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与供应链危机

　　COVID-19（新冠肺炎）大流行造成了全球供应链中断，对消费者而言，长时间空空如也的超市货架和基本物资的短缺匮乏，是显而易见的影响。人所未见的是，从中国到全球其他国家的供应瘫痪，以及原材料、组装件和成品的不足，构成了此次冲击幕后的故事。

　　且不论专业医务人士和各国政府如何竭力防止其蔓延，从规模和严重程度而言，2019年COVID-19大流行的暴发，对供应链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

　　供应链中断的情境下，依赖全球采购的企业在危机管理方面要做艰难抉择。在规划如何降低未来相似供应中断的风险时，他们还面临着其他若干不易回答的问题：应该拓宽供应商选择，还是更多本地采购或近岸采购（Near-shore Sourcing）？为度过危机，他们要储备多少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

　　“COVID-19大流行，于全球供应链的影响是一种巨大破坏，如同发生地震或海啸一样。”沃顿商学院运营、信息与决策学教授莫里斯.科恩（Morris Cohen）表示， “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破坏，我想我们从未见过如此情形。”

　　医用优先

　　供应链堵塞是一个“第二序问题”（A Second-order Problem），首要任务是确保医疗用品的供应。

　　沃顿商学院运营、信息与决策学教授桑提尔.维拉哈凡（Senthil Veeraraghavan）表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医疗设备、医疗产品、生产设备、口罩、纱布、消毒剂等的供应，未来数月内，这是我们照顾即将见到的大批感染者急需的。”

　　维拉哈凡指出，基于感染人数的预测，仅美国就要组织一个供应链，“为大约1亿人提供检测和治疗”；随着社区间的隔离，测试工具包在美国的需求峰值估计将高达500万或600万。

　　将这些测试包运往全国各地的恰当地点，构成了下一个巨大挑战。“这就是为何大量流行病专家、供应链专业人士突然开始讨论我们所谓的‘拉平曲线（Flattening The Curve），以帮助实现生产平滑（Production Smoothing），” 维拉哈凡说。

　　科恩表示，就供应链中断的程度而言，2011年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可能是与新冠病毒疫情最接近的情况。

　　“这次也是史无前例的，具有全球影响且涉及多个层面。冠状病毒是一种自然灾害，并非由政府、政策或经济人的行动所造成。”沃顿商学院运营、信息与决策学教授马歇尔·费雪（Marshall Fisher）指出，以2011年大海啸的供应链危机作为分水岭，“9.11”恐怖袭击、2008年大衰退和医疗恐慌（即2013 – 2016的埃博拉病毒以及2002 - 2003年的SARS病毒）在内，均是关键的破坏性事件。

　　2011年的地震和海啸是短暂的，“我们至今仍在承受其后果”。科恩指出，海啸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Fukushima Daiichi）冷却系统失灵、堆芯熔毁，引发放射性废物的泄漏，一直持续到今天，“该国事发区域的许多工厂关闭了，他们是全球供应链上关键零部件的供应商，各公司花了数个星期才恢复过来。”

　　当时有报告指出，地震袭击的日本东北部地区，刚巧是大量半导体、汽车零部件和其他出口零部件的工厂所在地，中国相关的制造业因此陷入瘫痪。

　　无能为力

　　每当供应链出现持续中断后，企业均会提升其风险缓释（Risk Mitigation）工具。

　　2011年海啸之后，“在供应链风险管理政策、战略和基础设施方面，思科、波音等公司进行大量投资，以便他们能清楚此类事件并理解其后果。”科恩解释说，“目前，存在一种相当易理解的方法，多数大公司均有某种适当的供应链风险管理流程。”

　　然而，此类风险管理程序并不健全，不足以应对COVID-19大流行的后果。“这次在规模和程度上前所未有，我们从未见过这般混亂，许多国家告诉其人民，留在家里，不要工作，隔离封锁遍布世界。”

　　企业必然要重新审视其在采购原材料、零部件或成品方面的战略。

　　维拉哈凡说，过去20年，供应多样化的概念集中在持续降低成本，比如，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等公司的产品，在美国、中国均有巨大需求，将生产能力设在靠近客户的两个国家，有利其发展。与该战略一致的是，拥有“一定数额的供应能力”也使美国的商业受益，他们可提高供应能力，以应对冠状病毒等流行病的恶果。

　　“对公司而言，投资于供应链的弹性是一个慎重想法，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维拉哈凡说，“考虑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大量人口穿行在各地的全球经济中，我们未来肯定会遇到这样的公共卫生危机，只希望不常发生。”

　　麦肯锡（McKinsey）一份有关病毒大流行影响的报告建议，企业可通过多种方式“稳定其供应链”，例如，招募新供应商、增加库存或投资于在线销售在内的全渠道分销。

　　“所有这些都是缓释风险的好主意，可能是有效的，不幸的是，多数要基于必须在事件发生前就做出的决定，”科恩说，“事件一旦发生，很难找到替代供应商，或重新设计产品、流程，或引入新技术。长远来看，这都是值得做的大事。”

　　科恩指出，成本、回报或风险间总是存在基本权衡，“这次会使天平倾向于试图降低风险，这意味着，找到低成本生产商，给出你100%的需求订单，现在看起来风险过大。与过去相比，企业可能开始希望对冲自己的赌注，拥有更多替代供应商。”

　　另一可能性是，说服企业在本地采购更多的需求。科恩指出，制药行业眼下面临的挑战尤其大，“绝大多数的活性成分都是在中国制造的。”

