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什么去国外看病

　　美国、日本等一些国家在某些疾病的医疗技术水平及医疗服务水平上有一定的优势，这正是国内患者到国外就医的考量因素

　　何芳（化名）的母亲两年前查出结肠癌，在国内治疗了一年未见好转后，赴日本治疗。

　　“我母亲的年龄大了，有些耳背，日本医生在问诊时专门给老人找了张松软的座椅，还特意坐到了老人身边，以免她听不清。”何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半年的治疗后，母亲有了明显好转。

　　北京盛诺一家医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诺一家）创始人蔡强对此也感触颇深。

　　儿子在国内出生时，他只能在手术室外焦急等待；而女儿在澳大利亚出生时，他不仅能全程陪在妻子身边，而且接产医生提前告知他可以准备相机拍摄孩子出生后的第一张照片，在他忘记带相机后，医生还贴心地把自己的相机借给他用。

　　“这样的服务，让原本承受很大压力、远道而来的中国患者能放松下来，一些病人还因为医生无微不至的照顾而落泪。”蔡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近几年，越来越多罹患重症的中国患者选择海外求医，还有一部分人则选择定期到国外体检。

　　对这些海外求医的人来说，一些国家的医疗服务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更重要的诉求则是——希望国外的治疗方案能提供一个新的治愈可能性。

　　重症患者的无奈选择

　　“海外求医的人群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多是些患了重症的病人。”厚朴诺亚健康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厚朴方舟）CEO王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这些重症包括各类癌症、心脏类疾病和神经类疾病，其中癌症的占比最高，像男性的肺癌、结肠癌，女性的乳腺癌、卵巢癌，儿童的视网膜母细胞瘤、神经母细胞瘤等，均是比较常见的病例。

　　王刚告诉本刊记者，这些重症患者中，尤以中晚期患者最多，年龄多在40岁以上。

　　盛诺一家的统计数据显示：其2015年接待的重症患者中，处于病症Ⅳ期的患者比例高达67%，处于病症Ⅲ期的患者比例也有21%，两者合计占到整体重症患者的88%。

　　这些患者基本都在国内顶级医院治疗过一段时间，但效果不理想，无奈之下才想到去国外医院治疗。

　　2015年1月，国家癌症中心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发布的年报显示，中国癌症病人的5年生存率为25%左右。

　　艾美仕市场研究公司（IMS Health）最新的研究数据也显示，中国所有癌症的5年生存率在2015年预估为36.9%，而美国早在2012年便达到了70%。

　　蔡强告诉本刊记者，美国的医疗技术发达，重症治愈率全球最高，有许多高质量的新药，往往早于中国国内好几年上市，在癌症治疗方面尤其具有优势。此外，日本医疗技术也较为发达，服务细致周到，且费用相对美国较低。

　　“但问题是，重症越晚期，治疗难度越大。”王刚说，日本的一些医院在接收国外病人时就会有所选择，越晚期的病人越容易被拒收。

　　蔡强的建议是，国内患者最好能在确诊初期就出国治疗，而不是等到疾病晚期再出去。

　　盛诺一家如今在接待病患时都会提醒对方这一点。2016年，其接待的Ⅲ、Ⅳ期疾病患者比例就从前一年的88%下降到了78%。

　　“达芬奇”来操刀

　　“许多病人的直观感受是，国内外医疗专业水平存在一定差距。”王刚对本刊记者表示。

　　这种差距最明显的体现是，同一病症，国内外医院的病理诊断结果却不尽相同。

　　厚朴方舟曾接待过一名国内确诊的儿童骨尤文肉瘤患者，国内治疗效果不明显，美国的医生在看完病人所有的医学资料后发现有些疑点，后经多方确认，证实该名患者的国内诊断有误。

　　另一位在国内被诊断为肝癌晚期且癌细胞已转移到其他器官的重症患者，则被日本的医院认为病情并没那么严重，仍可进行治疗。

　　“确实存在这种现象。”日本红十字会总医院院长幕内雅敏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一些中国患者在该院的诊断结果会跟在国内的诊断结果不一样。

　　不过，他也强调，这种不同更多集中在引发疾病的原因以及病情恶化程度的判断上，而非对于所患疾病的定性上，“但病理诊断直接关系到治疗方案，随着错误病理诊断结果而来的自然是错误的治疗方案。”

　　上述肝癌晚期患者在国内治疗时，多家医院均告知只有3个月存活期，做手术也于事无补。但日本医院接收后，为其紧急安排了手术。如今一年过去了，这名患者病情稳定，还能自由活动。

