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减税还是假减税得用数据说话

　　2017年末，美国国会通过了特朗普的减税方案，与征收跨国公司利润回流税、扩大基建支出、加升利息和央行缩表一同，形成2018年开始的美国治理经济的政策组合。

　　中美是数一数二的两个经济大国，之间货服贸易、企业投资、产业合作、人员往来、资金出入等等，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美国上述政策组合，将对中国国民经济形成这样一些冲击。

　　1、除了美国减税以外，国际社会其他国家竞相减税，如果中国没有应对行动，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企业的成本改写是相对上升，竞争力下降。

　　2、由于中国企业面对的是增值和所得等重复征税，加上工资和“五险一金”不能税前抵扣，税收成本非常沉重，再加行政收费繁多，土地地价租金较高，电价不低，能源成本随煤改气等上升，交通运输成本也高于发达国家的一倍以上，国内企业和跨国公司将产业向外转移的意愿较强。

　　3、国内投资办企业成本较高、美国加息、美元相对升值，对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就会相对收缩，中国对外投资和资金流动就会加剧，这对近年投资增长率持续下行趋势，将会雪上加霜。

　　4、美国减税、升息和缩表等政策，都会对人民币形成波动性影响，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大，包括以人民币计的国内股市、房地产、期货等价格和指数，都会受到波及，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会加大。

　　减税到底减在哪里？

　　中国政府税收的80%以上来自于企业，营业税改增值税后，不仅没有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而且还加重了企业的税负。

　　目前政府从企业中形成的稳定性收入有：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房地产税、“五险一金”、其他税种，还有各种各样的行政性收费。

　　而且，对于企业支付的劳动工资和“五险一金”并不实行增值税前抵扣。与国际上许多国家的税制来看，特征是重复性征税，综合税率相当高。

　　财政税务部门表示，营业税改增值税后，企业的税收负担降低，2016年为企业减少了近10000亿元的税收负担，与数据和实事相比，很鼓舞人心但又是非常滑稽的宣称。

　　2013到2016年财政增值税和营业税两项合计分别为46010亿元、48632亿元、50422亿元和51674亿元，2014到2016年分别增长为5.7%、3.6%和2.4%。即使假定营业税和增值税总和年平均增长率如与这两年的经济增长率7%左右相当，从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的减税规模来看，2015年只有1653亿元，2016年只有2319亿元。现年相加不到4000亿，每年平均2000亿，与年减税10000亿的说法实在是相差太大太大。

　　而截止2017年11月底，增值税已经征收了51791亿元，在实体经济和企业如此困难的处境下，比2016年同期的48246亿元还大幅度增长了7.35%，不仅没有减税，按照与2016年同期相等，多征收了354亿元，即使按照往年两税平均7%的增长率来看，财政税务部门通过营业税改增值税多向企业也多收取了169亿元。

　　而且，截止11月底，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部分为136072亿元，同比增长了11.2%，远高于同期GDP6.9%左右增长速度4.3个百分点，减税减在了哪里呢？

　　危害可能是灾难性的

　　大多数国家，对于企业，要么征收增值税，要么征收所得税。两税均征的少数，特别是两税都如此高的，更是极少。

　　首先，目前中国增值税和所得税均征，并且劳动工资和“五险一金”不予抵扣的税制，其危害在于引导企业更多和快速地用自动生产线和智能机器人来替代劳动成本，对多增加就业极为不利。

　　从制造业生产来看，截止2017年11月底，工业机器人完成的产量为104793套，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8.9%，而且销售供不应求。企业为了避税，制造业中智能机器人将会普遍替代车间和生产线上的劳动力；而且服务业更是劳动密集型领域，智能销售、会计、律师、驾驶、餐饮等等，将大幅度减少就业岗位。

　　中国有2亿多农民工，5000万在传统行业中就业的的城镇单位职工，2亿农业中劳动的农民，6000多万留守儿童，农民工、农民和留守儿童中，高中毕业比例非常低，传统行业城镇职工中文化水平也是旧知识，用税制来逼迫企业和产业用智能机器人来大规模替代普通的劳动力。由于智能机器人是资本，就业减少而工资性分配收缩，更会造成劳动者收入减少，而资本所有者收入增加，形成收入分配差距，并且由于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传导更加严重的生产过剩。社会和经济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其次，其危害在于，抑制企业的技术发明和产品及服务创新。因为技术进步和创新是高智力的劳动，其投入的研发表现为技术人员和其他创新人员的高报酬。

