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十大城市发展失误

　　北京重要的地理区位决定了这个城市的发展逻辑，但时至2015年，随着京津冀一体化推进以及产业转移和行政中心外迁，这个城市出现了重大转折的征兆。但其征兆却是早有端倪，北京的城市病早已世界知名，雾霾已经严重到令人发指的程度。通过提炼北京的城市发展逻辑，可以总结北京发展中的十大失误。

　　第一个失误，没有正确认识政治对城市的影响。

　　回顾北京城市发展历史，城市决策者和规划部门最常使用的借口，就是北京这个城市受政治的影响太大，左右了城市的发展。要说政治影响，北京的确存在，不过北京不应夸大这种政治影响，更不能作为城市规划失误的籍口。

　　2000年的北京，GDP总量只有3161亿元，到了2014年北京的GDP总量已经达到了2.13万亿。过去的政治影响再大，也只是在3161亿规模上的“影响”。所以，后来的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与其说是政治影响的问题，还不如说放任发展的问题。北京这张“大饼”，是纵意而为之，甚至肆意而为之，以致后来居然蔓延式地发展到数万亿的规模。

　　所以，一定要说北京的城市发展有政治影响，那也是地方政治的影响，而不是中央政治的影响。

　　第二个失误，公交系统上得晚了。

　　北京的公交系统在全国是领先的，但并不与北京城市化的速度和需要相匹配。以北京的地铁为例，2000年后，北京因奥运会主办权的落地而赢得了高速发展的机会。问题是，2000年时北京的人口数量已达到惊人的1381万人。所以，地铁的发展速度虽然快，但依旧跟不上城市化的需要。此外北京地铁系统的设计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其向心的空间导向非常明显，任何一个人站在北京的地铁图面前，都可以看到这个城市只有一个核心，越逼近核心，线路越密集。这样的设计，仅仅考虑了城市人口的运输，而没有考虑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遗留的问题，一是人口潮汐运动出现，上下班挤得要死；二是城市的核心区被锁定，空间结构的改变极为困难，同时也意味着地铁投资的大量沉没。

　　公交系统通常是一个复合系统，城市公交系统管理政策的滞后，也导致了人口相对于客观条件的过分集中，交通拥堵，城市病急性发作，城市运营接近崩溃或是实质崩溃。

　　第三个失误，产业转移做得晚了。

　　北京的地理区位被包夹在河北与天津之间，北京的任何产业动作和空间动作不可能不受河北和天津的影响。河北和天津这两个地方的任何发展失误，对环境的任何破坏，都将直接回馈影响到北京。

　　在产业发展方面，长期以来，北京重区县规划，轻区域规划。如果反过来，重区域规划，而做限制性区县规划，就不会今天的问题了。现在中央要求北京的产业要转移到京津冀，一时间北京手忙脚乱，实际上北京如果早在区域规划上作出努力的话，那么产业转移和产业体系将会更为平滑。

　　第四个失误，没有坚持空间设计，任其自由发展。

　　城市的空间开发，如果能够伴随人口及其消费的持续增长，则会表现为城市经济总量在规模上的放大。北京在城市空间设计上有过幻想，包括卫星城的建设都曾经在历史上讨论过，可惜都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主要原因在于空间设计的理论主导者和实践者，对城市关键的空间概念无深刻的理解，有其形而无其实。实际上，这种泛化的概念理解造成的问题到处都是，比如在上世纪末，笔者指出，一个城市的CBD建设，单一核心不能搞得太大，太大块儿的城市CBD将会对城市空间产生致命的负面影响。但从北京西城区金融街CBD到朝阳区CBD，都在追求平面扩张。这样做的负面影响在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北京的交通拥堵和城市价格水平的高涨，就与这种错误设计有着莫大关系。

　　实际上，北京的空间设计是失控的，自由蔓延发展的，而且始终没有大的改观，甚至根本没有认真做出过重大努力。

　　第五个失误，对老龄化认识严重不够，人口政策反复多变。

　　城市与人口的关系极为密切，发展是因为人口，衰退也是因为人口。但北京市的人口政策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一会是限制，一会是鼓励，一半是海水，一半是太阳，这对城市的发展极为不利。在历史上，北京以知青下乡为由，曾经历过大规模的人口输出时代，此后大量人口回归城市，同时又开始了计划生育。再后来城市化兴起，北京周边以至全国各地的人口迅猛地向北京集中，使得城市人口迅速突破三千万大关。到了2015年7月，北京才确定人口政策，决定限制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并力争5年内使常驻人口下降15%。