　　然而，以增加新供应商降低风险，并非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

　　“（企业）将面临更大压力，要求它们进行投资，并可能承担更高采购成本，以便就这些供应中断有更高的防范水平，”科恩表示，“这是有代价的。如果你要降低风险，吸收不确定性，就必须进行投资并付出对价。”

　　就企业如何应对这些不可预见的风险，存在两种观点。

　　“一是你试图识别可能发生的风险，然而，若有人一直在编列一份潜在的风险清单，我不确定这次（COVID-19大流行）是否存在于这份清单上；另一种思路是，找出所有可能扰乱供应的不同因素。”

　　费雪建议：“就以一个可能中断你供应的假设而论，预防措施是，在库存中保留一个缓冲库存，或有多个供应源，且地理上分开；又或者，你可以两者都做。”

　　即便如此，COVID-19大流行造成的供应链瘫痪，却是“所有混乱的集大成者”（Mother of All Disruptions）。“当全球都卷入其中，你如何做到供应上的地理缓冲？”费雪说。

　　敏捷至上

　　科恩认为，积极主动至关重要。

　　“如果想为随机风险的发生做好准备，你必须在事件发生前预先进行投资和决策，”他说，“你一定要借助这些投资来购买‘保险。然而，一旦事件发生，就像这次案例一样，许多策略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实施；在这一点上，它们可能行不通。就一家主要供应来自中国的公司而言，很难找到替代供应商，也许根本就没有，也许替代的供应商也被打乱了。”

　　当然，也有例外证明卓越的供应链灵活性。

　　费雪回忆，2000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Albuquerque），飞利浦电子（Philips Electronics）半导体工厂发生的一场火灾，中断了芬兰诺基亚和瑞典爱立信的芯片供应，其制造的手机正要这些芯片。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飞利浦要数周才能让工厂复产，诺基亚制定了一项应急计划来处理危机。

　　据报道，火灾导致飞利浦的芯片供应中断的两周内，诺基亚“迅速重新设计芯片，加快项目进度以提高产量，施展公司力量，短时间内从其他供应商处压榨出更多芯片”。那年，爱立信则损失近4亿美元潜在收入，最终沦为日本索尼的一部分。

　　维拉哈凡说，目前情形，为克服产能短缺，需要更多资金进行生产计划和设备交付。以交通运输业为例，就急需这些额外的资金，因为同时面临供应和需求的制约。“我不确定，每一家眼下危机深重的公司是否有充裕资金维持数月，我确信，政府在某个时候必须发挥作用，这是肯定的。”

　　维拉哈凡说，各国政府之外，还须有其他多方角色参与解决各种产品的短缺，几乎如同“一场战争”。例如，路威酩轩集团（LVMH）——这家坐拥迪奥（Dior）、纪梵希（Givenchy）的法国香水和化妆品制造商，已决定调整生产线，生产洗手液，以应对法国此类物资的短缺。

　　COVID-19大流行对供应链的恶果，也可能强化批评全球化的力量。“绝对，这会对整个辩论产生影响。”科恩说。

　　“人们会按下全球化暂停键吗？”费雪问道，“这种情况已经发生，成因众多，包括与中国和其他地区的关税、贸易战，以及英国脱欧。贸易中断导致企业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应对全球化，基本会减少参与。”

　　复苏漫漫

　　COVID-19大流行对全球供应链的破坏将会有很长的余波。“供应链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要花时间解决，”维拉哈凡说，即使产量回到100%的水平，向消费者交付产品仍会延迟数月，情况会一直持续到2020年秋季。

　　因这些中断要等长时间才能消除，企业“拥有（充足）资本度过这段停滞期”尤为重要。

　　同时，中国似乎在反弹。“（我们）看到中国的部分生产和消费活力在恢复。”维拉哈凡指出，以苹果为例，其在中國的42家门店已全部重新开张。

　　已投资于供应链“风险缓释”的商业机构，将能比其他产业更快恢复元气。

　　“企业之所以在全球各地保持这些网点，拥有多家工厂和多个供应商，正以转移生产和采购来应对突发事件。”科恩表示，冗余建立在多元化的供应商基础上，这促使更快的回弹成为可能，“就像购买一个真正的金融期权，你要么行使它，要么不用。”

　　“全球供应链恢复的能力相当强。”科恩表示，许多企业已在裁员上做投入，以消化供应链冲击带来的风险。“我认为他们会很快反应，我会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在遏制COVID-19大流行方面，一些地区取得的进展也显示出乐观迹象。费雪指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系统科学与工程中心（the Center for System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跟踪的、关于COVID-19全球传播的数据显示，在中国湖北及其省会武汉（开始集中暴发的地区）达到高峰后，新病例数量急剧下降。

　　快速的遏制表明，维持社交距离、自我隔离和测试是多么有效。

　　那么，COVID-19大流行结束在望吗？

　　“如果每个人采取行动，确认谁感染病毒，迅速隔离他们，且采取目前正在采取的所有积极措施，那么疫情可能在一两个月后结束。”费雪说。然而，如果人们只是回归正常生活，不改变其生活方式或保持卫生，它可能会再次暴发。

　　COVID-19大流行的影响可能远不只是供应链。

　　“这几乎是我们所有人面临的一个问题，都在思考这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费雪说，“也许世界会变得不那么物质主义，或者消费者不再那么物质化。我们许多人拥有的物质财富，相比我们过上幸福生活所需的，要多出许多倍。”

　　张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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