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与危机赛跑的制度再造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从而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改善供给结构，最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本轮供给侧的改革，在推进的过程中，必须在“新”、“旧”之间做到良好的切换与过渡、承接与转换、此消与彼长。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本轮改革的总体目标和领域部署。改革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改革领域包括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以及党建制度。

　　改革清单：来自顶层设计的系统重构

　　十八届五中全会细化了三中全会的目标和部署，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加大，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十三五”期间要树立并切实贯彻的发展理念。

　　改革成本：不矫枉难以及正，不施猛药何以去疴

　　在全球金融危机继续深化、量化宽松无以复加地与国内产能过剩严重、社会杠杆率居高不下的大背景下，本轮供给侧改革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认清改革需要支付的成本，是改革顺利推进的前提条件。

　　1.调整加剧，痛苦加深。通缩背景下，过剩产能与债务之间的转换，造成了货币政策的失灵；借助市场机制和政府支持，进行结构特性改革，出清产能、提高企业行业集中度、解决企业盈利难题，是问题的核心。

　　产能削减规模过大，影响社会稳定。当“四万亿”投资，遭遇欧美各国政府“削减福利、整固财政”的需求削减、再工业化及贸易保护政策时，国内产能过剩的严重性被急剧放大。钢铁、煤炭、水泥、有色等重、化工产业产能已占全球产能5成左右。以全球需求计算，当前产能过剩比例过高，需削减产能幅度较大。以钢铁产业为例，2014年底，中国粗钢产量82269.8万吨，占全球粗钢总产量的49.5%，过剩产能高达1.3-1.5亿吨。如此大规模、大比例的产能削减，对国内就业、地方财政、社会稳定的影响过大。企业负债比例过高，对银行拖累较深。企业过高的负债比例（非金融企业123.1%的负债率，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高），及对未来经济增长预期的转变，使企业部门的“三去”措施（去库存、去产能和去杠杆），恶化了经济的通货紧缩状况。导致企业经营压力变大，资产缩水甚至债务增加，推动企业部门和全社会负债率持续上升。而国内高比例的间接融资，使企业负债易形成银行业的不良资产，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当前，所需调整规模过大（削减产能规模）、链条过长（各大产业），并已逐步形成对金融系统的拖累，对社会的影响造成的痛苦（失业与社会稳定）将是极其深刻而广泛的。

　　2.成效有时滞，周期拉长。改革成效无法立竿见影，具有较长的时间滞后性。里根的改革，始于1980年，但其对经济推动的效果在1983年方才显现，时间滞后长达3年。1998-2002年中国经济困境与本轮改革背景较为相似：皆由信贷及固定资产投资的无序扩张导致，引发的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及长时间去杠杆过程；加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需求环境的动荡及人民币汇率不贬值的承诺，加剧了国内经济的恶化。1998-2002年，政府一方面对抗通缩，在需求端采取逆周期的宏观政策，同时积极推动结构性改革。借助入世及住房市场改革的双重红利，到2003年，即亚洲金融危机暴发5年后，中国经济方才走出通缩周期。故解决过剩产能所带来的信用扩张、债务积累、清理社会不良信用、产能债务重组及破产等问题，从历史经验上看，成效时滞较长、周期显现较慢，需保持足够定力。

　　3.威权推动，集权形态。供给侧改革的实质是，自由竞争向垄断竞争过渡的阶段。通过过剩产能的出清，推动行业企业间的兼并重组，形成实质性的行业卡特尔联盟，提高其对行业产品价格及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力，引导资金回归实体；并借机抢占全球市场份额，形成跨国企业集团，反哺国内，夯实资产泡沫。

　　4.格局打破，利益重分。过剩产能出清、推动债务重组的核心在于：打破“地方诸侯经济”，清理相关裙带资本，重树市场机制。

　　首先，产能出清的主要目的和方向是，组建国内跨国企业集团，以资本输出及产能输出方式占取全球市场份额、获取超额资本收益。其次，债务重组的主要目的和方向是，提高债务透明度，量化债务指标，完善偿债主体，制定相关法规、以形成法律规定与市场约束的双重机制来控制债务总量和债券市场的有序。所以，供给侧改革能否有序推进，核心在于能否对央地当前格局进行破局，完成对现有利益的梳理及重分，在灵魂深处动手术刀。

　　改革风险：可能影响改革推进的六大问题

　　1.市场出清问题。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包括交易成本、各种税费、融资成本、社会保障成本等，从而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改善供给结构，最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钢铁、有色、化工、能源、煤炭等行业的过剩产能位于不同地方行政区域内，某些企业甚至为当地主要的就业岗位提供者。如何在产能出清、债务重组过程中，处理好各个地方主体的财税利益协调、就业平衡问题、管理团队协调及重组后企业内部股权比例及组成问题；避免“拉郎配式”的非市场化重组，及效率无法提升的问题，都是供给侧改革需要面对并解决的难题。

　　2.失业保障问题。供给侧改革推动后，带来效率的提升与行业冠军的诞生，同时势必带来原有产业就业岗位的减少、失业率的上升。

　　1980年美国里根改革伊始，国内失业率由7.2%攀升至1982年10月份10.8%的阶段性高位；英国撒切尔夫人改革期间，失业率由1979年的5.30%攀升至1984年5月的11.90%。同样，1998-2002期间，中国政府进行结构性改革，推动国有部门关闭重组与减员增效、管制放松与扩大私有部门准入，显著提升了经济增长的潜力。但国有企业数量下降约4万家，员工数量下降超过3千万。所以，在本轮改革中，针对失业员工的社会兜底问题，需加强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

