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过山丘的刻经

　　通过各项技术的发展应用，以往在艺术领域最为“独乐乐”的中国书法得到了国际学者的钟爱。继敦煌壁画和彩塑在20世纪震惊了世界之后，佛经石刻或许将成为21世纪中国与世界对话的桥梁。

　　北朝末年，即公元6世纪，北齐境内的沙门、僧官、王公显贵、地方官吏和豪族，协力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刻经工程。他们捐出资产，踏勘山林，调集工匠，开凿石窟，写经于石，然后刊刻造出了一处又一处的佛教刻经的景观。刻经始于6世纪初，至12世纪，历经几个朝代从未停止。这些珍贵的文物通过数字技术的传播，成为了中国与世界对话的桥梁。

　　主持这个项目的是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系教授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他是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古代艺术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他的两部著作《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与规模化生产》与《米芾与中国书法的古典传统》曾产生过重要影响。

　　2005年，因他在艺术史上对中国艺术史中刻石书法的研究，获得了与诺贝尔奖齐名的国际学术大奖“巴尔赞奖”。2014年，北京故宫博物院第一次以故宫研究院的名义聘请4位国际级的学界领军学者担任顾问，其中一位就是雷德侯。

　　雷德侯首次接触佛教石经是在1986年，并深深为之着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罗照教授的介绍下，他前往北京房山云居寺观看寺里收藏的石经板。这批世界文化史上规模最庞大的石经板，始刻于公元616年。在500多年的刻凿时间里，形成了规模达数百万字的佛经典藏。

　　在此过程中，中国佛教考古界的泰斗、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宿白与雷德侯沟通，希望可以推动一个旨在记录和研究这批石刻、并将它介绍给全世界的中德合作研究项目，雷德侯也确信有必要让世界大众了解这批物质文化的重要性。

　　在德国海德堡学院人文科学基金的支持下，雷德侯教授及其团队从山东起步，对刻凿于深山幽谷、洞窟崖壁、石碑石板之上的早期佛教石经（公元6～9世纪）进行了精密地、系统地、全面性地调查与研究。此后，他又接触了四川省安岳县卧佛院的石刻经窟、山东洪顶山的摩崖石刻，以及存在于河北、山东的6世纪石刻经文。

　　从《中国佛教石经》调查项目启动以来，科研和写作团队可以用豪华来形容，除了雷德侯教授外，还包括原英国牛津大学副校长、汉学家罗森爵士、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学家毕斐教授、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孙华教授、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王永波教授等几十位该领域在世界范围内的顶尖专家学者。

　　研究青铜器、陶瓷、玉器的外国专家有很多，然而雷德侯觉得书法是中国文化与文明的核心和基础：“中国书法研究永无止境，非常有意思。比如你从小开始写字，往往一下子要写几百个字，每个字怎么写、什么位置，本身就是整个页面的设计问题，还有这一笔写得长还是短也是设计。”

　　雷德侯认为石刻体现了中国人对书法的情有独钟：中国书法可以体现一个人的个性，你一眼就能辨识出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在内的四大家，这在欧洲不尽然。欧洲的书写之美只有一种标准，书写者都会参照这个标准。而在汉字书写系统中，汉字之美各不相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标准。

　　带着对中国书法的崇敬与探索，雷德侯从山东开始了他的佛教石经研究。

　　GPS勘测佛经石刻

　　刻经工程最初兴起于北齐首都邺城附近，即今天的河北邯郸、涉县和河南安阳一带。在僧侣的指挥下，工匠们斩山劈石，把山崖整削平齐，或者搭成石窟，然后由擅长书法的僧人将整部的佛经，用4～5厘米见方的大字恭敬地抄写在石面上，然后由工匠刊刻。工程规模大、耗费财力和人力，而且工期很长，刻成《维摩诘经》、《胜鬘经》、《弥勒成佛经》、《学经》等4部经就用了整整4年。

