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交通工具到孤独之旅

　　在上世纪60年代“自由与抗争”的风潮下，公路和汽车这一原本单纯的交通工具，在美国人的眼中演变为令人兴奋的孤独之旅。

　　“一切摇滚乐的华丽与苍凉似乎都从这里开始……披头士创造出无人再能超越的披头狂热，鲍勃·迪伦（Bob Dylan）在二十多岁就以清秀忧郁的脸孔以及睿智的诗歌成为时代代言人，伍德斯托克（Woodstock）三天三夜充满爱与和平……摇滚英雄用生命来为六十年代写下血红的句点……”台湾政治、文化与摇滚评论家张铁志在《声音与愤怒》一书中如此形容那个理想与反叛、光荣与颓废并存的六十年代。

　　20世纪50年代后，公路和汽车这一原本单纯的交通工具，在美国人眼中演变为令人兴奋的孤独之旅。经过文学、歌曲和影视的艺术化加工，驾车出行成了一次朝圣之旅、一段浪漫故事，并用来借此阐释美国的过去和未来。

　　当《邦妮与克莱德》中赤裸的邦妮推开紧闭的房门、跳上大盗克莱德偷来的汽车时，当《末路狂花》中塞尔玛和路易斯驱车一路狂飙、踏上逃亡之路时，此时汽车和公路已化身自由的广阔天地，成为一代又一代年轻人逃离、自由和反抗的成长缩影。

　　乌托邦的衰落

　　早在1918年，一位农妇在给福特汽车的创始人亨利·福特写信说：“你知道吗？亨利，你的汽车把我们从泥坑中解放了出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乐趣，我们也喜欢听汽车发出的声音。”

　　如果说在汽车普及前，女人的活动范围还只是厨房与客厅的话，汽车在战后给予每个人，包括女性，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和范围。“给予了人们极大的灵活性和方便性，使人类突破了体能限制，行动缓慢的人对距离的天然恐惧感从此消失，不受轨道和航线的约束，不必与陌路人同行……能在任何时候去任何地方，空间被征服，时间被主宰，使人们对生活充满信心……这种破天荒的‘独立、自由、解放、自信’，正是人性最深处的呼唤。”

　　汽车将家庭主妇们从家庭琐事中解放了出来，让他们走出了家庭，建立起新的人际关系，“家庭已经不再是经济、教育和娱乐中心了，它只是让它的成员睡几个小时的觉和吃顿早餐的地方。”人们更喜欢驾车去寻找广阔的空间，呼朋引伴地到外面去兜风，去新奇的世界游玩，美国变身“车轮上的国家”，紧随其后的是大家庭制的土崩瓦解和居高不下的离婚率。

　　从50年代中期为界，汽车不仅仅是交通工具，也成为人们对存在本身的无辜焦躁而抹杀自我的一种救赎方式。由此，在战后富裕的物质与空虚寂寥的内心世界的强烈对比下，美国青少年纷纷渴望逃离家庭，向马龙·白兰度式“反抗一切”的叛逆与詹姆斯·迪恩式疯子般“无因的反叛”看齐，这一切社会心理的变化，都在当时风靡一时的公路片中有所反映。

　　旅途即生活

　　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离开家，踏上心爱的摩托车或汽车，奔上四通八达的高速路，林林总总的公路故事就此诞生。汽车给予青年人流动与反叛的能力，进而转化为意识与思潮，公路故事转而成为与主流社会逻辑决裂的“独立宣言”。

　　如历史学家所言，这些自称“垮掉的一代”的人“疯狂地生活，疯狂地说话，疯狂地渴求拯救”，通过对迷幻药、酒精、性、摇滚乐的强烈兴趣和不停歇的流浪精神来进行自我拯救。而这一切在凯鲁亚克的自传体小说《在路上》有所体现。

　　对“垮掉的一代”来讲，“在路上”是其精神状态的最好形容词，只有不断地飞驰、狂奔，他们才能体会到个体的自由与生命的真诚。可以说，所有这一切都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公路片的兴起提供了文化基础。

　　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早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就认识到汽车使用对文化带来的冲击，“不费吹灰之力的流动性建立了一种虚假的幸福感，一种悬浮的存在感，一种不负责任的感觉。”

　　1956年，美国颁布了《联邦公路资助法案》，依此设立了联邦公路信托基金，由此助力州际高速公路庞大系统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公路片阐释了美国横贯整个西部大陆的神话和高速公路的飞速发展。“公路片提供了一个准备被人去探索的空间，一个充满了紧张气氛和在诞生时就存在历史危机的空间。”

　　而与之一脉相承的，则是打起背包走天涯的“背囊文化”。“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这与其说是逃避，不如说是对体制的背离。对于驱车前往远方年轻人来说，“当你进入两块内陆地区的开放空间时，你就属于你自己了。”公路变成一个新的文化空间，如今已经织入美国的文化结构之中。

　　但是这些游离于体制之外的叛逆者往往无法安放他们“过剩的自由”，最终以自我消亡而告终。随着垮掉一代的终结，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汽车所带来的“叛逆与自由”逐步流向消解，伴随而来的是《雨人》中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回潮。虽然“自由与抗争”的号角一度衰弱，但叛逆的精神越发被大众文化所吸收，成为时尚界的常客，融入消费主义的浪潮之中，影响持久而深远。

　　2001年，美国企鹅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美国史》，封面上画着一条笔直的、通往荒原的路，消失在一望无垠的地平线深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象征了美国，这个“车轮子上的国家”充满了“道路史诗”，人们不停地在逃离，在搜寻，摆脱束缚，追求梦想。而汽车的普及和州际公路的建设使得战后一代年轻人将流动与反叛通过“在路上”的形式表现，成为当时年轻人“自我”的标志。

　　文/张玉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