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奥运第一人 张伯苓旧居寻迹

　　他本一介武夫，却让私立南开大学成为国内一流名校。他是一位新教育倡导者，也是最早将奥运概念带入中国的先驱人物。他就是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的“南开先生”张伯苓。

　　短暂的北京居所

　　张伯苓和北京的交集很短。张伯苓晚年曾经出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替蒋介石“跑龙套”（张伯苓语）。1948年冬，张伯苓离开南京，避居重庆。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不久，北平和平解放。张伯苓婉言拒绝蒋介石之邀，留在了大陆。张伯苓的老朋友傅作义担心张伯苓在重庆的安全，便找到周恩来。1950年5月3日，张伯苓夫妇乘飞机飞往北京，住在小酱房胡同傅作义家中。周恩来当天匆匆赶到傅作义家，问候校长和师母。

　　位于西城区小酱坊胡同27号的这处院落，是建国初期傅作义的私宅。张伯苓和夫人在这里生活了短短4个月的时间，周恩来常来看望他。秋天，张伯苓回天津前，周恩来、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为他饯行。同年9月15日，张伯苓回到天津定居，周总理嘱咐天津市委负责同志妥为照应。次年2月14日，张伯苓突然中风，2月23日在天津病逝。

　　如今进小酱坊胡同往东北方向走的拐弯处，有一处神秘的大院子，这里便是小酱坊胡同27号。巨大的铁门将内外隔开，只能远远的看见里面覆盖着红色瓦片的屋顶……

　　弃武从文教育救国

　　随着岁月的流逝，当教育家们和教育工作者们冷静地反思20世纪中国教育的时候，人们对伯苓先生的认识会越来越深刻。

　　——张岂之

　　1876年4月5日，张伯苓出生在天津一个贫寒的塾师家中。15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洋水师学堂，憧憬着投身海军的强国梦。5年后，他以“最优等第一”的成绩毕业。但就在前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和打击。战争中北洋海军惨败，张伯苓以一名下级军官的身份到通济舰实习。船上官兵士气低落，张伯苓第一次感到自己军事救国的理想受到严峻的挑战。

　　此时英国以武力强迫日本交出威海卫的控制权，并要求清政府将威海卫的租借权转让给英国。通济舰到威海卫之后，中国官兵降下了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了中国自己的龙旗。但是，不过半个月，英国就迫不及待地催促清政府降下龙旗，升起了英国米字旗。目睹国帜三易，张伯苓悲愤填胸，决心从海军退役，投身于教育事业。

　　1898年11月，张伯苓回到天津，应聘于严氏家馆。严氏家馆是晚清翰林、近代著名教育家严范孙为教育子侄而设立的，也是他践行革新教育的实验基地。张伯苓此后在教育实践中得益于严范孙之处颇多。他经常对学生们说：“真万幸，遇到严先生。严先生可以说是今之圣人。”

　　在严氏家馆授课过程中，张伯苓尽量按照自己亲身体验的新式教育方式组织教学，一反往日家塾教学的刻板与教条。不管是教学内容，还是教育方式，严氏家馆已经逐渐向新式教育方向转化，成为民办新式学堂的雏形。

　　1903年和1904年，张伯苓两次东渡日本，考察教育。

　　考察期间领略了日本对教育的重视及办学规模和教育方法，深受震撼。他感到：“知彼邦富强，实由于教育之振兴，益信欲救中国，须从教育着手。”

　　由于张伯苓的教学方式受到社会的好评，天津“八大家”之一的盐商王奎章也出面聘请张伯苓，为王氏家馆授课。于是，张伯苓就打算以严、王两家的家馆为基础，建立中学。1904年10月，敬业中学堂成立，28岁的张伯苓担任学堂监督(校长)。1907年正式定名南开中学堂。张伯苓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形成了一支要求严格、风范可钦的教师队伍。学校不久就成为中国北方最著名的中学，各地学子包括美国、南洋的华侨子弟都慕名而来。张伯苓成为声誉卓著的新教育倡导者。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

