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京被逼捐1亿：逼捐的强盗逻辑何时休？

　　最近，民众关注点都被九寨沟地震和《战狼2》的大卖给吸引了。地震事发后，吴京第一时间表示慰问，个人向灾区捐款100万。没想到如此善举非但没给他带来多少表扬，反倒惹来无数谩骂和讽刺。键盘侠表示：“吴京你一部8000万投资的电影就净赚好几个亿，居然好意思只向灾区捐款100万？你为啥不捐一个亿呢？”施以援手本应是温暖之举，为何要强盗般将其变成道德绑架呢？

　　捐还是不捐？

　　网民都是用力过猛

　　《战狼2》票房过40亿+四川九寨沟7级地震=吴京你那么有钱应该多捐点！最近，吴京在微博上遭遇逼捐门。每逢天灾人祸，这种逼捐屡见不鲜。事实上，在中国，捐与不捐、捐多少，从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

　　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媒体、网民天天推波明星、企业捐款榜，使得捐款人不得不持续追加善款数额。王石就曾因为建议员工量力而为被骂“道德高度不如坟头”。

　　慈善变成斗富、逼捐、营销、群殴的闹剧场。当道德表现为一种暴力，本身也就成了缺德。比逼捐更为糟糕的是，我国的慈善法一直得不到完善，社会捐助与财政拨款混为一谈。汶川地震所统计到的652亿捐款中，公布出明细的仅约1/6，其余500亿元的去向至今未披露。加之不久后爆发的郭美美事件令红十字会声望跌至谷底。种种原因使得众多国人对劝捐，甚至连带募捐本身反感之极。

　　近年来，大家的界限意识，私有意识都长进了，吴京微博被逼捐的新闻一出，都不用亲自表态，满网都是替他出头的抗议声。大V们也纷纷发言：“不管爱国还是捧角，都请自己掏钱”。

　　娱乐君去吴京微博上观光时，逼捐留言已经被悉数清除了，留下的都是清一色回怼，基本集中于以下几种观点：

　　“吴京今日成功来之不易，他有对自己财产的处置权。”

　　“劝捐的人自己先捐，道德只宜律己不宜律人。”

　　“等着分钱的投资方有26家，上亿资金后边的链条十分复杂，吴京眼下还只是纸面富贵。”

　　以上的论点都说的很对。当然也不否认有些人纯粹是以道德为借口，眼红仇富，向有钱人开炮。但劝捐这个事是否真就如同网友口中那么阴险低劣，十恶不赦？

　　《哈佛大学公开课》中有一节关于纳税的讨论“征收富人更多的税来养社会和穷人，是道德的吗？”虽然纳税与慈善，一个是义务，一个是自愿，但都属于财富的再分配。本质上，纳税是强制执行的慈善。最合理的解释是这样的：没有谁的成功是完全的个人行为。社会提供了安居乐业的环境，令大家有利可图。如果富有阶级不向穷人提供资助，贫富差距过大必定滋生犯罪，社会动荡，富人的财产也会不保。因此，税收是人们应该归还社会的债务。

　　如同承诺捐出99%身家的巴菲特所言：“我所获利润的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社会。美国市场体系为我的工作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假如我生在孟加拉或者秘鲁，不会有如此大的业绩。”

　　众所周知，美国是最早将“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进宪法的国家，那么他们又是如何看待政府不经同意收割公民的劳动成果呢？事实上，如果是在美国，吴京一定会收到雪片般的来自各个慈善组织的求捐信。出生贫苦，13岁做童工的钢铁大王卡内基认为“富人有责任用他们手里的钱来让整个社会受益。”拥有更大财富之人肩负更大责任在西方是社会默契。

　　即便是在私有界限分明的美国，每当有人中了巨额彩票，媒体采访时大家同样会心照不宣等待中奖人说出资金的安排。如果有谁宣布捐出全部奖金则一定会成为报纸头条，广为宣传。

　　说到底，对于长贫乍富的日子，中国人还没有完全适应。在财富问题上难免偏激，忽左忽右，无论劝捐的还是回怼的都有些用力过猛。劝捐的人大概没见过什么大钱，不知道做慈善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不是像陈光标那样用人民币砸，用美金砸，送猪请饭就能解决的事，否则比尔·盖茨也不用为此专门成立一家公司了。所以，还没有见惯财富的国人，很多人想到的慈善还是吃大户，宰肥羊，恨不得一把掐死。

　　回怼的人则过于迷恋个体自由，财富私有，前数十年遗留的阴霾未散导致矫枉过正，拔一毛而利天下，吾不为也，实际上，大V们言之凿凿的背后是另一种极端。正反双方都未能树立一个合理的金钱观。

　　劝捐，是发达国家的日常是中国的非正常

　　2007年，比尔·盖茨基金会宣布宣布捐赠300万美元用于为非洲购买蚊帐，对抗蚊虫叮咬传播的疟疾。盖茨说：本次捐款源于小女孩凯瑟琳寄来的一封信，信上说：“我想为非洲的小朋友筹集蚊帐但没有钱，听说钱都在你那里。”

