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

　　我们有各自的人生，各自的行程，各自的山河要走

　　1

　　从小我就喜欢杂志。

　　家人给我订了一份“好孩子画报”。

　　一个醒目的封面。五十多张纸。正反面彩色印刷。有很多个故事，够一个小孩用三天的时间慢慢读完。封底会登广告，“治疗近视”或者“复读机”。杂志每个月按时送进我家的信箱，风雨不误。每个月我都会等待。

　　等待，既惆怅又寂寞但绝不会落空。我喜欢那种感觉。

　　稍长一点，上了中学，我试着给杂志投稿。用杂志通常爱用的语句是“石沉大海”。这没什么，我默默地自己写着玩。上了大学，有一天，团委征文。

　　在文科院系投稿众多的情况下，团委征文组居然选中了昆虫学系的我拿一等奖，真是很惊吓。我把那稿子复印了一份寄给杂志，很久以后，有同学从图书馆阅览室跑出来说：请客请客！

　　我的稿子发表了！得了一百元的稿费，欣喜若狂，请全寝室的姑娘吃小餐馆，之后还每人喝一瓶北冰洋汽水。

　　后来，我就给那本杂志写一些稿子，很多人知道了我，包括我们辅导员。他说：“大榛，你得好好写，写点大文章，成为大作家。”可是像我这样的小女子，能做的不过就是写一些小腔小调的小文章，我从来没想过当大作家，也没想过拿诺奖，也没想过写作能带来什么好处。我只是很喜欢那种写一篇稿子被登在一本杂志上的感觉。还有稿费我也喜欢，可以拿来买新的衣服和鞋。

　　后来在我快毕业时，有一天，有人给我发电子邮件，说我就是他们要找的人。那是一本大牌杂志，他们要我写专栏。像这样的事后来就经常发生，我渐渐就成了“杂志业的人”，但我另一个身份是一间昆虫科研所的员工，在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工作，有一位领导和一位同事。

　　2

　　我分到那间科研所的第一天，领导说：“大榛同志，你在右边这间办公室，又对另一个刚分来的男生说：“大树同志，你在左边的办公室。”

　　领导给我们俩一人一张饭卡，然后就回中间的办公室睡觉去了。

　　中午食堂停水，饭没吃成，领导带我俩去吃了小馆子。酸菜鱼，醋熘白菜，酸辣粉。多年以后我俩对领导孕妇般的口味习以为常。当天领导还喝了二两烧酒。他说明天要是再停水就不能请你们了，你们在办公室自己做饭吧，酒精灯随便用，锅在我书柜里，调料在抽屉里。

　　第二天真的停水！领导没来，我和何大树同志用七个酒精灯煮方便面吃。我们那时真听话啊，真的就在办公室老老实实地吃。出乎意料地好吃，要知道方便面煮着吃和泡着吃的口感那是云泥之差啊。这个传统一直流传下去，后来有时候食堂有饭我们也在办公室煮，隔壁害虫防治人会喊，多下一包，我也来吃！

　　这是我的工作，好比现实中的我，是一位家常便饭的办公室少女。而梦境中的我，是在纸媒上，是温婉端庄的红人。我用大把的“业余时间”搞创作。那时我们还用着特别古老的台式机，电脑屏幕像外星人头盔那么大，屏幕晃着我惨白的脸，我正在炮制一篇充满悲情的爱情小说《刻在旧木课桌上的初吻》。何大树走进来说：“咱俩今天要擦标本室！”他拿着鸡毛掸子。他比我有责任心多了，先进去擦了一个小时我才去。标本怕虫蛀所以在玻璃盒里放了樟脑精，年代久远，樟脑精汽化再凝固，在昆虫针上结晶成六边的雪花、奇丽的钻石或者美妙的冰块儿。冬天下午，天黑得早，我们开着灯，在灯下看着那一盒一盒晶莹的标本。那是我终生难忘的记忆。

　　“这一盒大虫子是蚕吗，应该不是中国的。”我说。

　　“印度的野蚕，吐的丝也能纺线，千年不朽。”何大树说。

　　3

　　转眼我在这间研究所也混了四年了。工作了四年的人，就像大学读了四年的人，不变形成一根油条是不可能的事。我基本上就是昆虫组十三妹，科研所霸王花。新来的小毕业生都尊称我姐。姐怕啥？姐啥也不怕啊。我让杂志社把样刊和稿费单直接寄到办公室，方便我取。小毕业生看着姐做这些，敢怒不敢言，直到阴险小人把我告了领导，我们领导才后知后觉标本室里住着一位文豪。

　　他召集大家开会声讨我。成员一，他自己。成员二，何大树。成员三，我。

　　领导说：“大榛同志，你是一位研究所的员工，整天不务正业，给通俗杂志社写稿子，这样要是上级知道了，你和我都吃不了兜着走，影响太坏！”一拍桌子，真生气了。

　　“何大树同志，你有什么要发言的吗？”