　　“南开”是我国教育史中罕有的一个例子；由家塾，而中学、大学、女中、小学而分校，好像一个大家族，家长只有一个人——张伯苓。

　　——吴大猷

　　1919年，张伯苓要办大学，为此他辞去南开中学校长职务，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师从杜威等名师。课余，他先后参观考察美国大学和中小学近50所，特别注意考察私立大学，研究其办学宗旨、教育理念和最新教法。1919年5月，在新文化运动高潮中，南开大学主建筑动工，3个月建成。当年9月25日正式开课，周恩来成为首届新生之一。当年建校，当年招生，当年开学，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个奇迹。首届新生还没毕业，南开的好名声已传遍天下。

　　张伯苓不仅办起了私立大学，而且办出了名堂。在筹办大学时，正值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的年代，学校有时因经费无着，不得不暂时停课。但张伯苓自言：“南开南开，越难越开。”他注重提升学校的师资、科研水平和教学质量，培养优秀的毕业生，获得社会认可，从而成功募得社会捐赠。他为南开提出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强调能力和道德两个方面，要求南开学生具有“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从而集中体现了张伯苓以“教育力量使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艰苦卓绝之中，不过二三十年，当时的南开大学已进入世界名校之列。

　　至1934年，整个南开大学校产总值约为三百多万银元，其中校舍一百多万，地皮七十多万。与同时期的二十所私立大学相比，南开大学接受国家补助金额仅次于中法大学，名列第二。它所接受的社会捐助也居于私立大学的前列。

　　张伯苓为南开挣下数百万产业，从没有在自己身上乱花过一分钱。在天津市内开会时，他经常以步代车。一次散会时，有服务员询问张伯苓的车号是多少，他随口答道：“11号。”该服务员找来找去也没发现11号车。等他看到张伯苓已经走远的背影，这才领悟“11号”就是步行的意思。张伯苓给教授们修建了宽敞的住宅，但是自己却住在南开中学后面一个羊皮市场的简陋平房里。有一次张学良去拜访他，汽车在附近转了好长时间，最后在那条晒满了羊皮，散发着恶臭的小路上，找到张伯苓的居所。

　　在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张伯苓历尽艰辛，除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之外，还先后创办了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并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清华校长梅贻琦、著名数学家陈省身、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和戏剧家曹禺等人都是南开教育成功的典范。

　　张伯苓与奥运

　　这个首次在北京举办的盛会，将圆一个中国人——张伯苓先生一个世纪以前表达的梦想。

　　——前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

　　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张伯苓与奥运有很深的渊源，他是最早将奥运概念带入中国的先驱人物，被誉“中国奥运第一人”。

　　在张伯苓为人称道的教育理念中，体育总是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也因此被誉为“体育校长”，成为近代中国体育教育的一面旗帜。早在严氏家馆当教师时，张伯苓就把体育作为必备课程，同学生一起到户外打球、跳高、跳远、骑自行车……成为南开大学校长后，张伯苓仍力倡“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他创立了多支足球、篮球队，同学生一起踢球，带学生骑自行车，给学生制造器材，为学生聘请名家。南开足球队曾打败天津租界队，篮球队也出了“南开五虎”，从而使南开的体育在全国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张伯苓还积极传播奥运理念，倡导体育强国，为国人绵延不绝的强国梦第一次注入了奥运元素。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在希腊雅典举行，1907年10月24日，张伯苓在天津发表演说时呼吁：“我对吾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运会充满了希望。”“我国应立即成立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队”。一年后，几个南开学生在《天津青年》上撰文提出：中国何时能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派一支运动队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

　　一百年前的“奥运三问”振聋发聩，此后，张伯苓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回答着“奥运三问”。1928年，张伯苓任名誉会长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派代表出席观摩了第9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1932年，张伯苓与张学良及体育协进会领导一起，积极支持短跑运动员刘长春赴洛杉矶参加第10届奥运会，并亲自为刘长春向国际奥委会报名，最终促成刘长春和教练宋君代表中国出征，写下中国奥运史的重要一页。张伯苓悬腕提笔，激动写下：“智力竞新，强国之鉴”。

　　4年后，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积极支持下，中国派出由141人组成的体育代表团，前往德国柏林参加第11届奥运会。1945年抗战胜利，张伯苓组织召开体育协进会会议，申办第15届奥运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申奥活动。张伯苓为奥林匹克运动奋斗整整40年的历史证明，强国梦寄托于奥运梦，奥运梦依附于强国梦。为此他曾作出这样的预言：“奥运举办之日，就是我中华腾飞之时！”

　　文：陆杨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