　　北齐武平元年，刻经行动扩展到今天的山东泰安、济宁地区。这一带山体的石质是花岗岩，不像邺都的石灰岩那样便于开采。花岗岩石质粗硬，石面又无法打磨光洁，只有把字写得展大一些才便于刊刻和观瞻。因此山东境内的刻经，大多是50～70厘米见方的擘窠大字。字写大了，自然形成的山体石坪或巨石立面却是有限的，变通的办法是只刻佛经的部分章节，整部的佛经就很少见了。

　　在调查时，雷德侯团队不仅希望理解佛教石刻的含义，还希望探究镌刻的原因，藉以获得最丰富的信息，因而他在调查中，采用了全面、系统、完整、立体的调查和测绘方式。当时已经60多岁的雷德侯先后进行了6次较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完成了对东平洪顶山、银山、司里山，邹城铁山、岗山、葛山、峄山、尖山、阳山，泰山经石峪、新泰徂徕山等21 个地点摩崖刻经的田野调查和图书数据收集工作。

　　“最吸引我的是这些佛教石经不是枯燥单一的石板，它们会在风景秀丽的自然环境中，出现在高耸的山崖峭壁上、洞窟中，甚至会隐藏在一些瀑布的后面。”汉语流利的雷德侯说。为了获得准确、科学的石经信息，调查团队综合运用了测量、画图、经文对照、地形分析、拍照、老照片查询、扫描、拓片、金石学着录比对等九种记录手段和方法。石头上的每一个字都经过严谨地辨认、测量和抄录，刻文和拓片都通过拍摄存档。特别是在对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及其周边的题刻进行记录时，调查团队精确记录了每一条刻文乃至单字的位置、形制、现状、大小、书法风格及镌刻方式。

　　“这些字不是单一不变的，中间会出现很多异体字，在刻凿过程中的笔画也非常特别、各具特色。石经通常分布在岩石上，字的面积也很大，和其他的古迹、文物不同，它并不容易轻易地拍摄记录。由于在夜间通过打闪光灯才能拍摄到更清晰明显的字痕，因此我们不仅在白天去爬山，去看、去描绘，来研究这些石经，还常在夜间爬山，去逐一拍摄这些石经上的每个字。有时累了就躺在岩石上仰天大叫。”雷德侯这样描述自己这段特殊的考古经历。

　　雷德侯团队还特别重视利用数字技术研究刻经和所处空间的关系，因而对每一个刻经点进行了全方位的测量。卡尔斯鲁应用科技大学的赫尔教授及其带领的测绘小组，利用GPS全球定位系统、全站仪和摄影测量的方法，对每处刻经的地理地貌及其与题记和其他刻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测绘，制作了刻经点的二维平面地图和三维立体模型采集地理信息数据。此外，他们还制作了刻石的摄影测量图和一些刻经地点的三维模型。海德堡科学院的教授阿尔特赫对岩石样本进行了矿物学鉴定。

　　找出隐藏的未知

　　中国发现的很多佛教石经的经本很老，其中很多资料文献上都没有记载，这些刻凿于岩石上的佛经保留了丰富的历史、宗教和艺术信息，是中国古代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中国的几个省份中都发现了在石窟里刊刻的佛经。“四川安岳县卧佛院的刻经窟，石窟壁面上的佛经节文多达34.1万字，超过了中国境内甚至世界范围内任何一处刻经石窟遗址。”而截至目前，已出版的、系统的、可称之为考古报告的，仅有70年前整理的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调查。”

　　还有山东省境内的佛教摩崖刻经，也是一组非比寻常的文化遗产，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2000多字的覆盖面积超过1800平方米。通过这些石经，公元6世纪活动于山东境内的僧侣们，开启了佛教文献、书法实践以及景观设计史上的全新一页。

　　在严谨准确全面的现场调查数据基础上，雷德侯团队对佛教石经所做的分析工作，涉及石经的历史、宗教、政治、艺术等含义的系统研究。

　　雷德侯看来，公元6世纪下半期是中国的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来自印度的佛教经书被中国的僧人翻译，并且在学习的过程中融入了很多与中国当地传统相符合的因素——神圣经文中的文字通过艰辛的岩石刻凿工作，出现在一些岩石上以及洞窟中。

