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税——涛声依旧

  • 来源:小康
  • 关键字:避税,经济,税收
  • 发布时间:2011-11-24 17:32
  在中国,税务优惠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政府吸引外来投资的一个常用工具,这种局面,强化了关于“合理避税”的取向,且有相当多的可资考察的实例。

  在中国人的语境里,“避税”一词可能比较暧昧,中性一点有“规避”的含义,负面一点有“躲避、逃避”的指控,一般从两个侧面理解,一个叫做“合理避税”,一个叫做偷税漏税,前者被认为沾点“正规、合法”的边,后者则是违法乱纪,重者有被投入牢狱的灾变。

  然而避税的奥妙和风景,要站在全球的高度才可以窥其全貌。

  全球的愤怒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政界和一些学者的视野内,避税早已经是越来越不可以接受的概念,一直以来,避税与反避税的交锋日渐激烈,2008年爆发的金融风暴更加触发了国际发达经济体关于避税问题的尖锐反应。

  在一系列的语言和行动打击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所谓“避税天堂”,在被指为“避税天堂”的国家及地区,确实为进入天堂的资产者和资本省下了不菲的税金,所以才有“天堂”一说。

  2009年4月,在英国伦敦召开的G20峰会上发出了愤怒的吼声,喊出了“打击避税天堂”的口号。时任英国首相布朗指责,富人们没有承担其应有的“公平”的税务责任,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强调必须加大避税的“难度”,而巴西总统卢拉则干脆喊出“消灭避税行为”的口号。

  对于避税行为的厌恶和声讨,似乎有了上下一致的局面。上是西方发达经济体中类似布朗首相、美国民主党部分议员之类的高端政客,下则是西方主要经济体中的中下层白领和学生、蓝领等。而被指为避税主体的富有群体,则大多沉默不语,毕竟他们的确有财富方面的巨额入账。

  戏剧性的场面出现在伦敦G20峰会提出“打击避税天堂”两年多之后。

  首先出场的是美国顶级富豪、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首席执行官沃伦·巴菲特,巴菲特惊人的投资能力为其带来了同样惊人的财富。在今年美国国会正在争论美国债务上限的时候,巴菲特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猛烈指责美国政府,其中一发炮弹是打向美国的税收制度。

  巴菲特认为,美国的税收制度“过于娇惯”美国富人,巴菲特举例,说其属下公司里的中产阶级白领雇员们承担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较之其个人缴税的税率高出一倍。巴菲特公开说:2010年期间缴纳的联邦所得税不到700万美元,大约是他应税收入的17%。但他的后台员工要缴纳36%的所得税。这种受益者站出来不买其受益的税收制度的账,具有强烈的煽动效果。

  在由一群网络媒体人发起的所谓“占领华尔街”的民众抗议运动中,要求富人“诚实纳税”,成为主要的诉求之一,抗议之火点燃了美国一百多个城市,而且这种怒火也蔓延到了欧洲,在税收水平较重的英国,人们也开始抱怨和抗议富人的避税行为。

  但有学者站在不同的视角指出,政客乃至于巴菲特们关于打击避税的口沫横飞的指责,并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有人计算过,如果对美国400个顶级富豪课以目前最高的35%税率,将增加政府的税收120亿,如果仿效英国的最高50%的税率(基本不可能),将增加政府200亿美元的收入,相对于美国政府万亿以上的债务,对富人课以重税无异杯水车薪,有人也计算过如果在国外有巨额存款的英国富人补缴高达50%税率的税款,还不够英国政府一天的开销,关于富人缴税的激烈风暴恐怕仅有道义和道德层面的意义。

  有西方媒体指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念中“理性经济人”的思维,需要在经济活动中抛开感性的道德成分和道义理念,或者说摒弃金钱观的宗教化,从而才会有符合资本主义原则的财政政策,才会有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价值观决定了对私有财产和私有资本运转进行无前提的根本保护,用道德和道义的理念解读和调节人与金钱的关系属无稽之谈。

  避税天堂

  避税天堂虽然一再成为各国政客和民众攻击的靶子,但关于避税天堂的概念一直没有清晰的官方共识。关于避税天堂,目前一般采纳世界经合组织(OECD)不断修正的名单,有趣的是,世界经合组织被认为是“(西方)富国俱乐部”,可见富人数量最多的西方富国对避税颇为在意。

  世界经合组织(OECD)对避税天堂的定义是:零税收或税率极低;没有透明度;制定有关法律禁止与其他政府交换信息;纯粹以税收利好政策吸引投资和金融交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从金融业的角度认为,避税天堂通常会有大量的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的服务对象主要是非当地居民,交易金额巨大,交易内容不符合本地的实际经济需求。IMF指出,避税天堂通常不征税或税率很低,实施宽松的监管标准,并允许银行实行保密或匿名制度。

