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之寺僧

　　读了这样一个故事，叫“花之寺僧”。

　　高崖上有一处凹陷之地，深深处有一尊佛像，这就是花之寺。花之寺里有一个僧人，就叫花之寺僧。有天花之寺里来了一个自称志的男人，说他的老婆在花之寺，花之寺僧任他搜去，志就在寺里住下了。志听到佛像背后的石壁里有女人声，就自取了凿子、锤子敲起来，凿了整整三年，石壁洞开，原来里面别有洞天，不仅有他的老婆，还有其他数不清的女人。花之寺僧被处极刑，身受千刀死。志和老婆回到千里外的家中，但二人都不开心。终于，二人又重返花之寺，寺已成一片废墟。

　　有人说这是个关于过去的故事，有一天突然就回不去了，回去了和原来也不一样了。

　　有人说这是个关于幸福的故事，失去了就不再拥有了。

　　有人说这是人心里的追求，追求着就忘掉了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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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故事留给人阐释的空间就会越多。这是个很好的故事，同时也是个很简单的故事，越简单的故事越好。当然，这种评判标准也许已经过时了，因为现在的故事总是复杂的，各种层面纠结在一起，和现代人迷宫一样的内心相对应。但其实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故事都是很简单的，像《桃花源记》：一个渔夫迷了路，误入桃花深处，发现个仙妙难言的地界，回来想带大家一起去乐时，却再也找不着了。就这么简单。

　　常听人说喜欢妥思陀耶夫斯基，好像真喜欢的人都成了名，所以自己成不了名，因为真不喜欢。但看了黑泽明导的《白痴》，又喜欢了，因为电影是用画面来表现的，所以怀疑中文译本复杂的语言把妥氏给搞砸了，其实妥的东西脱掉批评家绕着他构建的一大堆东西，也很简单、纯净。好的东西无需诠释，放那里就自然散发美感，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

　　最近读了深田久弥，这个作家在中国没名气，因为他太爱日本的东西，具体说来是日本的山，所以没人翻他的东西，但其实他上世纪70年代出的《日本百名山》在日本是有些名气的。因某种原因，估计以后也不会被翻译了，纯日本的东西现在是被人厌的。无论文学还是艺术，本是不分什么喜欢、讨厌、憎恨的，它们只有短命与永存之分。

　　深田氏写山和写人一样，按照山的本来面目去写，写山的晨曦、夜晚，一草一木，一溪一石，写得明净、纯粹，没有什么仁者爱山、智者爱水的人为赋予，就像爱一个人一样，只是爱其呼吸吐纳、一颦一笑而已，和才智、金钱、环境一概无关，说白了就是一种同样为人的本能所吸引。这个作家自己也是有意思的，因为当编辑，读了一个女作者的文章就爱上了她，女人因患病常年卧床，还是坚定地结婚了。多年之后，名气颇大，机缘巧合重遇自己的初恋，又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但妻子掌握着他不可告人的秘密，那么该如何选择呢？这时战争爆发，他到中国打仗，成为我们说的“鬼子”。战后作为战俘被遣送回国，他直接去初恋女友那里，再也没有回妻子的家。妻子也毅然向社会公布了他的秘密，他的写作事业结束了，隐居十年（怎么生活呢？不知），最后又以山的文学重归文坛，出了十二卷本的全集，一日在爬山途中倒毙。他的前妻是日本著名的儿童文学家，最后与小自己近二十岁的情人生活在一起，直到去世。生活原本比文学更丰富、精彩，作家不过是截取了一小部分，让我们管窥见豹。

　　本来说的是花之寺僧，好像又扯远了，不过好在无论远近，世间一切物都可以用来观艺术，但在观、在视时，又要以平常心，甚至是残忍地剥离掉一切主观，包括同情、爱恨，这样才能还艺术以本来面目。有人以为艺术与政治不相容是因为政治被强加于艺术，其实非也，艺术只是不能忍受在被观的同时被抽取了本性，如果一种政治视角恰当地释放了艺术的本性，那两者岂是不容，简直就是天衣无缝。

　　简单之所以成为文学、乃至一切艺术的本性，正是因为它本身又是最好地揭示艺术的方式。有人说花之寺僧其实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可那又如何？这僧和其名叫骑桶人的作者一样，都是附属物，宝贵的是这个故事的简单和让读者在阅读的那一刻拥有了这份简单，这就是花之寺僧的故事。

　　文/雨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