　　问题是，行政力量可以控制人口的增减，但一定会影响城市原本的经济秩序。再加上北京的老龄化严重，这种对经济秩序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实际早在2012年，北京逾1200万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的老人就占了近20%，这是一个惊人的老龄化比例，远高于全国平均13.26%的老龄化水平。后来，随着城市化，大量外地年轻人涌入北京，才稀释了老龄化压力。如果这一进程被终止，那么北京的老龄化问题必将再次凸显，大幅增加城市生活成本。

　　所以，人口政策的摇摆以及老龄化问题，使得北京的城市生活和经济很难保持有序状态。

　　第六个失误，价格工具不敢使用，不能使用。

　　像所有的超大城市一样，管理和运营从来都是大难题，北京、上海都不轻松。一般来说，城市管理的资源配置，最有效的办法是价格调控，可惜北京由于顾忌首都形象，往往放弃这种作法，改而采用更为具有行政色彩的政策操作。比如车辆控制，先是盲目发展汽车工业，坚持“不控制”，自由发展；后来看“实在不行了”，一下子又转而采用行政色彩极强的“限购”，而不是使用牌照拍卖等市场化的方法，这表明北京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实行很不在行，并不成熟。

　　这样的例子在北京还有很多，如城市的交通补贴、出租车管理体制、互联网“专车”管理等等。可以说，无视问题的存在，盲目地迷信以往熟悉的行政力量，有价格工具也不敢用。

　　第七个失误，城市发展速度太快。

　　2000年北京的城市建成区面积是488平方公里，而2012年北京的建成区面积已经高达1289.3平方公里。城市发展速度过快，总会导致各种失序问题的发生。俗话说“萝卜快了不洗泥”，污染河流的治理无法顾忌，城市的各种生活成本迅速上升，空间的功能交叉混乱，交通堵塞，实体产业生存困难，一场大雨就能让城市体系崩溃，各种城市病症都会出现，甚至急性发作，无法得到有效控制。

　　第八个失误，城市文化财产失控。

　　北京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但现在的北京除了少数人满为患的胡同和极少数点状分布的“北京符号”之外，北京的城市风貌仅能说是一个“普通的现代都市”，并无明显的历史特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历史上的大拆大建毁掉了城墙、牌坊等等外，更多的是最近一个时期的城市化，占用了过多的内城历史空间。很多具有北京特色的建筑被拆除，使得城市景观和肌理被严重破坏。

　　城市的历史文化是一个城市含金量最高的资产，正是因为如此，有人才将之称为“文化财产”。城市中，每一个得到保护的文化资产，其周边的土地和建筑，都会有超乎寻常的升值，反映出文化的资产价值。应该说，在历史和人文方面，北京失去了太多的历史财富，交换来的却只是昙花一现、充满城市病的“现代风光”。

　　第九个失误，城市的“美国化”。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空间尺度，这种空间尺度反映和代表了城市的风格。石库门房子有石库门房子的味道，四合院有四合院的风格，因为它们都有不同的空间尺度。北京的问题在于，仗着自己1.6万平方公里的城市大空间，肆无忌惮地开展平面扩张，大肆引入美国化的空间尺度，催生了宽阔的马路，超大的停车场，高层建筑，郊区化的商业布局，大而无当的商业中心区块以及大肆破坏环境的扭曲建筑。

　　第十个失误，首都功能设计不周。

　　任何人在北京只要稍微住上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这个城市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北京是一个特殊的城市，同时要满足和兼容首都与城市两类不同的需要。问题在于，北京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可以说在“城市”方面，考虑比较多；在“首都”方面，考虑比较少，这就导致北京作为“首都”存在着某些缺陷。其结果就是，北京作为一个巨大无比的城市，“首都元素”的表达却仅仅局限于一个不足1平方公里的小区块（天安门）。

　　当然，对于北京这座千年古城来说，“十个失误”是远远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要总结的东西还有太多、太多。北京有发展中的成就，也有发展中的问题。至少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对于世界的这一轮“城市化运动”，北京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伟大而深刻的教训，让人类意识到在城市化过程中，什么才是真正宝贵的东西。

　　未来，北京行政中心的外迁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对北京真正影响很大的是产业、教育、医院和企业总部，还有人口增长的限制，这些都与北京千家万户的利益有着密切关系，而且都在京津冀一体化的范畴之内，相当部分已经确定是要外迁的。

　　在北京行政中心迁往通州过程中，通州应该调整规划的战略定位，尤其是要调整“副中心”的定位，“建立北京的新都心”。所谓“新都心”，实际是一个分布式都市的概念，一个大都市（城市），可以有几个都心，还可以有几个副都心，它们可以具有不同的功能，但平行地、共同地承担起大都市（城市）的功能，以避免大都市（城市）的某一个核心过于膨胀。从城市研究的角度来看，这可以有效调整城市的空间结构，而且有助于定义和理解未来的城市及其社会经济的发展。

　　陈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