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高考季，又到了高考状元“满天飞”的时候。
在我读书的1990年代初，高考状元就很流行。他们是骄子中的骄子，不但老师疼学校爱，甚至地方政府都与有荣焉，豁得出银子奖励。至于即将参加高考的考生，有的连之前几年本省高考状元来自何地哪所学校都如数家珍。
据说这样的好处是增加精神食粮，激励考生，但如何起到作用，也不知其所以然。
在那之后，高考状元愈加炙手可热。进入新世纪，状元们更成为媒体争抢的对象。从省到市乃县级高考状元都被“开发”出来，并被包装成“教育明星”。
这种现象引起了教育主管部门的关注。在2018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强调，严禁宣传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一旦发现严肃处理。
从文件上看，教育部要求对状元现象进行冷处理，至少早在2004年就开始了。当年明确提出叫停“炒状元”，高校也不得对新生成绩进行排名。但事实上，高考状元仍是高考前后最引人注目的话题。
但从目前来看，在中国持续多年的“炒状元”现象有望得到有效遏制，因为“时势异也”。
任何需要禁止的事，背后都潜藏着需求，甚至是强烈的需求。当然，这绝不表明该种需求合理合法，比如吸毒。
多年来，围绕高考状元的过度宣传，甚至形成了一系列利益链，不同的利益方都有动机推动这种早被叫停的炒作。其中最强的两方，是学校与家长。媒体与公众，不过是顺势卷入。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市场化逐步深入，高校招生办学的主动权、自主权大幅增加，考生对高校的选择空间也随即增大。与此同时，招生与报考的双方，都面临着改革过渡期体制转轨的问题，如信息不充分、不通畅、不够权威等。因此，高校、中学希望能借助高考状元来证明自己的含金量，考生也愿意从状元这个最具象的指标来评估学校。
在双方都有强烈需求的情况下，一般意义的叫停很难落地。
但是，局面在近期有了微妙变化。教育主管部门的决心当然更为坚决，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迎来了最大的契机——人口因素。早在2016年，就有权威专家提出，中国已迎来“刘易斯拐点”，适龄入学人口数开始平稳下降，而且这个趋势非短期可以逆转。
生源减少了，尽管理论上高校可以同步降低招生规模，但实际上，这么多年持续投入的教育资源却不是短时间内可以降下来的。与此对应，高等教育资源持续稀缺的状况也必然得到缓解。相关数据也可佐证这一趋势：全国高考人数自2008年达到1050万人的高峰后，一路下滑，到2017年已降至940万人。与此同时，高考录取率从2008年的57%一路上升至2017年的74.46%。
市场供需形势变化，意味着考生、学校对状元宣传的需求不再那么强烈，这一趋势更可促成高等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以打破利益链条的盘根错节。
既有“三令五申”，又有“釜底抽薪”，高考状元的漫长剧目或许有望走向剧终。
宋金波（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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