　　由于这样巨额的投入，不能在增值税前作为成本抵扣，特别是一些小型的创业公司，其投入绝大部分脑力劳动不予抵扣，而抵扣的只是不值钱的电脑、纸张、硬盘、家具等，其实是一种严重抑制，或者重创技术进步和创新的税制。

　　其后果，是引导许多企业去冒仿、剽窃他人在市场上的技术和其他知识产权。因为侵犯其他企业现成的技术等知识产权，实际是一种最好的降低成本和逃避不合理税收的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的税收，就会有千万家企业为中国经济注入增长动力。

　　两方面着力降成本

　　笔者提出，应当重新审视和评估近两年的所谓营业税改增值税的“结构性税改”，其实其出发点和结果，是反其减税的道而行之和完全失败的改革。应对全球性的减税和供给侧降低成本的大潮冲击。

　　一是需要出台新的结构性减税清费降社保方案。

　　1、减税方面，普遍调低制造业增值税5个百分点，企业按不同工资和社保成本占总成本越高实施越多的累进增值税抵扣政策，中小企业所得税按利润减半额并以20%税率征收，小规模纳税人税收起征点提高到月营业额5万元，科技创业中小企业研发人员工资增值部分增值税抵扣；先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额月5000元，降低个人所得税最高档征税税率从45%降低到30%，尽快按照家庭收入、人口数量和抚养比等因素制定和实施综合家庭所得税征收。

　　2、清费方面，出紧急停止政府部门和行政事业性机构全部向企业的各种办公、年检、评审等收费的法令；清理和废除政府各部门颁布和收取的各种名义的各类公益和发展基金；废除收支两条线体制，公务机构和人员全部改由财政预算拨款，公益性事业缩小财政开支范围和规模，经营性事业单位资产人员企业化和市场化改革，从财政支出科目中剔除。

　　3、社保和其他有关福利和会费方面，社保“五险一金”占工资的比例从目前的43%左右降低到30%，建立国有资产和利润向社保基金划转的常态化体制；向企业征收的残疾人基金改由政府财政拨款负注入；工会会费不再通过企业征集而由会员自愿交纳。

　　4、宏观税费负担方面，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2016年人均GDP8000美元左右，政府全部收入以不超过GDP的30%为宜。

　　二是深化和加快金融、能源、交通和土地等方面降低成本的体制改革。

　　资金土地要素降成本方面，严厉打击地下钱庄，乱集资、网贷，特别是现金贷和校园贷等，开正路关邪道，切实放开地区性中小银行的设立和发展，改变目前信贷资金要么高度集中和要么黑市猖獗的格局，从根本上降低企业的借贷融资成本；

　　土地要素方面，国有和集体所有土地同地、同权和同价，大力度缩小征收范围，征收按照市价由政府出资，废除行政寡头垄断的土地招拍挂市场，建立统一的城乡土地供给竞争性的市场，以降低企业房地要素的购买租用价格。

　　能源交通降成本方面，加快电网改革，不同上网电力的交叉补贴，电力生产与电力需求直接见面销售，电网只收取过网费；支持传统煤炭等能源清洁应用的技术研发、转化和产业化，煤改气要考虑中国能源存量结构和制造业承受能力；大力度减少和禁止公路不合理收费罚款，交警和运管运政等全部由财政拨款供养，运管运政无权罚款，交警罚款全部进入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无关；强制推广最德惠的智能交通技术和系统，大幅度减少交警、辅警、运管、运政和收费站及其人员，降低设施和人工成本；免费公路需不得有低于一定的比例，还本付息和经营到期的高速立即无条件免费通行；对垄断行业的成本、利润、价格，以及投资、建设、工程质量、成本、利润和价格，进行第三方委托审计，各级人大重点审议，鼓励社会监督，并进行社会听证。

　　通过这些切实的改革，将企业的成本真正能够降低下来。在国际减税和降低成本的竞争中，中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立于不败之地。

　　周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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