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实业救国

　　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把中华民族拖入灾难深渊，也中断了中国民族工业崛起的黄金十年。国之不存，何以家为。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下，民生凋敝，国民经济也转入了战备状态，民族工业举步维艰。但仍有许多民族企业家没有安于命运、屈从外敌。他们救亡图存、积极抗日，不仅在逆境中奠基了中国的现代工业，也留下了实业救国的民族精神。

　　大染坊里的抗争史

　　“宁肯放火烧掉自己一手创建的工厂，也决不与日本人合作”——电视剧《大染坊》的主人公陈寿亭所展露的民族气节着实让人感动。据传，中国染料厂老板陈介夫正是这一英雄人物的原型。在日本侵略青岛期间，他的胆识与智慧，显示出了岛城纺织、印染工业所传承的民族品格。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的化学染料工厂大部分转产军火，染料产量日渐减少。日本的染料公司乘机而入，独霸中国染料市场，开始肆意盘剥。1919年，陈介夫与他人合作，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民族染料工厂——维新化学工艺社。1922年，陈介夫引进了当时较为先进的生产设备，高薪聘请日本技师，于青岛四方湖岛成立了中国染料厂。产品广受欢迎，并远销到了华中、西北等地。

　　如何打破日本人的垄断，振兴我们自己的产业？陈介夫开始了对日本工艺的情报搜集，并经过不舍昼夜的研制，最终突破了日本印染的技术壁垒。当然，对手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与陈介夫打起了商标官司。在日本没打进青岛前，染料厂与日本人的官司纠纷就一直没断，始终在互相较量。

　　1928年，日军制造了“济南惨案”。陈介夫出于民族大义，愤然辞去日本人办的《大青岛报》特约记者职务，联合爱国职工在上海《新闻报》上声讨日军罪行，同时辞掉日本技师，成立了兴华印刷局，出版爱国刊物，与日本人抗衡。

　　1938年，日军占领青岛，提出与精通日语、拥有工厂的陈介夫合作。陈介夫拒绝了日本开出的诱人条件，却导致自己亲手建成的中国染料厂被日本人一步步强行夺走。陈介夫意识到在青岛已经无法继续经营，便南下到了上海，即使日寇多次到陈介夫青岛家中捣乱滋事、妄图引陈介夫回来，他始终坚持没有回青岛。“哪怕赔上命，也决不当汉奸！”他坚信日本鬼子的日子长不了。

　　终于，经过浴血奋战，凭着千千万万爱国志士的努力，将小鬼子赶出了中国。在日本人撤离前夕，日商将大量染料倒入胶州湾，海水一片黑色、持续数月。让陈介夫心疼不已。同年，历经沧桑的中国染料厂终于回到了陈介夫手中。

　　纺织人的抗战品格

　　青岛为我国纺织工业基地之一，传承着百年的纺织文明。在抗战中，纺织工厂贡献出了不容忽视的斗争力量。其中，周志俊作为民族企业家，奔波劳顿从日商手中赎买回青岛华新纱厂，显示出了非凡的民族气节。他所创办的久安资本集团，是周氏家族南下上海的主力军，在抗战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志俊家族背景雄厚，用现在的话说是“官三代”和“富三代”的代表。其祖父周馥是首个探访胶澳的山东巡抚，父亲周学熙则是近代著名的实业家。1912年周家迁居青岛。周学熙为青岛留下一个民族工业的金字招牌——华新纱厂，也就是后来的国棉九厂。“华新”像是一个品牌，在天津、唐山、卫辉都有周家开办的华新纱厂。青岛华新纱厂是周学熙全资创办，后来交给了儿子周志俊。华新纱厂从创立之初就波折不断，日本人为让日资棉纱厂占得先机，百般阻挠，致使华新纱厂1919年方得出纱。

　　周志俊并不甘心做一个吃祖宗老本的富家子弟。1933年，他带着对未来棉纺工业的美好规划从国外考察归来，然而，卢沟桥的一声炮响，使这些远大构想化为泡影，不久，纱厂被日商低价收购，使华新事业遭遇重大挫折。

　　困难压不倒爱国心，周志俊决定把厂子迁到上海租界内开始再创业，经过努力，逐渐形成了庞大的久安集团，并加入了支援抗战、供应大后方的队伍中。周志俊的爱国之举也为其引来了汪伪政府的打击报复。即使从特务的枪口下侥幸存活、生命笼罩在暗杀的阴影中，他的心亦不曾动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进入上海租界，久安集团在租界内的工厂被日本人军管，被迫停产。面对接踵而来的困难和打击，周志俊没有退却，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尽自己所能地维持家业，为了解决部分职工生活问题，他开办了一些小工厂，勉强支撑，尽量吸收游资，为战后企业复兴之用，就这样一直苦撑到了日本投降。不是所有人都能经受住家道中落的打击，在这种打击中仍坚持着爱国精神更值得敬佩。