　　何大树想了一会说：“我觉得倒不至于吧，影响归影响，她也没耽误工作，要不这样，让她写点昆虫科普文，发表到杂志上，宣传宣传我们所，没准还是好事儿，我们这儿能写得通俗的恐怕只有大榛，人才啊，对吧，将功补过呗？”

　　大榛一边咬牙切齿一边点头称是，有台阶赶紧下。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给中学生杂志写专栏“虫虫历险记”，这是我文艺小说路线当中的一小段弯路，全赖何大树所赐。何大树笑嘻嘻地蹩过来，“这个月检讨还没写完呢？”他把这个专栏称为我的检讨，他倒是每个月都会拜读。

　　我站起身，两盒新来的步甲放在墙角，我也应该活动活动四肢了，把临刑前的步甲倒出来放放风。活的，十厘米长，一雌一雄。何大树连忙后退，“别过来，别过来，救命啊！”何大树仓皇逃窜。他上学时去野外捉虫曾为射炮步甲所伤，甲虫汽化的毒液达到100摄氏度以上，直接灼伤他的手臂，现在还留着一块绿色的疤。

　　“请把我戴在臂上如戳记，放在心里如印记。”

　　我坐回电脑看着我的新稿。

　　他戴着胶皮手套把那两只步甲解决了，他做标本，我递针，递胶条。

　　“你写的那些都是真的吗？”他问我。

　　“问这种问题真幼稚，都不是真的。”我回答。

　　“也对，你这么闷的人，怎么可能谈到恋爱。”

　　说得不假啊，我既不爱旅行，也不爱社交，更不喜欢往人堆里凑。过江去晴川阁看樱花，都觉得还是科研所门口的大梧桐树来得亲切。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能诌出那么多爱情故事，我也觉得奇怪。

　　那是杂志业兴旺蓬勃的零零年代，我的稿子登在各种畅销杂志上，经过一间书报亭，十本杂志里七本都有我的爱情小说。很多人喜欢我的文章，特别是那些少男少女，有一些知道了我地址的粉丝堵在科研所的门口，见我和何大树一起走出来，她们发出粉红色的尖叫。

　　4

　　何大树就像我的兄弟，我的手足。兄弟同心，手足情深的那种。他连我

　　吃面条打喷嚏面条从鼻孔里挂出来的德性都看到过，连我被领导狠批时哭出

　　鼻涕泡的丑样都看到过，他甚至连……甚至我上厕所没纸了都大喊一声“送纸”，他隔一会从门缝里伸进来持有维达卷筒纸的手。“你没偷看吧？”我说。

　　“你没开排风扇，”他说。

　　“更不能偷闻！”

　　“嘿！你还有理了你。”

　　我们真是兄弟啊，我甚至愿意把我女性的部分去掉一点点，显得更生猛更汉子一点点，来凑合兄弟这个词组。然而我们领导跟害虫防治、遗传育种的领导聊家常时会说：“其实内部解决最好，俩人都挺内向，挺适合的，年龄也相当。”“就是结婚你得封双倍红包，哈哈哈哈哈哈。”

　　他们长辈开的玩笑好无聊哦。

　　工作第六年，办公楼改造，据说要把所有害虫，育种，昆虫类都排在大格子间里，我们一边抱怨一边盼望新楼的落成，装修的时候领导安排我俩出走。“你俩出差去，内蒙，四川，海南，东北，你俩选吧。”我说我去四川，何大树说他去内蒙，所以这就是我们俩，我们俩怎么可能恋爱呢。

　　去四川出差，当地科研所请客吃饭，在所有人中有一个人看上去有点特别，原来他是那间科研所请来的客人，是一位昆虫学家。他比我年长一些，沉稳又温和，在我唱K的时候，我知道他在看我，不看他也知道他在看我。我怎么唱得这么好呢，我一首接一首地唱，直到连唱了十首歌快要断气时，那个人终于跟我说话了：“你头发上有个瓜子皮……”他帮我把瓜子皮摘掉。

　　但就算有瓜子皮的阻挠，我和他还是一见钟情了。回到武汉，一下飞机，手机里就看到他发来的短信。我的心差点从腔子里跳出来，硬给咽回去。就这样，我恋爱了。

　　5

　　我这个恋爱谈得可真不容易，远隔千里，牵扯着一脉红线。他有时候在国外，会在我的中午、他的半夜跟我视频。这种时候，何大树你为什么不滚回你的办公室，跑来跟我瞎叨叨什么呢！

　　“酒精灯煮面条，面条带着酒味，我吃一碗要醉啦醉啦。”何大树说。

　　“胡扯，别发羊癫疯了。”我轰他走。

　　光有视频是不够用的，我得用尽一切办法和男朋友见面。某杂志社，笔会在马来西亚举行，当时我的男朋友正在马来西亚。我对杂志的编辑部主任说：“这个笔会我一定要参加。”对方说：“好，那你接下来两年都要给我们写专栏。”我签下了保证书。

