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纺织的创伤与抗争

　　青岛市市北区海岸路2号，红锦坊艺术工坊所在地，这块意在突出以纺织文化为主题的区域，在过去是青岛国棉一厂的所在地。

　　路过的年轻人也许会对大门前的钢筋骨架和里面的日式建筑多看一眼，觉得新鲜和好奇，但对于许多上了年纪的老青岛人而言，这些日式建筑和旧厂房却是他们过往生活的见证。记忆里，既有青岛纺织的辉煌岁月，也有纺织工人的抗争故事。

　　九大纱厂

　　青岛曾有九大国棉厂，从国棉一厂到国棉九厂，它们联手打造过“上青天”的美誉，也曾在1937年国民党撤离青岛前被集体炸毁，后被重新修复。如今，它们已从过去的厂址处集体消失，空留下几幢日式建筑，有的甚至旧址难寻。

　　这些尚存的建筑遗迹，是当年日军侵略青岛的见证，更是许多老纺织工人记忆追寻的起点。

　　“我11岁就进纱厂做工了，两班倒每天干12个小时，一天工钱8毛钱，一个月工钱还不够买袋面粉。”今年83岁的王兴盛，1943年进入日本同兴纱厂（即后来的青岛国棉八厂），对当年的经历记忆犹新，“那时候日本纺织厂都差不多，都喜欢用童工，听话又省钱，当时像我这么大的很多，最小的女童工才8岁，个子矮就踩着凳子干活。厂里有大把头、小把头，干不好活就要挨打挨骂……”

　　廉价的劳动力和山东的棉花资源，是日本在青岛开办棉纺工厂的重要原因。于是，自1916年至抗战结束，日本在青岛的四方和沧口地区，先后开设了内外棉纱厂（也称银月纱厂）、大康纱厂、宝来纱厂、富士纱厂、隆兴纱厂、钟渊纱厂、上海纺绩株式会社青岛分工场、丰田纱厂第一厂等8个国棉厂，连同当时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创办的华新纺织厂，组成了九大国棉厂，也就是解放后的国棉一厂到国棉九厂。

　　樋口弘的《日本对华投资》里记载，1914—1922年日占青岛期间，日本对青岛实行殖民统治，大量日商资本和侨民涌入青岛，此后日系产业不断扩大，以日本纺织资本为例，至1936年末已形成九大日资纺织公司、19家工厂、纱锭52万余枚、织机8900余台的规模。

　　据悉，解放前，鼎盛时期的九大纱厂总用工人数近10万。要知道，当时作为全国八大城市之一的青岛，总人口数也只有80万。以此推算，8个青岛人中就有1个纺织工人。

　　据《青岛纺织史》记载，1949年纺织业所创造的产值占青岛总产值的75.9%，当之无愧的支柱产业。当时有谚语说，“织机一响，黄金万两”。也就难怪日本在1938年第二次占领青岛后，就开始在被炸毁的废墟上重建纱厂。

　　大罢工

　　在日军第二次占领青岛之前，青岛民众就展开了抗日救亡运动，首先行动起来的正是日商纱厂工人。

　　1936年11月17日—12月2日，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形势鼓舞下，青岛日商各工厂约3万工人开始举行反日大罢工。厂内工人不干活，厂外工人不进厂，外县工人纷纷离厂回老家。

　　1937年8月14日的“德县路事件”后，骄横的日本海军和扬武耀威的日侨引爆了工人们的愤怒，日商九大纱厂在工人的抵制下，被迫关门歇业。8月23日，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领事大鹰正次郎致函时任青岛市长沈鸿烈：“本市日人各纱厂因为时局影响，以致工人锐减，毕竟难以维持作业，自本月23日起，暂时一律休业。”紧接着，瑞丰染厂（原铃木丝厂）等所有日商工厂以及日商商店的中国工人和店员群起效仿，日本资本家被迫宣布全部“封锁”。

　　事实上，在1925年，青岛日商六大纱厂的18000名中国工人，就曾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举行过三次同盟大罢工。当时，在工人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咱工人住在厂里，受着日本气，工人没法治，没法治，就把工会立。”于是，青岛大康等日商纱厂成立工会，提出改善劳动待遇等条件。未获答复的工会于1925年4月19日发出罢工令，罢工开始。

　　轰轰烈烈的罢工斗争，使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惊恐不安。5月29日凌晨，军警、日本人冲进纱厂追杀工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青岛“五二九”惨案。它与上海“五卅”惨案一起，成为席卷全国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导火线。三次同盟大罢工，前后持续了100天，在中国工运史上写下了壮烈的一章。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上海、太原和南京的陷落，日本陆军参谋部在1937年12月18日发出了侵占山东和青岛的作战指令。与此同时，一项“焦土抗战”的任务也被布置完毕。当晚，日本在青岛的九大纱厂、铃木丝厂、2个橡胶厂、四方发电厂、2个自来水源地及青岛船坞等悉数被炸毁，留给了日军一个满是废墟的空城。

