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供给经济学的主张与应用

　　新供给经济学并非是凭空或者纯理论化概念，它直面了现实中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制度。新供给经济学政策主张包括“八双”、“五并重”

　　所谓新供给学派与传统供给学派最大的区别并不是只关注供给，而是两者都关注并且认识到需求和供给的作用是非对称的。新供给学派对需求和供给两者都有考虑：以需求为目标，从供给侧着手，强化供给侧，并以供给侧的能力体现创新和创造。正如爱迪生和乔布斯的发明和创意都是在供给侧，而非在消费者一侧，如今计算机、互联网等科技创新给现代生活带来的改变也都是由供给侧的变化而引发的。

　　另外，新供给经济学并非是凭空或者纯理论化概念，它直面了现实中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制度，重视除了市场和政府以外的社会组织等第三部门的作用，更强调政府应是公共服务和制度的供给者，而不是在需求侧。

　　新供给经济学政策主张：“八双”、“五并重”

　　“八双”包括：双创，创新和创业；双化，新型城镇化和产业优化；双减，减少行政干预和结构性减税；双扩，对外扩大开放融合和对内从结构优化角度和效益角度扩大内需；双转，人口政策的转变和国有经济定位的转变；双进，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共同进步，在国有资产优化布局的前提下，国有企业和非国有经济共同发展，在市场里互相混合、互相竞争；双到位，政府的职能、作用和市场的职能作用都应该到位，并且强调第三部门的作用；双配套，财政制度体系改革的配套和金融体系改革的配套。

　　“五并重”包括：一是短期的五年规划和长期的百年战略并重；二是法治和文化并重。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制度不仅有成文的制度，还有文化道德等软性的制度；三是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并重；四是参与现有国际经济贸易秩序和推动形成新的国际秩序并重；五是高调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低调的人民币国际化并重，参与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同时，推动创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如金砖银行、亚投行。

　　供给侧提供增长持续动力

　　从供给侧看，每个产品微观上都有一个生命周期，从开始发明出来到最后衰亡，往往只有通过不断改进和往新的方向发展，促进相关产业的创新，才能有所延续，从而使经济得到持续发展。比如现在的电视行业已经非常饱和，但是还可能由于家庭影院、智能家居、虚拟现实等产品和概念的不断开发得以继续发展。当然，这样的持续发展不可能是一个平滑的过程，它具有不可避免的波动性。

　　因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供给的作用和需求的作用是非对称的、不相等的。显然，在经济增长中，供给是主动的而需求是被动的。只有供给这一侧才能进行发明创造，提高生产效率，并通过改进技术和产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而这些都是需求一侧的消费者做不到的。

　　如果说供给因素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那么对需求的刺激往往只能是临时的措施。北方的农村有一种机井可以将地下水提到地面上来，但要先倒一碗水到井里用于封闭空气，然后借助气压用力就可以把地下水提上来。政府的刺激其实就可以看作是提水开始前倒入的那一碗水，但是人们真正打出来用的水却不可能只是政府投入的一点水，而是真正的地下水。这就说明，社会真正创造出来的财富，并不是来自政府的投资。当然，政府投入的钱本身也还是老百姓创造出来的。单纯依靠政府支出带来的经济增长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只有供给一侧提高生产效率和改革创新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持续动力。比如原来只有富人才能有汽车，福特引入了汽车生产流水线，提高了生产力和工人工资，把汽车引入到了普通老百姓家庭，扩大了汽车的需求，从而使经济得到了增长。而在普通人都买了汽车以后，需求达到了上限，再往上增长就需要供给侧创造出更新的东西成为经济增长源源不断的动力。

　　供给和需求的作用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正如罗斯福的发展阶段理论所述：在经济发展早期、城镇化过程的中期和城镇化晚期，需求和供给的作用是不同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供给主体，包括企业和政府。企业是第一主体，它是整合资源、创新和创造价值的主体。市场是调节资源配置的手段，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配置资源，而是为了创造财富，创造价值；配置资源本身并不创造财富，价值的创造只有通过企业才能完成。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供给制度和公共服务，解决外部性问题。

　　所以我们应以需求为目的，从供给侧着手，这才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应有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思路。中国自改革开放起就一直把握了供给侧的思想，认识到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实际上，需求一直存在，而生产力的落后则是供给的问题。所以改革的思路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些都在供给一侧。从邓小平开始就是应用新供给经济学，改革措施也一直从供给入手，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到国企改革也都是供给一侧的改革。

　　从供给侧思考，往往可以更为积极、更具建设性地面对问题和挑战。政府的本质是供给者而非消费者；居民是消费者，但同时更是供给者。可以说不是国家养活了13亿人，而是13亿人养活了国家，因为13亿人都是供给者和生产者。由此我们提出：一是解除对供给的约束，发展和解放生产力；二是规范供给竞争，通过反垄断，促进创新，提高产品质量来竞争；三是将供给的外部性内生化，比如环保等具有外部性，通过将它内生化来改变企业的行为，就可以更有效地减少污染；四是促进供给创新，如果政府把自己看作消费者，那么支出就是越多越好，显然实际并非如此，所以政府应当作为供给侧，通过创新和改革，提高效率，更好地为社会提供制度保障和公共服务。

　　从供给角度研究制度

　　科斯打开了一个制度经济学的窗口，但并没有对制度本身做过多的经济学范式的研究；诺斯把制度分成非正式的和正式的，开创新制度经济学；德国的柯武刚和史漫飞将制度分为内在和外在。但是，所有这些经济学者对制度进行的划分都没有站在经济学角度进行。而新供给经济学对制度的分析则是最简单地站在经济学角度，用经济学的方法，按照其供给和需求，来研究制度本身。首先，我们看到制度由于供给者角色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种是强制制度。它是狭义的制度，包括法律法规。它的供给者是明确的，就是政府、立法机关等国家机器，并且它的供给者往往和它的需求者是相对分开的，通过暴力约束来保障执行。