　　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周志俊才赎回华新纱厂，续任常务董事。

　　青岛解放后，周志俊先后将77亩果木园、高密轧花厂、个人住宅多处献给政府。在抗美援朝时，他所属的企业还为国家捐献了战斗机。1953年，青岛市政府将华新纱厂进行公私合营。随后他主动要求放弃华新纱厂总经理职务，将企业完全委托给公方管理。1966年6月15日，华新纱厂正式改名为国营青岛第九棉纺织厂。

　　周志俊后来曾任青岛市政协副主席和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在发展纺织业的同时，他关注民生，力行慈善，他的一生显示出纺织企业家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和有勇有谋的智慧，值得后人敬仰和铭记。

　　凿船为国的华北船王

　　贺仁庵被称为“华北船王”。这个称谓显示出他雄厚的资本实力和显赫的社会地位。然而，他之所以被历史铭记、被后人敬仰却不是因为他的财富，而是在国难当头时，他果断舍弃产业、尽为国用的气节。

　　1925年，贺仁庵引进国外先进的蒸汽机轮，成立“长记轮船行”。1926年华北沿海航运逐渐被日商所垄断，航权被侵占，贺仁庵购船与之对抗，经多年奋斗后获得胜利，基本将日商挤出了华北沿海航运。之后，贺仁庵一直在青岛活动，并成立长记轮船公司。贺仁庵的公司被称为“华北第一船行”，他本人也被称为“华北船王”。

　　1937年8月，日军集结青岛外海，封锁了青岛外海所有的航道，倘若日寇进入胶州湾并登陆，青岛即成孤岛。当时的青岛市长沈鸿烈奉行国民政府消极的“焦土抗战”策略，炸毁了日本在青的大部分企业。炸毁工厂后，沈鸿烈撤退之前的下一步工作就是封闭港口，保证军政人员的撤退时间。同时让敌人无法继承青岛的产业，尽量减少战争伤亡。于是下令青岛市的所有国籍航商将船只沉塞航道。

　　凿船，意味着为国奉献出自己的全部产业和毕生心血。接到命令时，青岛其他航商均观望迟疑，唯独贺仁庵立即派请军政当局派员指挥，将7艘轮船凿沉放水，堵塞航道，至此“长记轮船行”的业务完全停顿。当时有人劝说贺仁庵战争与商人无关，别把自己的老本赔进去，可他心意已决，且从未后悔。

　　正是因为贺仁庵之前所沉的7艘轮船将此处所有的航道完全堵塞，日军直至次年1月14日，方由青岛前海栈桥边派兵登陆，比原定登陆时间推迟了5个月。且因该处水浅，军舰只能泊于1公里之外，以小舢板靠岸。

　　贺仁庵把公司最好的轮船都凿沉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却处于危难之中。贺仁庵因拒与日军合作，换来了牢狱之灾。侥幸逃出后，他并没有躲起来保命，而是出资组织了一个300多人的队伍，在诸城一带的沂蒙山区继续抗日。

　　1947年，贺仁庵获得当时已转任浙江省主席的沈鸿烈先生颁发抗日沉船事迹证明书，内文如下：“查青岛长记轮船行原有迎春、得春、承春、长春、同春、江春、华顺等轮船七艘航行沿海各口岸装运客货名，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后，该行遵照青岛市政府通令停航，并放水沉没以封锁所各港口而免资敌，自青岛市政府遵中央电令撤离市区后，该行总经理贺仁庵深明大义，即随同市府及山东省政府参加抗战工作。而该行所沉轮船则经敌军打捞出水，将全部财产没收，至抗战胜利时，长春、同春、江春、华顺等四轮已被敌军破坏无存；迎春、得春、承春等三轮亦被损坏甚巨，仅剩空船，经青岛市主管机关将三轮查明发还，交贺仁庵具领，改组为青岛长记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加紧抢修担任华北复原运输以利交通，除各轮大小吨位在抗战前业由交通部登记有案外，所有上述情形均系确实特予证明。”

　　1948年5月，抗战胜利后对抗日有功的贺仁庵颁发交通部奖章执照，内容为：“查青岛长记轮船公司总经理贺仁庵，在抗战期间从事航业，功迹昭著，合依本部奖章奖状规则，给予一等奖章以示鼓励。此照，右给贺仁庵收执。”

　　（本刊记者王雅洁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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