　　“磨”、“偷”、“打”

　　青岛沦陷后，工人阶级的反日斗争从未停止过。

　　这个近代中国社会中最先进、最革命、最有力量的阶级，通过群众性的“磨”、“偷”、“打”、浪费和破坏等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破坏敌人的生产，和敌人进行斗争，展现了工人阶级的智慧，成为了极具威力的群众运动。

　　纱厂的女工们摸准了日本监工进出车间的规律，监工在场时好好干，监工不在场就磨洋工。女工们还派出“岗哨”紧盯监工办公室，在车间内轮流睡觉，许多机器都只是在空转。

　　除了“磨”，这些女工们也“偷”，还划清了与正常所谓“偷”的界限：“偷鬼子（日本人）的不算偷，被鬼子打了不算丢（人）！”她们将棉花、棉纱、布、线、手纸等缠紧，藏在高耸的发式或衣服里，经常一夜织的布还不够偷的。

　　1939年，隆兴纱厂工人串通门卫，利用夜班，连续3个月将棉纱成件隔墙扔向厂外运走；1942年中秋节后，隆兴纱厂和银月纱厂的十几名工人深夜将隆兴纱厂附近海边的日本“清水组”小铁轨偷运上船，准备供给国民党姜黎川部，但后来被敌人发觉，没有成功。

　　据一份内外棉纱厂工人档案的统计，94名工人卡片中，因“盗窃”解雇除名者28名，“欠勤怠慢”解雇除名者5名，“惩罚”解雇者1名，其他不明原因解雇、辞退、死亡者35名。

　　日本监工穷凶极恶，对工人任意打骂，而汉奸把头则充当耳目爪牙，为虎作伥。于是，愤怒的工人们就集合起来，通过“打”的方式进行惩罚、报复。特别是随着日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工人们也欲痛打而后快。1944年，日华兴业株式会社纺织工场（原铃木丝厂）的监工藤山清信就遭受了工务记录员任盘石的一顿痛打。

　　对日军占用的物资，不管是掠夺中国的还是从日本运来的，不管是军工器材还是生活用品，工人们只要拿不回家就通过大材小用、延误时效、增加消耗、弃置报废等方式尽力浪费。所以，纺纱工人常开空车，花卷粘了、线头断了也不管，机器坏了就听之任之。

　　他们还有意识、有目的地破坏机器设备和物料成品，或者集体怠工、罢工，致使生产任务完不成。1941年下半年，日华兴业株式会社绢织工场接到军用绸漂洗任务，而在中共青岛地下组织的发动下，工人暗中将烧碱加多，导致其中价值十几万元的白绸被烧坏。

　　集体停工

　　“磨”、“偷”、“打”、浪费和破坏已成为工人们惯用的斗争手段，但还远远不够。他们认为面对敌人的毒打、人格侮辱等野蛮行径，必须进行有理有节的抗议，最好的方式就是集体停工。

　　集体停工的实质是罢工，却又区别于以往的罢工。它是怠工的进一步发展，是工人们有目的、有要求的集体行动，但不搞形式，甚至不派正式代表交涉，而是把要求严格限定在生活待遇范围内，不涉及政治，使敌人抓不住把柄，但又能获得社会的广泛同情，同时团结和教育了广大工人，壮大了斗争的力量。

　　1941年秋，日华兴业株式会社绢织工场一女工被日本监工殴打休克，引发工人集体停工抗议。最后厂方被迫答应了工人们的要求，保证今后不再打骂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由12小时缩短为10小时，必须加班时，另付加班费，同时包赔被打女工的医疗费，并照发医疗期间的工资。

　　1942年10月，隆兴纱厂突然一改男搜男工、女搜女工的搜身习惯，换成日本男人对女工搜身，引发了女工们的愤怒和抵制。400余名女工不再上班，迫使工厂停工。无计可施的日本资本家只能被迫答应女工们的要求，还得照发停工时的工资。此次停工致使隆兴纱厂减产棉布8万多米。

　　在那时，纺织是青岛的工业支柱，纺织工人的反日斗争是这个城市工人反日斗争的缩影。他们展现了在没有政治自由，生存权利也遭受严重威胁的境况下，如何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为生存而斗争。他们的斗争削弱了敌人的经济力量，成为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组成部分。

　　纺织工人的反日斗争，也还只是青岛工人反日斗争的冰山一角。在其他的行业和工厂里，工人们也都采用着类似的手段来抵制和反抗日本资本家，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反日故事。

　　（首席记者宋鑫陶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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