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英博士,也是国内第一位受到系统西医训练的医生。
1846年,香港。马礼逊学堂校长塞缪尔·布朗决心做一件事情。因为健康问题,他与学生告别,准备回老家美国。在教室里,这位传教士问眼前的数十位广东农家子弟:我非常热爱这所学校,希望带走几个学生,直至他们完成学业,有谁想跟我走?
来自广东香山的农家子弟黄宽站了起来。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告别父母乡亲,背井离乡,坐5个多月的船,去一个全是“红毛鬼”的地方读书,听起来委实不像什么好事情。
在那个班级里,与黄宽一起站起来的只有容闳、黄胜。若干年后,容闳成为“中国留学生之父”;黄胜则是中文报业先驱,创办中国自办的第一家印刷企业;黄宽成为中国第一位留英博士,他短暂的一生翻译了34部医学著作,将大量的医学术语引入中文。至少对黄宽来说,这样的命运,多少有些出乎意料。
那年头,即便在英国,能获得医学博士者也是凤毛麟角,黄宽完全可以凭这一手本事在伦敦过上优渥的生活,但他毫不犹豫地回了国。在香港,当地白人医生早已习惯了视华人为助手,而黄宽在美国、英国读书时,被当地家庭与师友平等相待。他在医学院学业杰出,以第3名的成绩毕业,却不料回国后,反而得不到同等的承认。
他同样无法适应满清政府的官场习气。一度,李鸿章请他北上担任医官,黄宽上任还不满半年,就忍无可忍。他拒绝了所有优厚条件,回广州重拾临床和教学工作。
清朝末年,西医在中国人心中,既神奇,又神秘莫测。这些“红毛鬼”“大鼻子”把人的五脏六腑说切就切,还要解剖孩子的尸体,看起来实在恐怖。然而黄宽不一样,他不是“红毛鬼”,说的是广东白话,又能像西医那样看病动手术,很快便声名鹊起。那时候,他所在的医院,每年能为2.6万人诊治。黄宽一生,帮3000多人取出了膀胱结石。
更深远的影响,则是他参与筹建了中国第一所医学院“南华医学堂”。正是在这里,报国无门的他将自己的语言特长一点点融入了对医疗术语的翻译中。他既是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的教师,还撰写了一套教材,包括3年制的基础理论与两年的临床实践,并为学校建立了实验室与标准间。
他在特殊的历史节骨眼上,第一次打造了这个国家现代化的医疗培训体系。
黄宽把生命贡献给了广州的病人与医学教育。比起一同出国的同学容闳,这位同样占据很多个“中国第一”的医生却没有留下太多记录——除了若干医学论文。他没有回忆过私人生活,也没有子女,婚姻短暂,在大部分日子里,与姐姐的家人住在一起。
1878年,黄宽罹患项疽,却碰上英国大使的夫人难产。尽管家人劝阻,他还是踏上了出诊的路,最后大使夫人平安,他却病发不治。去世的时候,还不满50岁。
摘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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