  被首当其冲地列在避税天堂名单中的有:瑞士、摩纳哥、安道尔、列支敦士登…曾经还包括了乌拉圭、哥斯达黎加、菲律宾以及马来西亚等等,中国的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也曾经被提及,遭到中国强烈的反对。在一系列的政治交锋和妥协之后,避税天堂的“黑名单”逐渐演变成“灰名单”,在完全或者部分消解了低(零)税率、信息透明、信息交换等核心要素之后,几乎所有的避税天堂已经被认为“灰”或者“白”起来了。

  最具代表性的是瑞士,在2009年G20发誓打击避税天堂形成的强大政治压力下,瑞士同意改变其历史悠久的银行保密法,同意向存款客户相关国提交客户资料,2009年3月,在美国的压力下,瑞士政府被迫促使世界最大的财富管理机构瑞银集团(BUS)向美国提交300个秘密账户名单,供美国政府向相关财富持有者征税。紧接着,奥地利、卢森堡、安道尔、列支敦士登等纷纷仿效,由黑名单进入灰名单甚至白名单。2011年10月,瑞士与英国签订协议,从2013年开始,为英国代扣在瑞士有银行存款的英国籍居民34%的所得税。

  避税天堂实际上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美国一部分学者和政客反对打击避税天堂,他们的理由是,税务竞争也是全球化市场竞争的一种手段,无可厚非。一般认为,在经济自由化浪潮席卷全球,上世纪70年代之后外汇管制体系崩溃而代之以新的金融全球化体系后,货币的全球自由流动及离岸金融交易的诞生和兴盛,衍生出了避税行为和避税天堂。

  避税天堂离不开一个关键词:离岸。资本离开持有人所在国的边界(口岸)到其他地方(口岸)活动、存放、增值。由此,谈得上实际意义上的避税的第一个前提应该是当事人(包括公司)具有将资本所属地和运作地进行国际化分离的能力。

  关于避税的规模,IMF估计全球的离岸资产为5万亿美元(约合30多万亿人民币),英国税收正义网组织( TJN)则认为有11.5万亿美元(约合70万亿人民币)。而全球金融诚信活动组织认为,避税天堂每年从穷国拿走一万亿多美元(约合7万亿人民币),穷国这一万亿多美元的税收,三分之二在避税天堂逃掉或者在当地免掉,剩下的被犯罪分子和贪官攫取。TJN分析了国际清算银行、波士顿咨询集团和麦肯锡咨询公司的数据,得出全球离岸存款至少达到9万亿美元(约合60万亿人民币)规模,而美国境内所有银行持有的存款总数不过7万亿美元。

  避税规模,富敌全球。

  个体的避税妙计

  个人避税的第一要素是令财富离开个人的国籍所在地,换言之即财富与个人在不同的税务系统分割存在。

  德国历来被视为重税国家,上世纪90年代,德国有两个富有的职业人士,一位是当时横扫世界顶级赛事的德国网球“金童”贝克尔,一位是世界顶级时装模特“玉女”克劳迪娅·希弗,以克劳迪娅希·弗为例,其薪酬高达每日2万马克,他(她)们的高收入在德国肯定要缴纳巨额税款。

  两位德国富人的避税招数很简单也很奏效,都选择在国外“定居”,定居地无一例外是避税天堂。克劳迪娅·希弗就成为欧洲小国摩纳哥的“居民”,当时的媒体舆论认为,其在摩纳哥居住的主要因素就是避税。这种做法当时已经令德国舆论质疑不已,政府也曾经试图通过法律行动让这些高收入富豪回国纳税,但效果不彰。

  但20年过去,这种状况并未因打击避税天堂的浪潮而消失,还有花样百出的新招数出现。

  以英国超级足球联赛(英超)球员和教练员为例,他们在英国执教和踢球,收入水平很高,但他们实际上并不住在英国,而是在欧洲满天飞。一般人工作完毕是开车、坐车回家,英超的众多球员却是在比赛后乘飞机飞越国境回家。如此舟车劳顿不为别的,只为避税。

  按照英国的税收法例,如果被证实为“非定居人口”,可以不按照英国的税率在英国纳税(英国的所得税率最高可达50%),结果英超球员中几乎所有的明星大腕都出现在英国税务部门的“非定居人口”名单之中,包括大名鼎鼎的英超教练埃里克森。英国税务部门证实,超过300名英超球员、教练存在避税问题。媒体认为,英超之所以吸引足球大腕,缘于有一个强大的专业人士群体在帮助英超的球员和教练避税。

  对于高净值资产个人,还可以选择在避税天堂开办金融个人客户业务,这类金融个人客户业务可以信托公司、投资公司、基金会等形式存在,由专门接受离岸交易业务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提供服务,达到避税目的。比如瑞士首都苏黎世,有140家以上的私人银行,而苏黎世仅有18万人口,这些私人银行的服务对象绝大多数是瑞士以外来的离岸资金。

