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能避免硬着陆吗

　　——访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

　　最近一段时期，全球股市、汇市、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剧烈，国际上有舆论认为类似2008年的金融危机又来了，并且这次危机的根源是中国。花旗集团就称，“中国把全世界带向经济衰退”。对此，《中国经济报告》记者专访了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前IMF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他表示，中国目前的经济放缓应视为结构调整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不能因为近期经济波动就暂缓改革。中国政府一直十分关注潜在金融危机风险，并拥有充分的应对工具，但要防范道德风险。

　　中国会发生经济危机吗

　　中国经济报告：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已将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7%左右。但一些迹象表明，中国的GDP增长可能会进一步放缓。共识经济学公司预测，2015年度，中国经济增速将仅为5.3%。如果中国经济增速低于7%的共识，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肯尼斯·罗格夫：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中国已经达到新的发展水平，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跟增长速度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中国决策者已经认识到经济再平衡的重要性，转向追求更为健康和正常的增长，让消费代替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显然是非常必要的，当然也并不容易做到。尤其是把过去占GDP半壁江山的投资降到“正常水平”（比如占GDP比重30%以下），没有一定程度的经济放缓是很难实现的。

　　中国在过去35年里成功地从一个相对不发达国家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事实上，除了美国在一战前的十几年和英国在工业革命期间，几乎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在短短几十年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二战后快速增长的德国和日本，那也是曾经相对富裕过。一些更小的国家或许实现过高增长，但与中国的规模和影响力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考虑到当前面临的社会、环境和健康等多重压力，一段时期的调整应该视为长期可持续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中国经济报告：你曾经警告说，中国可能会发生金融危机。你觉得中国经济存在哪些问题？过多的债务和高杠杆会拖垮中国经济吗？

　　肯尼斯·罗格夫：得益于中国决策者的正确领导，中国在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重大金融危机，这一增长奇迹是举世瞩目的。在2005年，我曾预测中国在未来十年不发生大的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超过50%。因为很少有国家能够保持几十年的持续高速增长而不发生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基本上都是在经济过度繁荣的末期由于债务迅速累积导致的，政策制定者希望市场继续繁荣，而私人投资者忽略了风险。此外，实体经济也存在一定的周期，在这个时候通常会表现为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我们在中国可以看到这些问题。

　　金融危机一旦发生，必然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一定的破坏。譬如，在1870-1914年金本位时期，美国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但是它也经历了数次银行业危机，导致长期经济放缓，1873年和1893年的经济衰退是非常残酷的。如果看看现在那些经济急剧增长的国家，也会有同样的感受。所有的经济体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在经过一段长期高速增长之后，都有爆发金融危机的倾向。其原因则大相径庭。经过多年的高增长，人们对经济前景从谨慎变得乐观，很少关注风险，债务规模迅速扩大，这是危机爆发的前兆。而当经济不可避免地放缓，企业便会停工，银行系统就要承压。一旦银行系统崩溃，经济在完成漫长的去杠杆过程之后才有可能实现复苏。

　　为什么决策者和监管者在经济过热时会放松警惕呢？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人性使然。另一个因素是未能认识到投资收益递减。政府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政治压力非常大，所以它们通常会选择冒险，突出表现在过度负债。例如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拉美国家通过投资扩张和技术赶超达到了相当高的增长水平；而随着增长红利消失，在70年代它们不得不依靠高负债和失败的金融自由化来维持增长。这些政策一开始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最终导致了更严重的衰退并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失去的10年”，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中国在某些方面是不同的，至少决策者始终对金融危机风险保持着警惕，你们也在就这个话题进行采访。但是担忧和警惕并没有什么用，经济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政府解决起来也更加棘手。大家都知道，中国曾经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推出了大规模刺激和信贷扩张的保增长措施。在这几年里债务的增长速度惊人，现在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债务水平高企，集中在房地产业和地方债务。尽管中央政府已经着手处置这些债务，但我必须提醒，类似的一幕在美国也曾发生。美国宣告独立后不久，汉密尔顿动用联邦政府资产购买地方政府债务，尽管有时候利率很低，这项政策可能是正确的，但形成了显著的道德风险。

　　中国经济报告：有人说，中国已经处于静悄悄的经济危机当中，而且没有足够的工具来应对这场危机。你认为中国可以避免经济硬着陆吗？

　　肯尼斯·罗格夫：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高速增长的国家能够总是实现软着陆，但也不代表中国经济很快就会出现硬着陆。中国有很多工具来应对一场危机，最关键的是庞大的外汇储备；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也很健康，尽管支持中央和地方负债的成本会非常高。