　　这些网状分布的佛经石经成为中国古代北方地区重要的文化史组成部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刻凿时人们有意识地去选择地理方位、岩石类型、岩刻面，带给这些原本自然的景观神圣的性质。一旦这些崖面、碑刻成为宣告神圣文本的载体，这些陡峭的岩壁、洞窟便成为僧人打禅并冥想的场所，也指引一些信徒作为朝拜的途经。

　　由于这些刻凿的石经通常裸露在外，被风化的痕迹明显，且异体字众多，很多石经如今已经模糊难辨。在回到海德堡后，他们还会运用一些现代技术方法逐字辨认和比较。参考《大正藏》经文和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残损的字迹进行复原。“罗照教授来海德堡大学客座时，我们还专门开设一个学期的课程，和海德堡大学的师生一起，对于一个重要的篇章《石颂》进行阅读讨论，以求最准确地领悟经文意思，并对里面已模糊不清的字，逐一分析其可能的缺失的部分，以弄清全文。”

　　除了缺失的文字，异体字也是经文处理的一个难点。“一些字在不同的石经或同一经文中会反复出现，山东刻经中所有出现的“我”字，铁山《大集经》中有，泰山《金刚经》中有，葛山《〈维摩诘所说经〉观如来节文》中也会出现，我们整理比较这些看似字体相似，却各有特点的“我”字，从而分析其存在的不同字形。”

　　雷德侯教授认为，对佛教石刻的研究，还能够深入研究中国如何受到其他古老文明的影响：“中国在汉朝之后才出现碑文，但亚洲的伊朗、印度等国家在这之前就将文字刻在碑上了。碑文是舶来品。”

　　重建中国艺术史

　　雷德侯的研究成果《中国佛教石经》已被确定为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今后若干年的重点出版工程。该书分四大卷，16册，以中英双语的形式出版。2014年出版的是山东省卷和四川省卷的第一册，之后还将发行陕西省卷和北京房山卷，全套预计至2020年全部完成。

　　《中国佛教石经》系列书籍的出版，填补了中国石刻佛经领域的多项空白，将过去雕刻在石头上佛经再重新印制到图书中，通过一定数量的出版，使之能流传广远，多处收藏，除了可以为研究者提供翔实可靠的资料外，还可为保存佛教文献做出贡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说，汉文佛教经典从纸质书籍，到石质的刻经，再到纸质的书籍，这个过程是历史的螺旋性的循环，对文献保留意义重大。

　　项目的另一个目标，是完成刻经的数字化，建立刻经内容和实地环境地貌三维立体图像的免费网络数据库，为全世界刻经研究同仁和爱好者提供一个研究交流平台。

　　“我之所以选择了中国的佛教石经项目，因为于我而言，这也是书法，是中国书法的一种特别的表现形式。在世界艺术范畴内，它成为古代中国文人阶层在仕途中重要的一步，这也培育了文人阶层的社会同一性。同时，它更是结合了宗教文化，即佛教理论，又包容了中国历史的一种物质文化。人类所创造的艺术表现的不再是孤立的、单一的艺术品本身，更是结合了地理知识、中国风水的一种存在于自然、融于自然的艺术。”

　　在雷德侯看来，当代很多中国画家模仿西方绘画，但是优秀的中国画家一定是运用中国的艺术传统，并吸取西方的绘画经验。“现在大部分中国艺术家要面对国际境遇，在这个境遇下中国艺术家们应该尽量去传承他们作品中的中国分子，因为这个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至关重要。当然这个问题并不容易。”

　　因此，雷德侯表示关键是“建构中国艺术史，不仅对于艺术领域，对于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方向的学习和研究，也都至关重要。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研究领域，涉及和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学、哲学、宗教等各个领域。当前中国的综合性高校里，尽管美术系和历史系是常见的，但是专门的中国艺术史专业好像并没有全面建立起来。”

　　文/陈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