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事本就无疾而终

　　未解之谜

　　1996年杭州的寒冬被当时的媒体渲染似末日，我在那一年刚进入郊区的厂房幼儿园，每年96元学费，还囊括了一顿带着焦味儿的午饭，父亲很满意。我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一向风驰电掣，平均车程仍旧要一小时。一路上巨大的烟囱冒着滚滚黑烟，占据视野绝大部分的面积，这是我童年的基本色调，看上去灰暗得有些不真实，犹如沉淀了底色的胶片。

　　我裹在肥大的棉袄里安稳地度过了那个冬天，脸和耳朵都长出了成片的冻疮，通红的块状，摸上去像个即将腐烂的橘子。而这往后成了我每年冬季的保留节目，直至青春期结束才有所好转。

　　那或许是杭州实体经济发展最好的时光，大众浴室和个体发廊开遍了大街小巷，高档美容场所也随处可见，彩色玻璃，霓虹灯管，似乎一切都有一股挥之不去的胭脂味。我爸心疼年幼的我，和母亲商量着要开厂做生意。生于60年代的父亲上过大学，斯斯文文的知识分子选择做生意，在大多数人的偏见中是一件叛逆而反骨的事情。未曾睡熟的夜晚，听到谈话和叹息声从父母的房间里模糊的飘来，母亲让了步。

　　父亲最后的决定是开一家食品厂，他取名为怡仁食品厂。父亲将原因归结于我年幼时的贪食，食品是刚需，即使卖不动了也能维持日常的消耗。

　　蓝色塑料挡雨棚，水泥房里几部加工设备，一辆运送食材的二手面包车，一切从简。剪彩那天下了大雨，还是放了鞭炮，父亲有些心疼地将挂在屋外的正红色横幅收起来，像收起他的过去，他和几个工人匆忙剪断了小花球钻进屋里避雨，抽一根烟。那时的杭州治安并不完善，路灯长久失修的潘水路发生了少女被抢的事故，上门做笔录的警察询问我们是不是听到夜晚有人的呼喊，换来的只是茫然木讷的沉默。

　　这些呼喊究竟淹没在工厂恒久转动的齿轮里，刺耳聒噪的马达震动中，还是工人们搭配零件时细细的私语里，此间种种成了我童年的未解之谜。

　　作为在厂房长大的小孩，我惧怕的是周围迟迟不散的野狗，鬃毛长硬，安静地趴在食堂堆在门口的泔水桶上打量着一切。但它们对小孩并不警惕疏离，像追赶猎物般沿着草地在夕阳下跟着我跑了一圈又一圈，我的小腿肌肉在风里打战，出卖了野孩子原始的慌张。

　　长大后我依然很怕狗，尤其是体积巨大，叫声洪亮有力的狗，这恐惧背后裹挟着羞赧和愧疚，一如父亲对前途未的食品厂的患得患失。

　　一摞彩票

　　工厂的发展在我上小学时陷入了瓶颈，开销减去成本几乎没什么盈余。很长一段时间，晚餐都成了我最怕面对的时刻，气氛极度压抑，无人讲话，只有筷子碰撞的声音。父亲房间的白炽灯总是亮到很晚，成堆写满运算成本的草稿在桌上堆砌成山，似乎要把父亲埋在里面，他不再是给我解方程时光芒万丈的男青年了。

　　我无法感知到成年人背负的情绪，怡仁食品厂对于我就像是荒芜的乐园，成了我巨大的零食宝库。我经常喝工厂里热销的一种果奶，浑身浮肿，在一次体检中的血糖高得像糖尿病人，被医生严厉告诫只能喝白开水，父亲惊出一身冷汗，很快报废了果奶的生产线，奶白色的液体滴滴答答流淌了一地，黏稠得清理了很久也没有清理干净，汩汩冒着甜得有些发腻的气息。

　　然而另外几条生产线的并不景气，父亲开始迷恋上买彩票，他习惯在晚饭后去买小店几毛钱的体育彩票，七个数字的排列组合来回推敲很久，最后让老板把自己精心演算后的数字打在小票上，却从未中过大奖，只有零星的小奖让他得以继续做着白日梦。他当真需要一笔钱，来扭转食品厂的颓势，却没有这样的运气。

　　六年级我开始发育，迷迷糊糊地进入了叛逆期，怡仁留给我的新鲜感变得有限，我尝到更多渴望的滋味。班上有同学穿来耐克运动鞋，灰褐色的弯钩地冲击着视网膜，但我知道父亲不能给我这些。我号啕大哭缠着父亲，你不开这个厂有多好。