　　一个问题是汇率管制。在金融危机中，政策制定者希望让汇率大幅下降，这样可以减少资本外流和提高出口竞争力。我相信希腊如果能允许自己的汇率浮动，可能早就摆脱危机的泥潭了。巴西和俄罗斯均通过汇率浮动成功避免了更严重的危机。在严重的金融危机情形下，我相信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是能够容忍人民币大幅贬值的。中国经济体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很难严格控制汇率，形成稳定机制。我也知道很多进出口贸易仍然以美元计价，但是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尤其在更加灵活的汇率管理体制下更是如此。可以看到，中国正在有序推进汇率市场化。但是5-7年前这么做会比较容易，那时候人民币更多面临的是升值压力；而现在人民币贬值压力增加，推动起来难度更大。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努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为什么近期中国决定打破禁忌，让人民币贬值呢？ 是因为强势人民币将进一步抑制经济增长吗？

　　肯尼斯·罗格夫：从技术层面看，人民币贬值反映了经济放缓，也表示中国希望允许人民币双边浮动。人民币贬值也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而且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可以为应对危机提供有效的工具。不过，虽然从技术角度看人民币贬值没有问题，但政策制定者没有进行充分的沟通，以至于让大家都感到很困惑。这次贬值之后还会有持续的贬值吗？贬值是否是因为经济疲软？这些问题都应该明确加以说明。

　　中国经济报告：有人认为，30年过去了，中国旧时的经济模式已经崩溃，中国应该从投资主导型经济转向消费主导型经济。但中国领导人面临的问题是，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可选政策菜单比过去更为有限。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肯尼斯·罗格夫：这届政府推出了一个全面的改革议程，改革的覆盖范围、决心和细致程度让人印象深刻。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因为近期经济波动就暂缓改革。在我看来，中国正在推动金融改革，包括汇率市场化、让银行免受国家和地方政府干预等等，但其他的改革停滞不前。

　　当然，推进改革需要平衡好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力。作为一名学者，在这一点上我不可能比中国领导人做得更好。我想说的是，私人部门的创新将是中国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引擎；而拉动私人部门增长需要完善法律体系和产权制度、打击腐败、改善教育状况等等。

　　政府救市的后果

　　中国经济报告：在过去的几周，中国推出了一系列救市措施，包括鼓励国有企业购买股票和限制期指交易等，但并没有稳定住不断下跌的股市。一些人认为中国政府干预过多，另一部分人认为中国政府做得还不够，或者做法不正确。你对中国这些救市措施的评价是什么？

　　肯尼斯·罗格夫：如果你想听真实的想法，我不得不说，中国的救市行动十分糟糕。面对股市暴跌的正确反应应该是，首先判断股市暴跌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然后利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消除这些影响。错误的做法是假装政府能够稳定住股市，并把责任归咎于根据市场信息进行正常操作的交易者和试图揭露事件真相的媒体记者。这会导致股票市场不再传递任何信息，或者没有人相信它所传递的信息，于是股市丧失了为成长型企业融资的基本功能。现在最好的办法是撤销和收回一些不恰当的干预措施，同时加强对投资者关于股市风险的教育。

　　中国经济报告：你觉得导致中国股市暴跌的原因是国外做空吗？

　　肯尼斯·罗格夫：中国股市崩盘与国外投资者的关系并不大，毕竟国外投资者占到整个市场的一小部分。中国股票市场已经能够看到泡沫的踪影，除了让其降到一个更加可持续的估值水平之外别无他法。

　　中国经济报告：目前的救市是否会导致风险往后移？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市场好转，还是风险集中爆发？

　　肯尼斯·罗格夫：要预测股票市场几乎不太可能。通常情况下，股市暴跌之后是买入的好时机，因为跌势往往会过头。但现在而言，政府大规模干预措施可能会让投资者继续观望，因为他们会犹豫股市在最终企稳前是否将进一步下跌。如果政府能够撤回一些干预措施，虽然短期内可能会有进一步大幅下跌，但我相信长期来看会有助于股市健康发展。

　　中国经济报告：你曾经系统研究过历次金融危机，历史上的救市经验有没有可以借鉴之处？

　　肯尼斯·罗格夫：没有避免金融危机的万能公式，不过限制债务（包括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激增是非常重要的。债务危机必然意味着是债务出了问题。一直以来，中国决策层在保持经济增长和避免危机爆发方面成绩显著。我认为中国政府能够顺利度过这次难关。虽然危机最终仍有可能发生，但经济结构调整的计划应该继续。否则，即使危机没有爆发，也可能会导致经济长期停滞的糟糕后果。

　　中国经济报告：前不久全球股票市场也经历了一轮暴跌。一些西方媒体表示，中国经济表现不佳引发了全球资本市场大幅波动。你认为将国际资本市场剧烈波动归咎于中国是否有失偏颇？

　　肯尼斯·罗格夫：全球股市暴跌当然不能完全归咎于中国。在全球市场将注意力转向中国之前，很多学者就表达了对长达六年的牛市难以继续的担心，认为市场需要向下10 个百分点甚至更多的修正。极端的零利率货币政策和全球量化宽松使投资者承担了更多风险，随着美联储加息在即，债券变得相对更有吸引力，这意味着股市面临向下调整。在资产价格泡沫的后期，很容易就引起剧烈下跌。