　　蔡强说，盛诺一家2016年接待的所有去国外就医的患者中，诊断结果有变化的患者比例是12%，国内治疗方案被调整的患者比例为77%。

　　即便国内外的诊断没有误差，但在一些特定学科，诊疗水准也存在差距。比如，美国在治疗癌症、心脏、神经、免疫、儿科、眼科、骨科等疾病方面的技术优势就被全球公认。

　　近几年国内热炒的医疗手术机器人“达芬奇”，在美国前列腺癌手术中出镜率高达80%，已成为治疗前列腺癌的“专家”。与传统手术相比，“达芬奇”的智能微创手术优势明显，对病人的伤害较小，术后恢复也很快。

　　再如日本和美国都很流行的癌症质子治疗技术，它能实现对癌变组织的立体定向定点爆破，质子束能量集中后，对周围正常组织的伤害会减少，还可免除化疗时的痛苦。

　　“实际上，我们接待的患者最终决定去国外治疗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想试试不同的治疗方案。这为他们的治疗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王刚说。

　　为什么国外的医生能够像朋友

　　“很多中国人去国外就医，最受感动的是当地医院的服务。”蔡强告诉本刊记者，一般在国内看医生，整个问诊过程长则十几分钟，短则几分钟，而在美国，医生的问诊时间通常在一个小时左右，最短也要40分钟，以保证跟患者的充分交流。

　　“医生会详细询问患者的病情，站在患者的角度介绍各种可能的治疗方案和它们的利弊，也会根据患者的情况帮助他们作决定。”蔡强说，盛诺一家的很多客户都称赞国外医生更像是朋友。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副理事长秦叔逵也向《瞭望东方周刊》坦陈，国内的医疗服务确实比不上国外，但他也说，这种差异有因可循。

　　以北京协和医院和美国的梅奥诊所为例，前者包括医护人员在内的所有院内人员在4000人左右，后者则有大约4万人，但协和医院每年接待的患者人数却是梅奥诊所的数倍。

　　“我们的一个医生每天要看上百个病人，不可能与一个病人聊上一个小时，根本没有时间，只能挑重要的说，有时候态度可能就显得不是那么好了。”秦叔逵对本刊记者表示。

　　蔡强也认为，很多时候，中国的医生不是不想那么做，而是真的没有时间像美国医生那样照顾到每一位患者。

　　“但医疗终究是要服务于人，体贴周到的医疗服务无疑是打开患者心灵的第一把钥匙，这一点国外医院显然比国内医院做得更好。”他说。

　　7个医生给1个病人看病

　　在蔡强看来，无论是医疗服务的细致与否，还是医疗专业水平的高低，差异的背后是国内外截然不同的两种诊疗方式。

　　很多中国患者都有这样的经历：为了看病从县里的医院到市里的医院，再到省里的医院，最后到北京的大医院，结果发现，每家医院给出的治疗方案都不一样。

　　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况，同家医院不同科室给出的治疗方案也不一样。盛诺一家的一个肺癌患者，在国内同一家医院被外科医生建议直接做手术，而放射科医生则建议先做放疗即可。

　　“这是因为国内各医院之间沟通很少，医院内部的科室之间也大多各自为政，患者需要去跟每个部门打交道，花了很多冤枉钱，走了很多冤枉路，到头来也没明白问题出在哪。”蔡强说。

　　相比之下，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医院推行的是一套效率更高，能汇聚院内各学科医生的诊疗方式，这一方式也被称作多学科协同诊疗，即MDT（MultipleDisciplinaryTeam，指临床多学科工作团队，由多个相关学科的专家组成相对固定的专家组，针对某种疾病进行的临床讨论会，从而提出诊疗意见的临床治疗模式）。

　　同样以肺癌患者为例，美国医院首先会帮病人组建一个虚拟的医疗团队，团队纳入了与肺癌相关的科室医生，包括内科医生、外科医生、放射科医生、基因分析专家、免疫专家、影像专家，甚至还有心理医生。

　　然后由整个团队来分析患者的病情，提出适合患者的最佳治疗方案，继而由相关学科单独或多学科联合执行该治疗方案。

　　在每个治疗周期结束后，医疗专家团队还会跟进患者的治疗效果，适时调整和改进治疗方案。

　　如今，在许多欧美国家，MDT已成为癌症治疗的常态，英国甚至已经立法要求每位癌症病人都需经过MDT综合治疗，但在中国，这种诊疗方式只存在于北上广的极少数大医院中。

　　“这种会诊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对患者病情的误判，也能避免出现国内医院、科室各自为政而延误患者治疗时机的情况，在最短时间内找到病因，制订最佳治疗方案，增加患者的生存几率。”王刚说。

　　当然，药物也是很多中国病患选择去国外的考量因素之一。

　　“目前世界上71%的癌症靶向治疗药物在中国没有上市，以肺癌为例，美国上市的靶向治疗药物有11种，而中国只有4种，相差巨大。”蔡强说。

　　秦叔逵指，仅就肿瘤的治疗领域而言，一般国外新药在中国的上市时间要比国外平均晚5年，最长的可能会超过10年。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元元/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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