　　第二种是软性制度。文化和法治是并重的，文化也可被视为一种制度、一种软性约束。它来自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历史、人文、道德、习惯等缓慢变迁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不可能全盘西化，把外国所有制度，包括文化、道德和法律一起套用在中国的原因。所以，软性制度实际上也决定和保障着强制性制度得以实现的基础，如果一个国家的立法和其文化、道德、风俗习惯相冲突，即使是靠暴力约束，也难以普遍和长久地执行。

　　第三种就是协商类制度。它就是在市场自发形成的约束。比如，签合同，就是一种协商制度，很多创新也是来自协商制度的运转。

　　这三种制度是相互协调、互相影响的，软性制度决定了强制制度的基础，软性制度和强制制度共同保障了协商类制度的实现，而协商类制度的完善也促进了社会软性制度的变迁和强制制度的变革。比如文艺复兴对于传统希腊的反思最终催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又如荷兰私营企业的发展经过两三百年的演化形成了股份制公司的形式，并改变了相应的法制，这些都是市场影响强制制度和软性制度的实例。

　　因此，我们在分析市场和政府的定位时，并不能单纯讨论多少或大小之分，因为它们从根本上就有着不同的分工。就像在一个蚂蚁群中有专门负责生小蚂蚁的蚁后和负责干活的工蚁，它们的作用并不是谁做得多一些少一些的问题。

　　对于市场而言，其核心功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价格机制、竞争机制、淘汰机制。相应地，政府也具有三个核心功能，即制度供给、外部性供给和收敛性调节，它们主要体现在权利界定、公平竞争、安全保障、外部性公共服务和临时职能这五个方面。所以，政府应该做的就是采取临时性而非常态化的收敛性调节措施，针对特定情况开展调节。政府面对危机时的临时性调节的关键在于调节之后如何退出市场，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府投资的4万亿救市后带来的问题，关键在于后面的政府退出没有安排好。

　　新供给经济学的应用

　　新供给经济学可以应用在很多领域。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到底是由于需求不足还是由于供给能力欠缺？如果从新供给经济学角度看，很显然并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应不足。大量的国人到新西兰、香港抢购奶粉，到日本买马桶盖，到欧洲买奢侈品，正是由于国内的市场不能提供与国人的需求相对应的高品质、高层次的服务和让人放心的产品。所以，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所缺乏的并不是需求，而是供给；供给不足不是指供给的量不足，主要是指质的问题。可以说，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依然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供给充分释放以后也需要一个需求结构的优化，正如现在存在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这就是一个收敛性的问题，也应当被考虑到。新供给经济学并不是只看供给不看需求，但是认为供给一侧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基础方面。

　　污染、城镇化、医疗、教育等一系列问题，如从需求侧来分析和解决都是消极的。例如北京现在治理交通拥堵的措施是实行限行限购，其本质是在抑制人们的刚性需求，从人权角度考虑，甚至算是妨碍了拥有私家车的北京人享受现代科技文明发展成果的权利。所以，面对交通拥堵问题，我们不应该在需求侧找解决方案，而应该重点考虑供给侧。洛杉矶当年出现交通拥堵问题时并没有采取限行限购的需求侧调控措施，而是着眼于供给侧，要求汽车生产商、燃油提供商等改进发动机设备，改进燃油，降低硫、硝的含量，让更多人开车，开能源更清洁的汽车。福特的例子也一样体现了供给侧改革的力量。通过发明流水线，降低成本，扩大生产，不仅让每个员工和每个生产汽车的工人都能买得起汽车，让汽车进入百姓家庭，而且提高了工资，形成了中产阶级。所谓的人口红利，即低人力成本优势带来的经济增长实际上都是阶段性的，而发展经济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降低工资，而是为了提高工资和居民的生活水平。

　　工资的提高跟生产率的提高是相应的。以提高工资为例，如果一个工人原先可以生产一辆汽车，通过技术改进；后来，一个工人可以生产十辆汽车，那么工人工资也会八倍十倍于之前。由此可见，通过供给侧的创新来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居民生活水平，这才是积极的解决思路。

　　供给不仅创造需求，还在创造新的历史。如果没有创新，意味着历史在重复——收入分配差距变大，出现经济危机，然后政府调节救市，这一系列永远在重复，所以，只有创新才能根本性地改变之。

　　如果我们跳出经济本身来看，经济最终增长的方向永远是跟这个时代的科技文明进步结合在一起的。如今创新和科技也是日新月异、飞速发展，如果把它们从逻辑上和经济增长整合到一起来看，一个是生存方式的改善，一个是生活方式的改善，分别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一方面，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人的生存方式的改善如今是非常快速的。如远程医疗、基因技术等的发展更大程度地保障了人的健康、延长了人的寿命，甚至可能通过研究智能和意识的技术，将人的意识移植到计算机上，从而获得“永生”。

　　另一方面，当今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几乎将交易成本降低为零。信息和知识的传播、交换、分享和创新可以不分地点不分时间地进行，在衣食住行、生产、能源等各个方面都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所以，没有科技的进步，经济不可能持续发展；所有的经济进步也应该反过来深化科技的进步，比如通过风险投资给科技创新提供资金来源。以上这些都是来自于供给一侧，是新供给经济学所思考的。

　　金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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