　　在马六甲海峡远望着海面上的云，近处红色的屋顶，有一只猫懒洋洋地走过来，睡在我的脚边。我和我的爱人晒着暖暖的太阳，我们真的不想分开。“结婚吧。”他说，“买一所房子，生一个小孩，养一只猫，我们安定下来，一起度过一生。”

　　我写的专栏里有很多是教育年轻的女孩如何识别男人，如何保重自己，但是轮到我自己，还是没什么主意。幸好我很幸运，遇见的是一位好人。年长我十岁，在我心里是法布尔中国版的男人，穿上西装尤其帅。

　　知道我要结婚了，领导不无惋惜地说：“这下我们小何落单了。”

　　何大树在隔壁办公室说：“请别提我！”

　　为了庆祝我结婚，几个同事一起出去喝点酒。他们说：“何大树啊何大树，你把窝边最美的独角仙放归了森林啊。”

　　“不对不对，大榛还是比较像一只竹节虫，坐那里能一上午不动。”

　　“试试说她是蜣螂看她会不会发火？”

　　他们极尽所能地开玩笑，因为知道榛姐今天一定不会发火。

　　何大树一滴酒都没喝。

　　喝醉的，桌子底下躺着好几条。他挨个扶起来，他们又倒到桌子底下。

　　法布尔来接我了。

　　何大树对我说：“走先，我来搞定”。然后孤身处理一群醉鬼，我想，兄弟嘛，兄弟就应该是这样的。我心里唯一一点儿过意不去也就烟消云散了。

　　6

　　从大学毕业到工作的第七年，从二十三岁到三十岁，这是我青春时代最葱茏的回忆。杂志业也在这七年间，从波峰渐渐滑向波谷，街边的书报亭有好几个都拆掉了，印刷品开始双色印而不是彩色印。一些萧条的痕迹开始显现，有一本两本经营不下去的小杂志停刊。其实想通了就好，凡事盛极而衰，物极必反，这是人生乃至宇宙通常的真理啊。

　　三十一岁，我和法布尔移民去了新西兰。在新西兰医院的产房，满身大汗但又浑身发抖，全身的骨头缝儿都撑开了，头上冒蒸气，舌头冷得打结。洋护士体贴地往我身上洒满冰块……当时真想喊一句FUCK。在那个时候，忽然想起小办公室的酒精灯，那么小，但是那么温暖，想起那些吃着热乎乎方便面的中午，我集中念力，以拉屎和举重并存的努力一贾余勇，孩子出生了。

　　我和中国渐渐失去了联络，那些年，我很少写作，也难得看到一本中国的杂志。在我不知道的时间里，杂志，这种美丽的、简单的、悦目的事物，渐渐走向没落。

　　我曾经那么喜爱杂志，因它如同每月一次必至的承诺，每月一次必有的牵挂，总会按时到来，不辜负我的盼望。如今，时间的洪流追逐它消亡，任何人都挽留不了，就如同青春一定会从你的身上离去。

　　“我也要离开科研所了，这儿还有些你的东西，你还要不要？”何大树在微信上问我。

　　不久后我收到从中国寄来的包裹。

　　一本剪贴集。

　　一本我在各种杂志上刊登的小说的剪贴集。什么时候做的？为什么做？何苦要做？我想既然寄来此物的人没有附上留言解释，那么我也就没有必要再问。

　　用一幅布料包了封面——只有常年摆弄蝴蝶的翅膀、草蛉的触须或是夜蛾、螳螂、白蚁、天牛标本的手，才能如此灵巧，做得了这样细致的手工活儿。

　　布料细薄带韧性，灰褐色，不是染的，天然就是那个颜色。

　　我认得出那是野蚕的丝。大树一定去过印度了。这种野蚕只有印度才有，幼虫绿色，浑身长毛，蚕茧拳头大。不必像家蚕那样烫茧抽丝，野蚕会咬破茧变作团扇大的蛾子飞走，所以取来的蚕丝是断的，细碎的，做出的布料是粗糙起毛的。何大树，他居然去了印度！

　　我想像他在某棵大桑树下，野蚕爬满了头发，取到几个茧，揣进衣兜。而那时我在新西兰，也许正在喂自己的小孩吃南瓜泥，要像粉红猪小妹一样，把勺子当成飞机，小嘴巴张开，是机场，这样才吃一口。

　　7

　　这就是我和杂志、和青春的故事。我是谈一次恋爱就成功结婚的幸运女生，但我心中也有一个微小的惆怅，关于一个我从未爱过，但对我一往情深的兄弟。我忽然明白他为什么要将这本剪贴集寄给我，并不是“不寄不更好吗”那么简单，必须要寄，一定要寄，因为这也是他的仪式，是他在跟他的青春作别。从此他经秦岭，过蓝关，渡瘴江，再到惶恐滩、零丁洋，最后去往海外另一座岛屿安家，就像我们每次出差那样，同时出发，但不同时归来，我们有各自的人生，各自的行程，各自的山河要走。

　　各自珍重。

　　是对杂志，也是对人。

　　是对你，也是对我自己。

　　文|榛生 编辑|艾叶草 设计|Stephan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