　　很多年过去，我们搬家时我在床底翻出一只印着牡丹的月饼盒，里面是一沓沓褪了色的体彩，被牛皮筋扎扎实实捆着，陈年往事扑面而来，呛得我眼眶泛红。

　　一首歌的前世今生

　　2015年一首《江南皮革厂倒闭了》的口水歌在网络的力量下迅速蹿红，几乎是一夜之间所有人都以一种嘲笑的姿态谈论起这首鬼畜洗脑歌曲。但坐在电脑前的我没有笑出来，它太真实，像颗精准的定时炸弹，炸碎我青春的所有记忆，碎片里看到无数张熟悉而又陌生的工人的脸。

　　小老板们表面风光，背后沧桑无限。几乎每个厂年底都有餐风饮露的追债人睡在门口，结不清的债务就拖走一切值钱东西的烂账。

　　尚未遇见黄金时代的怡仁却遭遇了多灾多难的一年。打瞌睡作业的工人被机械手臂砍断了手指，血淋淋的伤口里喷涌而出，嚎叫声穿透了整个工厂，在大家的慌乱声中被七手八脚地送去医院包扎伤口，缝了几针总算把断了的手指接了回去。因为是工伤，父亲赔了医药费，炖了鸡汤去看他，粉刷成墨绿色的小房间里，他沉默地挂着点滴，精神恍惚。

　　而厂里的阿花和阿发就在这时连夜私奔了，家里人极力反对他们在一起。据说阿花剃了短发，酷帅酷帅地在夜里戴着帽子买了火车票，后知后觉的家长浩浩荡荡来食品厂闹着要人，天不亮就堵在父亲的办公室开嗓。跌宕如同tvb千回百转的港剧，活生生地还原着千禧年前底层人民精神面貌。

　　父亲开始四处筹钱，按着通讯录上的顺序给大学的同学打电话。其中有个赚得盆满钵满卷烟厂的老板开始还寒暄几句，最后直截了当地说：“别借钱了，多少钱你便宜点卖给我？”父亲愤怒地挂断电话。后来听说他因为贪污进了局子，几年前才重新释放，又开了厂，混得风生水起。

　　怡仁的亏损厉害，开始发不出工资，父亲腆着脸请求工人的谅解。

　　工人陆陆续续请辞去了油水丰厚的工厂，空荡荡的厂房里只剩下一筹莫展的父亲和几个年事已高的老员工。又撑了一阵子，关于食品安全的规定变得愈加严格，在彻底的一次清查中，怡仁无法再继续营生下去了。

　　我呆呆地看着父亲亲手贴上了封条的怡仁食品厂，挂出了低价转卖的牌子。一切尘埃落定，我却开始发酵出莫名的心酸，仿佛缺失了这块拼图，人生注定再也无法完满。

　　许多事本就无疾而终

　　毕业后我留在了杭州，变成城市里空巢青年的一员。普世眼中光鲜亮丽的工作，也不过因为凌晨坏了的淋浴头和忽然爆炸的顶灯没出息的掉眼泪，只剩下深深的挫败感。连提离职这样的小事都要给自己做长达三个月的思想斗争，因为害怕断粮，第二天立马就去新公司报道。

　　那一刻如释重负的我终于明白当年的父亲究竟经历了多少才做出开食品厂的决定。这些细碎的煎熬关乎巨额的营运开支，关乎工人的温饱与尊严，也关乎远比想象中复杂的供应链和流水线。

　　结局没有欢欣鼓舞，甚至可以称得上伤痕累累。就像人生很多事情本就无疾而终，它是我童年最依赖的避风港，一个悲剧故事却照单全收了我的孤独和幻想。

　　后来我在阴雨天里独自搭乘空旷无人的四号线地铁去到它的旧址，食品厂的周围已经竖起了高高的围墙，遥远地听到施工队突突突敲碎它的脊梁，几只破旧的皮鞋和工业零件像被遗弃的小孩。我在潮湿的空气中嗅到铁锈的气味，死气沉沉的雾霾里它飞扬着尘土，执拗地悬在半空，露出斑驳的内里。

　　G20过去后杭州的房价一路高歌猛进，这里即将要被开发成新的房地产区，以前连公交车都罕至的潘水路忽然摇身变成了香饽饽。

　　阿花和阿发去了哪里，婚后生活过得怎么样，我的少年往事在杭州愈来愈不明显的四季更迭里统统变得无迹可寻，但既然没有坏消息传来，我也就断章取义地相信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了。我会经常回来潘水路看看，久别重逢是否让人惊艳。

　　《请回答1988》里曾说，人真正变强大，不是因为守护着自尊心，而是抛开自尊心的时候，像固执偏执的父亲一遍遍拨打永不可能有回音的电话。我所怀念的怡仁食品厂，它曾短暂性地洗劫一空我的生活，它也告诉我，这也是生活的一种模样，许多事本就无疾而终。

　　文|若怀特 编辑|简洁 设计|Stepha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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