》移植到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之下的家庭伦理片:

  自由恋爱的纱厂女工素芬和夜校教师张忠良结婚并生下一子,抗战爆发后,张忠良离开上海参加抗日,在重庆认识了交际花王丽珍,并与王结婚。

  而素芬则带着婆婆和儿子,在敌占区苦捱度日。抗战胜利后,张忠良回到上海,住在王丽珍表姐何文艳家,不仅将结发妻子抛诸脑后,又与何关系暧昧。素芬正是何家的女佣,并认出了丈夫张忠良。当张母带着儿媳、孙子上门来找张忠良时,张却在“抗战夫人”王丽珍的压力下,不敢相认。电影以绝望的“留守夫人”素芬投黄浦江自尽悲惨地结局。

  这部分为上下集的电影分别由蔡楚生和郑君里导演。《申报》的广告说,“沦陷夫人携翁姑,携幼子,含辛茹苦!抗战夫人迎新欢,恋旧宠,淫佚骄奢!”1947年10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在上海公映后反响热烈,在“留守”的上海人心中引起了巨大的共鸣,甚至出现了“满城争看一江春”的盛况,首轮公映六周,“观众计五十一万九千五百十九人,占上海全市人口百分之十点三九”。

  “抗战夫人”和“留守夫人”的故事,其实张爱玲在战时就已经写在她的小说《等》中。《等》描述了一群丈夫在重庆抗日的“留守夫人”,她们抱怨丈夫在陪都挣大钱,娶“抗战夫人”,而她们只能在沦陷区苦捱。

  著名的“抗战夫人”诉讼案

  战后最著名的一场“抗战夫人”与“沦陷夫人”的讼案发生在1946年的上海,因涉案男主角是“海军上将萨镇冰的侄孙萨本驹”而格外引人注目。

  萨本驹曾在上海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立有战功,后调至屯溪工作时,与女同事史璧人发生爱情,结为“抗战夫妻”,并育有一子。但萨本已娶陈季政为妻室,也育有子女。此案“由检察官以妨碍婚姻罪对萨本驹及其抗战夫人史璧人二人提起公诉”,控辩双方就原配夫人陈季政事先是否知情展开了辩论,退庭后“抗战夫人”和“沦陷夫人”还在庭外争夺萨本驹,“引起旁观者哄然大笑”。此诉讼案因牵涉政府官员、名人之后,充分地满足了普通民众的围观欲望。

  此案一审判决“萨史两人,各处有期徒刑四月,缓刑两年,如易科罚金,则以五百元折算一日”。二审撤销易科罚金,但维持了两年缓刑,并称如果“通奸”行为再次发生,将执行一审所判四个月的刑期。但三人的婚姻纠葛没有随着宣判而解决,萨本驹并未回到“沦陷夫人”身边,到次年8月,陈季政侦得萨、史二人“赁屋同居于愚园路五三二弄六十号,有继续通奸情事”,遂报警将二人逮捕。8月19日,“双方代理律师,在静安寺路荣康酒家对此事提出谈判,结果决定由萨氏给付陈季政生活津贴三亿元,正式宣告离异”。

  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篇》对于重婚、通奸等罪原有明确规定,法院亦可做出相应判决--如上述案件,但依法宣判,并不能真正解决此类“伪组织”问题。

  另类“汉奸”

  “战后政治上的伪组织或许容易解决,因为伪组织本身已随战争的结束而潜形匿迹,所要处理的是汉奸问题。家庭的伪组织则不然,这个问题固由抗战中生长起来,却并不因抗战的结束而消失。”

  “抗战夫人”这类“伪组织”并不是每个都像《一江春水向东流》里所表现的那般极端。在萨本驹的案子中,萨的辩护律师就提出:“萨曾奉委员长之命,营救英大使陆军武官韩达中校,裘瑞德少校,及开滦煤矿总经理兼英国新闻处长华慈等至渝……因而获委员长之褒奖,此事虽与本案主体无关,但萨有功于国家,亦可作判决时之参考。且萨与史之结合,实基于同事工作之感情密切之关系。”而且,作为抗战的功臣,来自抗战前线或大后方的重婚丈夫和“抗战夫人”往往能像萨本驹这样踞于道德高地。

  还有更复杂的情形:张恨水的长篇章回小说《大江东去》里呈现了另类的三角婚恋关系--发妻无情,丈夫坚贞,朋友仗义。张恨水的章回小说《大江东去》共24回,1940-1941年连载于香港《国民日报》。

  小说叙述了女子薛如冰与两位抗战军人孙志坚和江洪的感情纠葛。国军军官孙志坚离开南京,奔赴前线作战,临行前将娇妻薛如冰托付同学江洪照顾。薛如冰离宁西撤的艰途中得到江洪的悉心照顾,遂对江洪产生了感情。在南京陷落后,薛认为丈夫已经阵亡,遂对江洪表白。当孙志坚安全回来后,薛如冰仍然执意要求离婚。张恨水在《大江东去》里刻画了一个朝秦暮楚、移情别恋的妻子形象,而男性--无论是丈夫,还是朋友,则不仅奋勇抗战,还忠贞不渝,兄友弟恭。小说以“真是一腔男儿报国志,谁怜妇人玲珑心”结尾。

  还有的时候,这类“伪组织”更是无奈,或出于误会,正如下面这段故事:

  一个朋友在南京失陷时,退到江边溺于水中被救,但家中人均以为溺死了。因家中人逃归上海后半年也得不着他消息,乃不知被救后仍陷在敌人包围中冒充和尚以延余生。其妻乃与友人逃向后方,末路凄凉中结了婚,半年后这位朋友也逃出来了,于是伪组织问题发生。

  这个“伪组织”,“好在双方作友谊方式之离异,这个问题方作表面之处决”。但是“事实上,双方均非常难堪,总认为这是一件不幸事件”。战争状态下,传统大家族崩解,中国传统社会事关大节的家族礼法、五服之礼--正如吕思勉文章里所表现的--大大松动,难以遵守。而30年代初“一夫一妻”的现代婚姻制度刚刚通过《民法.亲属篇》确立的法律地位,也受到了空前的挑战。战时性别关系的变化错综复杂,实难以对是非做简单判断。

  陈雁

……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
阅读完整内容请先登录:
帐户:
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