　　中国股市暴跌和人民币贬值，必然会让投资者重新评估中国增长前景以及爆发危机的风险。比如说，一开始投资者普遍认为中国在未来两年陷入经济衰退的概率是5%，到今年8月这一概率上升到15%。这并不是悲观的看法，事实上发达国家每隔8 年左右就会经历一次衰退，但大幅的重估会对价格产生显著影响。不过，中国股市暴跌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全球市场的抛售行为，但不是导致全球股市动荡的根源。

　　中国经济报告：随着中国金融市场与国际联动越来越紧密，未来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在上述背景之下，应该如何推进中国金融业改革？

　　肯尼斯·罗格夫：最终人民币有可能代替美元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但这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在一战初期，美国已经过了40多年的快速增长，经济规模已经远远超过欧洲任何经济体，但当时英镑仍然作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没有被撼动。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银行的地区化和封闭性。一战的爆发削弱了英国经济，美国银行由于面临资金压力不得不去国外寻找商业机会，于是美元成为和英镑同样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直到二战后美元才成为主要的储备货币。所以，从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到替代美元，需要很长的时间。现在越来越多的业务是以人民币为计价货币进行交易，中国政府也提供了很多政府间人民币贷款。尽管有的不是靠市场力量推动，但也提高了人民币的国际化水平。人民币要想真正成为国际货币，还需要让汇率更加灵活（双向波动），向国外投资者放开更多市场，发展债券市场。中国一直在稳步推进金融部门改革，这将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考虑到中国的经济规模和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IMF有必要将满足最低流动性和自由兑换条件的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

　　中国和全球经济

　　中国经济报告：前段时间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挫，一些西方媒体将本轮全球资本市场调整的导火索归咎于中国经济形势欠佳引发的对全球经济复苏的担忧。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有多深？

　　肯尼斯·罗格夫：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总量仅落后于美国。在亚洲，中国经济的重要程度已经超过了美国。在全球大宗商品需求方面，中国一直是主要的推动力。因此，虽然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中国经济放缓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程度有限；但对于巴西和俄罗斯这类严重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国家而言，中国经济放缓会导致他们的出口价格疲软，甚至可能引发危机。一大风险来自于企业的海外美元借款，由于巴西雷亚尔和俄罗斯卢布暴跌，价格均不到最高点时的一半，加大了债务负担。同时，两个国家经济都在衰退，贷款违约率大幅上升，银行体系脆弱不堪。在中国不断推进改革之时（尽管有时很缓慢），这几年巴西和俄罗斯的改革进程均出现较大程度的倒退，这也削弱了出口的竞争力。像俄罗斯，由于出口严重依赖于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无法从卢布贬值中获利。总体而言，中国增长引擎熄火使得亚洲国家经济前景堪忧。

　　中国经济报告：近期中国的一些政策让国外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神话的信心下降，资金从中国流向低风险的国家。中国应如何提振国外投资者的信心？

　　肯尼斯·罗格夫：中国近期对于股市和汇率市场的一些措施，最大的问题是有损中国金融声誉。救市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欠考虑的，效果也不佳。至于人民币汇率贬值，从技术层面看没有什么问题，但无法解释短期时点的选择。当然，治理中国经济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不可能毫无纰漏。但是，应该仔细研究这些事件并总结教训。

　　全球金融体系变革

　　中国经济报告：请展望一下“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投行的前景？亚投行能有效发挥作用吗？你有何建议？

　　肯尼斯·罗格夫：我几个月前写过一篇专栏文章《中国基础设施银行将发挥作用吗？》。简而言之，中国致力于帮助其他国家的做法值得称赞，美国政府不应该如此大声地抱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要想成功，软实力建设和基础设施融资同样重要。中国不仅长于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善于调动各种资源加以充分利用。“一带一路”项目在很多方面都和二战后美国推出的“马歇尔”计划相似。“马歇尔”计划不仅为欧洲经济发展带来了大量的资金，更重要的是，为战后欧洲经济重建提供了指引和标准。除了融资之外，增强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提供技术援助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中国除了简单地提供融资之外还有很多要做的，“一带一路”项目成功与否取决于中国能否赋予其更广泛的内涵。

　　中国经济报告：1944 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直被美国人和欧洲人所主导。你一直认为，世行和IMF 要求最高管理人必须是美国人或欧洲人的条款现在已经过时，而且显得十分“可笑”，亚投行能从IMF 学习到怎样的经验和教训？

　　肯尼斯·罗格夫：是的，美国和欧洲认为他们能够独揽世行和IMF 大权是非常离谱的。在IMF，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所做的工作非常出色，她也可以作为下一任IMF 总裁的人选。但是拉加德之后的总裁人选应来自新兴经济体。来自印度的拉格拉姆·拉扬（Raghuram Rajan）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也有其他合适的人选。

　　记者 吴思 李大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