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古文字学家之间的恩怨芥蒂

　　92年前的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考古研究机构，即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62年前的1952年，该校又在新中国高校中设置了第一个考古研究机构，即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正因为有着这样两个贡献，有海外学者评介说，中国的考古学在北大。为此，两年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辑出版了一大本《记忆——北大考古口述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书中汇集了17位曾在北大学习工作过的老先生的访谈录，万千往事，娓娓道来，成为一部生动鲜活的北大考古系的“口述史”。

　　书中有一篇是对北大老教授高明的访谈，读来很有意思。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年近9旬的高明之所以能成为在中国颇具影响的古文字学家，纯属有着自学成才的“异禀”。据他本人所述，他来北大以前的经历与众不同。因为他是只读过两年小学的学徒出身，10岁丧父，14岁学徒，说是去学做衣服，其实就是一个给老板洗碗做饭带孩子的小佣工。后来就跟人开始从《三字经》自学古文。1949年到1952年为天津市劳动局干部，在读过王国维的著作与顾颉刚的《古史辨》后，便突发异想，辞掉了劳动局的干部工作，以学生身份考进了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后成为著作甚丰的古文字学家。访谈中，高明除去讲述了几十年来在北大考古系所经历的沧桑往事，还另外提到了一桩他本人不太愿意触碰的恩怨芥蒂。而这件不愉快事情的当事人，就是当年蜚声中外的古文字大师同时还兼任北大副校长的朱德熙先生（1920—1992）。

　　据高明讲述，那是在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一次国际古文字会议上。这也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北大学界第一次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参会的有朱德熙、高明等三人。参会之前，每人先提交一篇论文，再合编成书。论文集中收有朱德熙的文章，是根据两个战国古印来考证战国官吏的论文。但高明从文中发现，朱德熙所援引的这两个战国古印却是后人伪造的，均为假印。高明说，朱的年龄比我大，资格比我老，我很尊敬他，平常来往较多，关系比较好。因为担心在会议期间人家提出质疑，给他造成被动，于是就在开会前给他打了个招呼，说这两个印是靠不住的，如果真有人提出质疑，你自己要有所准备。但没想到的是，高明的好意提醒却被误解了，朱德熙听了很不耐烦，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是赝品？”高明讲了这两个战国印是赝品的三个原因，可对方根本听不进去，表情很是反感。当时参会的有一个专门研究古印的香港学者，也看出这印是假的，原准备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高明去劝他不要提了，因为朱先生听了接受不了，会不高兴的。

　　令高明没想到的是，好心提醒的结果是直言贾祸，也为他以后提升教授闹出了好多曲折。第一次评教授，由于朱德熙不同意，高明落选。为此，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的著名学者张政烺还当场与朱争论起来，但也无果而终。两年后，高明第二次申请教授，由古文字学界的著名前辈胡厚宣、张政烺写推荐材料，但作为评审组组长的朱德熙，又当场将其刷下。到了第三次参评前，考古系主任宿白找高明谈话，问他怎么得罪了朱德熙？由于前两次都是朱校长把你刷掉的，让高明去朱先生家赔礼道歉，说有什么错误，自己做一个检讨。因为系里只能推荐三次，两次都未成功，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再失败，提教授的机会就没有了，如不去道歉求其谅解，最后的失败自己负责。听了这番话，高明深感失望，因为此时他已有两部古文字著作出版，还被评为北京市教学优秀奖，却两次评审不过关，问题不在业务能力，主要是朱德熙在挡道。如果说因为指出假古印一事而得罪了他，那么，自己宁肯不要这个教授的学衔，也不去违心地把错误说成是正确的。后来这次评审的结果出人意外，高明是以20票赞成、一票反对通过的，经过几年折腾后，终成教授。后来，申报博士生导师仍需通过朱德熙这一关，但高明不愿再找麻烦，便主动放弃，未去申请。期间曾接到十多封请求报考博士研究生的来信，由于他不具有博士生导师资格，也只有一一回复拒绝了事。

　　高明在访谈中说，后来朱德熙先生全家移居美国后，不幸患了癌症。李零教授去看他，回来告诉高明说，朱还主动提到了他，说“我不该对高明那么苛刻”，颇有后悔之意。查考《朱德熙先生纪念文集》，内有李零的一篇文章《最后的电话》，里面有一句提及，“例如他就不大赞同太钻牛角尖和认死理，甚至对自己过去的某些‘苛刻’做法感到懊悔。”

　　其实，人都是有弱点的，听不得不同意见。利用职权挟嫌报复、给人穿小鞋，不仅是当下官场常见的潜规则之一，也蔓延至学术界这样的科学殿堂了。由此可见，在学问上堪称博大精深者，人性中犹存幽暗之处。正如西谚所言，人人心中都藏有魔鬼。但难能可贵的是，朱德熙晚年对此事能有所反思、有所懊悔，能认识到当年确实不该因为个人义气而对他人如此苛责。如此来看，对朱德熙先生，仍当以“一眚不掩大德”的古训论之。

　　韩三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