  公司避税高招

  公司避税的第一要务,也是利用不同的税务体系之间的差异。

  统计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印度最大的投资来源是小国毛里求斯,中国最大的投资来源是所谓“海峡群岛”的小岛国英属维尔京群岛、英属开曼群岛等,这就是中国籍的投资者在全球化时代学会的避税第一招--离岸注册。

  大家也许还记得曾经沸沸扬扬的中国著名饮料公司娃哈哈与法国食品工业巨头达能的娃哈哈品牌争夺战,娃哈哈利用法国达能的投资得以度过发展瓶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达能眼热而发起强行收购,结果娃哈哈老板宗庆后高举“保卫民族品牌”大旗,在舆论上抢得先机,在全国民众的一片支持声和政府的借势调解下,娃哈哈保卫战成功。在一片声援中,有声音指出,娃哈哈其实是在维尔京群岛注册的“外资企业”,且达能也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法院提起诉讼,结果被维尔京法院驳回。

  推而广之,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成为中国最大的“投资来源”背后,是国内资本避税的追求。到避税天堂岛国注册,生产、销售、利润均在中国完成,缴纳的税金可以低一些。

  全球化趋势下造就的跨国公司成为避税的最大受益群体,换言之,如果想避税最好把企业“走向世界”,成为跨国生意。在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百慕大群岛等公认的避税天堂,各色各样的跨国公司总部林立。有人调侃,当地的居民根本不具备“消费”这些公司产品的能力。大型跨国机构往往是多元化架构,既是商业实体也是财务实体,可以为自身打造复杂的金融业务,这方面跨国银行尤其具有优势。

  从原理上分析,金融创新、产业全球化分工,模糊了企业的生产实体和资本之间的关联,令跨国企业可以在不同的税务体系之间游刃有余地尽可能减少税务支出。比如对避税天堂大为光火的美国和英国,面对对冲基金的避税行为却颇为宽松,承认对冲基金所有人属于“居住者”,又认定其利润来源在海外(开曼群岛等),避开公司税和所得税。

  避税--涛声依旧

  如果认为在西方主要经济体对避税行为喊打喊杀之后,避税天堂乃至于避税行为已经销声匿迹,这就错了。在避税的舞台上,老调子固然已经唱完,新调子却层出不穷。

  摩纳哥依然秀色如故,摩纳哥的房价依然世界最高,一个海景公寓叫价17800万欧元(约合1.8亿人民币),目前摩纳哥的3万余居民基本都是富豪,摩纳哥另外的3万多人则是每天从法国、意大利坐车过来为富豪们服务的打工仔,摩纳哥依然是富裕群体躲开高税率的天堂。

  避税天堂小岛国们依然活跃,避税天堂之一的泽西岛金融业正在策划大批在泽西岛注册的中国企业到香港上市圈钱,其中许多公司已经通过泽西岛在伦敦交易所的“非正常市场”(AMI)上市,而再次寻求到香港主板市场公开IPO,可以有更“合法”的感觉。

  更有意思的是欧洲腹地的爱尔兰也加入了与海峡群岛们竞争的行列,爱尔兰把公司税税率定为12.5%(中国的公司营业税税率是33%),一时间引起西方发达国家哗然,世界互联网巨头谷歌(Google)公司把总部设在爱尔兰,谷歌每日的现金流有几十亿美元,税率每低一个百分点,对谷歌的老板而言都是一大笔现金收入。在西方发达经济体发出打击避税天堂的声音之后,一些跨国巨头开始撤离百慕大群岛,迁往爱尔兰,原因是爱尔兰更容易被西方发达国家接受,而百慕大的避税天堂已经名声在外。

  有媒体指出,打击避税天堂声音最大的英国和美国,有双重标准的嫌疑,英属维尔京群岛、泽西群岛受到的相关管制暧昧且轻描淡写,活跃依旧。美国的迈阿密和西海岸金融业,南美和台湾富豪们数十亿的未纳税财富安然无恙。

  只要经济全球化依然不变,只要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税务竞争依然存在,只要金融衍生品交易依然活跃,避税行为就有存在的空间,富人和跨国大公司避税甚至可以获得政治优势,影响税务政策的取向。

  有人认为,复杂的税制也是避税行为兴盛的诱因之一,而英国的税制被指为相当复杂,税制的繁琐似乎更容易被富人和大公司及其背后的避税策划群体利用,策划出巧妙的避税手段。

  综观全球范围的避税与反避税,如果试图在个人、企业所属的税制实体(国家、地区)内避税,恐更接近于偷漏税行为,比如作假账、隐匿收入等,通常意义的“合理避税”应该从财富、资本的跨国、跨境入手。

  避税未有穷期,反避税则仍需努力。

  文/老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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