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在世时，是当之无愧的士林领袖、文坛祭酒。做士林老大，单单自己地位高、有才华还不够，还得有识拔人才、提携后进的格局和雅量。在这方面，欧阳修做得很好，后世流传许多关于他的佳话，比如对苏轼的称赞：“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嘉祐二年，苏轼来到东京参加礼部主持的进士考试。尽管少年时苏轼就在故乡一带颇有文名，少年出蜀，当然意气风发。但到了汴梁，天下人才汇聚之地，生长于偏僻的蜀地的他，自然不如江左、江右、中原的才子那样被人瞩目。那次考试的主考官是欧阳修，欧阳修在阅卷时，发现一份考卷文采飞扬，且说理透彻，正符合自己平时主张的文风，大喜过望，推荐给另一个考官梅圣俞看，梅看了后也击节赞叹，主张取为第一名。
但欧阳修料定这份弥封了考生名字的试卷是自己学生曾巩的，如果取了第一，会招来非议，于是给取了第二名。拆封后才知道这是一个四川士子的试卷。同科考中进士的还有苏轼的弟弟苏辙，一时间，苏家昆仲名满京师。
可是，欧阳修对另外一位同样来自四川的才子，态度和对苏轼完全不一样，甚至可以说是冷酷。
这位才子叫吴缜，成都人，生卒年代不详，大约也是在嘉祐年间中进士。当时朝廷任命欧阳修和另一位资格更老的文坛名宿宋祁主修《新唐书》，新科进士吴缜自认为很有史才，上书欧阳修毛遂自荐，想加入这个修史的团队。欧阳修看完信后，认为他年少轻佻，毫不留情地拒绝了。吴缜的失望可想而知。
为什么对吴缜，欧阳修不像对苏轼那样客气呢？欧阳修对人才是双重标准么？我以为考诸两位四川士子所处的情形，可以理解欧阳文忠公为何态度迥异。
欧阳修之于苏轼，是主考官面对考生，而且还误认为他是弟子曾巩。主考官欣赏考生，标准比较单纯，就是凭文章说话。哪怕年轻人有些狂，可以理解甚至还会视之为少年人的可爱。苏轼在那篇让欧阳、梅等考官高度评价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用了一个自己生造的典故，“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后来苏轼来谢恩时，欧阳修问典出何处，苏轼答曰“想当然也”。欧阳修不以为忤，反而欣赏苏轼会变通，不呆板。
反观吴缜，已经中了进士，成为官员队伍的新人，他的才学已经在进士试中表现出来了。此时更重要的就是懂礼数，懂规矩，他这封莽撞的自荐信却是不懂礼数与规矩的表现。在重视文教的宋代，能参加朝廷的修史团队，自然是一份殊荣。一旦如愿，立马名声鹊起，而且仕途也会更加通达。正因为如此，就更应恪守本分。你一个刚刚通过公务员考试的年轻人，冒冒失失写封信给项目组负责人，说你想参加这个项目攻关。会怎样？
这本来是年轻人初入仕途遭遇到一个小小的挫折，如果吴缜真是学识、才能过人，以欧阳修的胸怀，不可能阻挡他。可是从这次被欧阳修拒绝后，吴缜便成了一个职业的“欧阳黑”。《新唐书》修撰成功后，吴缜仔细阅读，写出《新唐书纠谬》二十卷，例举出该书四百六十条错误，甚至说该书多有“舛驳脱误”。《新五代史》出来后，他又专门撰写了《五代史纂误》三卷。
就事论事而言，吴缜这些纠谬不无道理。像这样多数人参加的国家项目，找出一些错误很正常，如果抱着善意的出发点，或许欧阳修会感谢挑错者。而这种挟怨泄愤的挑错，就算说得有道理，也付出了得罪整个士林的代价。对欧阳修而言，卷帙浩繁的两套书，被挑出错误，不掩其文名。而对于吴缜而言，他在士林的公关形象基本上可用“不堪”形容之。钱大昕曾批评吴缜的《新唐书纠谬》，于地理、官制、小学多有“未达”，认为他的纠错“非无可采”，但其本人“沾沾自喜，祗欲快其胸臆，则非忠厚长者之道”。好在欧阳修很通达，没有史料证明欧阳修报复过这位职业“欧阳黑”，但士林里的前辈和官场的上司，恐怕也对吴缜会保持距离，不敢提携他。
如果说，年轻的苏轼有些狂，但不妄。吴缜则是既狂又妄，而且有些蠢。
文/十年砍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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