　　已经移民加拿大的朋友曾经表示，常常接到劝捐电话，要你提供信用卡号码，按月固定资助贫困学生的午餐。如果你拒绝，对方会继续追问：40块可以吗？20块可以吗？10块可以吗？直到你一路尴尬sayno。

　　劝捐更是西方国家的日常，去年娱乐君去美国的亲戚家中住了一段时间，敲门要求募捐的人可以用络绎不绝形容，简直是善门难闭。小学生请你买他的高价巧克力；童子军兜售自有品牌的饼干；中学生开着皮卡来讨啤酒瓶，补贴冰球队队费；邻居拿着小本挨家挨户收钱，为社区里的残疾孩子买轮椅；粉红丝带年年组织马拉松，参加者出钱又出力；每逢圣诞，商场门口就会有个老大爷摇铃铛招徕行人投下硬币；更有“食品银行”直接将大箱子放在超市出口，鼓励刚购完物的大家顺手捐几袋通心粉……

　　美国是一个建立在义工和慈善基础上的国家。医院要捐钱，学校要捐钱，消防要捐钱，游乐场要捐钱，导盲犬训练也要捐钱。中国肯德基因为结账时劝捐1元钱给山区儿童引起悍然大波，然而这种形式的募捐在西方十分普遍。超市、连锁店每年都会联合公益组织向顾客发起2美元起的募捐。

　　不仅是公益机构，甚至连私人场所也可以要求募捐。我参观过一个位于加拿大的公园，经理表示他们刚收到了2万美元的捐款用以种植花卉。我很意外，因为这是一家收门票盈利的家族物业。但是经理说，当地居民向来以此公园为荣，捐款并不罕见。

　　长贫乍富

　　立法没有体现相应的觉悟

　　虽然中国人穷了太久，对慈善业缺乏经验，但已经有一些新富阶级展现出投入慈善的意向，然而滞后的法律并没有给大家自由行善的空间。

　　杭州蓝色钱江大火发生后，痛失妻子儿女的林生斌先生本着佛教徒“转念利人”的教义，宣布建立“潼臻一生”公益基金，致力于提升高层防火意识，促进家政业甄选机制。尽管林先生声明这是一只不接受外界捐款的私人基金，帖子仍然被限制转发。皆因私募基金不能公开募集、公开宣传。

　　玉树地震时，李承鹏、徐小平、陈坤几个人凑了二十来万想给老人院买点牛奶，因为没通过红十字会，这事几乎无法操作，差点被认作“非法集资”，只能以个人借贷的名义挂在账上。在中国，做慈善是有很大风险的，搞不好就是在犯罪。

　　全世界慈善行为的调查排行显示，中国人行善排144位，仅好于布隆迪。这并未是中国人为富不仁。哈佛研究员康义德说：“中国的慈善家们已经积攒起大量财富，但是他们要跟政府打交道，而政府尚未建立起允许这种职业化行为发生的法规。”

　　公募公益慈善基金在我国十分有限，而且是中国红十字总会领导的。中红总会是个什么会呢？就连李连杰名声在外的壹基金也只能作为中红属下的一个科目，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也没有独立的公章和账户。李连杰做客《面对面》时透露，因为没有一个法律框架的保护，该基金可能随时停止运行。2011年，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捐出持有的30亿元股份，却被告知需纳税5个亿。他不解地说：天下哪有这个道理！

　　如马云所言，中国的公益慈善缺乏基础设施、法律体系和整个人才体系的培养。个人大额捐赠在国内并没有一个合适的出口，制度建设沉疴难愈的后果是导致了大量中国富裕阶层人士的捐款外流。2015年的数据显示，中国排名前100名的大额个人捐赠中，有八成，近242亿元流向了境外机构。所以，就算曾亲临第一线救灾的吴京有意拿出一个亿，实施起来都会非常困难，而且八成达不到预期效果。

　　2011年，《非诚勿扰》中曾有一位读遍加州伯克利、牛津、哈佛的优质亚裔青年安田在终极一问中提问心仪女生：“如果中了2000万美元的大奖，会做些什么。”一位女生回答：“孝敬妈妈。”另一位女生回答貌似逼格不低：“不做什么，我对现在的生活感到满意。”

　　然而一整集鬼马逗比的安田却表现的大失所望，他严肃回应道：“当一个人有100万时大可以去买房买车，但当手握巨额财富时则必须要建立慈善基金，serve the people，这是基本认知。”

　　最终，因为价值观上的“严重分歧”，安田选择独自离场。当时的评论普遍认为“劝捐”的安田可敬、可爱、发人深思，没人骂他是“道德帝”，慷他人之慨。娱乐君倒是为被男神拒绝的女生略感不平。因为这种“分歧”不是女孩本身的错，而是我们富起来的时间太短了，以至于大家都在忙着赚钱，但从未得到过来自官方或民间的，真正的财富教育。这些非一日之寒的问题或许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中国人越来越富有，随着中国社会的成熟才能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