　　3.改革节奏问题。在通缩向通胀演变的最后时间窗口，应大力推动供给侧改革，引导过剩产能供给侧减量和结构调整，恢复企业盈利能力，实现转型再平衡。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突破口。同时，要解决因货币传导机制阻滞引发的资产泡沫问题，夯实国内资产硬度，引导经济软着陆。

　　4.防止供给侧改革的“过度管理”倾向。鉴于产能出清、债务重组的产业企业与地方政府联系紧密，甚至部分为地方政府的心头肉，需防止政府的“过度管理”倾向，避免权力主导和拉郎配现象。

　　现今，过剩产能的重灾区，高比例集中于“四万亿”之后的地方投资行业，且以重、化工产业为主。供给侧改革需以市场机制为主导、以效率优先为考量、以企业竞争力为参考，避免政府权力过度影响。

　　5.改革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由于旧产能与新市场、旧复苏与新增长之间，政府各部门利益侧重点各不相同，需要政府分别对待。所以，需加强政府各部门间的政策协调性，保持改革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避免出现《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43号文）、《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62号文件）等类似政策，对原有国内经济运行机制的干扰。因为地方政府的强力反弹及可实施性有待商榷，结果《关于妥善解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问题意见的通知》（40号文）否定了43号文，《关于税收等优惠政策相关事项的通知》（25号文）否定了62文。

　　6.改革设计的战略性和可实施性。改革设计，既需要对旧复苏与新增长各出奇招，各部门充分考量彼此难处，改革政策的稳定与持续需要妥协与谈判的艺术；又需要在民粹主义抬头、社会共识难以形成、措施推动难度持续增加之际，以全局利益至上，挟集权组织、非常手段，以威权推动。

　　导致改革跑偏的八组关系

　　系统性改革与结构性转型是一项风险极高的社会整体工程，改革所要付出的成本与冲击，往往会成为改革者面临的最大困境；而改革所需要的时间成本，也常常使改革的成果尚未显现之时，改革者自身成为改革的祭品。

　　本轮供给侧改革在推进过程中，必须在“新”、“旧”之间做到良好的切换与过渡、承接与转换、此消与彼长。我们认为，在本轮新旧切换的过程中，有八组关系必须以审慎而又辩证的态度去掌握与把控。

　　1.新增长和旧产业之间的关系。新的增长还未成型，过度投入、过度扶持，会不会形成新的泡沫？如何在确保成长速度、发展质量的同时，拿捏好扶持的力度、获取预期的投入效果，是改革者需要平衡的第一组关系。

　　2.新成本与旧地租之间的关系。本轮的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必然会涉及到国民经济中重大成本结构的调整。上一轮经济发展，房地产投资对增长的拉动，功不可没。实质上背后隐藏的是，中国可贸易部门的竞争优势，以价格的方式向不可贸易部门转移。

　　3.新动力与旧激励之间的关系。对于政府来说，供给侧改革最关键的两条是扩支减税与简政放权，是强调市场的自我创新、自我升级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提供良好公共服务、维护公平、保障秩序的“小政府”是改革中市场最需要的角色。

　　4.新观念与旧惯性之间的关系。供给侧改革的成果之一将是，新的技术、新的模式、新的业态、新的组织逐渐登上经济生活的舞台，但是它势必将带来旧模式、旧技术、旧业态、旧组织的瓦解和崩溃。因为创新有可能是破坏性的；创新有可能是以旧的牺牲为代价的。同样，每一次供给侧的改革，都将是社会经济生活一次大的跳跃。当改变加速的时候，也许被抛下的是整整一代人。

　　5.新分配与旧利益之间的关系。供给侧改革的过程必然涉及到税制的调整；同时，供给侧改革的结果必然会是一次财富的重新分配。而贫富差距，也是全球需求不足、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

　　6.新市场与旧监管之间的关系。让市场配置资源，发挥决定性作用，是供给侧改革的要义。在市场的深化、创新过程中，要与之配套的是监管能力的提升和监管制度的完善。否则，市场在创新过程中难免被异化的可能。若监管无法跟上，改革的系统性风险将难以避免。

　　7.新主体与旧格局之间的关系。供给侧改革将带来新一轮市场主体的发育。新主体发育是依靠自身效率的竞争完成对旧格局的一次替代；而在垄断行业，在非充分竞争领域的市场放开和格局打破，可能是新效率诞生、新主体创新的最主要战场。

　　8.新分工与旧地缘之间的关系。通过新技术储备及瞄准国内品质型产品市场需求空缺，引导企业在产业价值链上的快速上移，并借机抢占全球市场份额，是当前的不二选择，也是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选择。

　　随着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攀升、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推进，全球化经济贸易、治理体系、格局的大调整已拉开序幕。民粹主义压力及全球道义责任的缺失，促使地缘竞争中的主要玩家将危机成本肆意转嫁，使得全球化治理体系区域化、集团化和破碎化。中国本轮供给侧改革面临的国际挑战还在加剧。

　　徐一遵 柯挺 刘晓峰 王昭 赵建 魏杨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