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白先勇：青春走得太快，只能存在于艺术之中
- 来源:小康
- 关键字:白先勇,昆曲
- 发布时间:2011-12-14 16:37
《小康》：这次来北京，您有什么特别的感想吗？
白先勇：1987年，我成年后第一次回北京，城市的样子还在，只是老了四十年。而现在，整个中国都存在于一个大冲突之中，急剧变动的社会好像浴火重生的凤凰。如今的年轻人在衣着举止或想法上几乎完全美国化，或者说国际化。传统的中国文化似乎已经和中国人的生活逐渐脱节。然而，无论《红楼梦》、四书五经，还是唐诗宋词其实一直都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面流淌。在这个时代，个人有必要在心中保有古典的成分。可以说，中国人正处在寻求文化认同的过程之中。
《小康》：在您看如何寻找文化认同？
白先勇：最重要的是教育。你看现在我们的小学、中学、大学，都不教我们自己的音乐、自己的戏剧、自己的艺术。我们的毛笔不用了，笙箫管笛没人吹了，都去弹钢琴了。我们的教育从五四以来有很大的问题，我们不画山水画，画石膏像。戏剧系首先要念莎士比亚，不念我们自己的经典。我们为什么不去思考对于文化传统课程的偏废，对于我们整个民族文化意识的养成将造成多大的后遗症。现在当务之急应该是重新来评估我们的中华文明。
我在美国教书的加州大学，有一门课《西方文明史》，每一个人都要念，从希腊罗马一直下来，一直到现代，所以所有大学生对他们的西方文明有基本的认识，我觉得我们很需要这么一课《中华文明史》。所有大学生，不管是学经济的、学电脑的、学医学的都要念，因为这才是我们基本的认知。
书法是好玩透了的一种艺术。英国的哲学家罗素说，假如有毛笔，中国的文明就不会消失。因为我们的文化是线条文化。抽象的线条有那么美的意境。我们自己丢了最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要快点补起来。不是说要去抗拒西方文明，我们要去吸取，但不是去表面摹仿。你去法国卢浮宫，你去看看他们的大传统，你学得来吗？你学不来的。为什么要次要的，不要我们自己最好的艺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拼命推广昆曲的原因。
《小康》：法国《解放报》曾经向各国作家提出“你为何写作”这个问题，后来把回答结集出版。您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白先勇：我之所以创作，是希望把人类心灵中的痛楚变成文字。一个作家，一辈子写了许多书，其实也只在重复自己的两三句话，如果能以各种角度、不同的技巧，把这两三句话说好，那就没有白写。
《小康》：您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处于“边缘人”的位置。
白先勇：我就是觉得边缘人最有意思。我最不会写典型中产阶级夫妇的生活，可能我不擅于描写“大多数”。我想我自小就是一个能够充分保持自我的人，就是说，我不会因外界而改变自己，也不会有任何外来的压力强大到足以改变我自己。
《小康》：您的作品里多次描写“父亲”，但您之前很少提到自己的父亲白崇禧，您小时候与父亲的关系如何？
白先勇：我的父亲对我有多重意义，因为他的身份很复杂。一方面，他高高在上，经历了北伐和抗日等大事件，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英雄人物。但他在我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是抽象的。作为一个父亲，他有非常人性的一面。他在我眼中往往好像是一而二的两个人，甚至几个人。对于这几个“白崇禧”，我的反应也不同。
《小康》：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哪一面？
白先勇：对我都有影响。我父亲慈爱、厚道，同时又是一个律己甚严、要求甚高的人。他对自己很苛刻，因此对我们的教育也很严格。他很聪明，成就很大，因此对人的要求也很高，达不到他要求的人就惨了！
《小康》：他对你很严厉吗？
白先勇：他也不是特别疼我。其实他最爱的儿子不是我，妈妈最爱的也不是我，可是他们两个都很爱我。你知道，有时候孩子们受到父亲的宠爱，却不一定也得到母爱。我却得到两方面的爱，而且他们都很尊重我，这是难得的。有些人看了《玉卿嫂》，以为我小时候跟父母相处得不太融洽，很怕父亲，或者父亲对我不好，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正好相反，从小到大，我几乎没有被父母重责过，更不要说体罚了，也许是因为我小时有病，他们对我多体恤一点吧，我也很努力做一个好孩子。
《小康》：您父亲对他的手下呢？
白先勇：他对下人倒很宽容。他自己出身于乡下的穷苦人家，吃过许多苦，因此很体恤下人，而且从小便教导我们，绝对不许对下人有任何不公平的待遇。尽管父亲当时的地位很高，但他总是严格地管束我们，不让我们有自高于人的感觉。抗战时，我们家在广西，当时国事艰难，整个广西一片穷困，虽然我们并不致穿不起皮鞋，但父亲规定我们要跟别人一样穿布鞋，也不准我们乘坐军队给他用的汽车，因为当时真是“一滴汽油一滴血”。移居台湾之后还是老样子，我们都是坐脚踏车上学的，除非是下滂沱大雨。我们习以为常，以致下大雨坐汽车的时候，也不好意思停在校门口，宁愿在老远下车，走路到学校。
《小康》：您的性格受父亲的影响比较大，还是母亲？
白先勇：她跟我父亲不大一样。她很漂亮，很美丽，而且是一个很热情、拥抱人生的女人。她有了我们十个儿女，还老觉得不够。她既是一个很母亲型的女人，同时却又胸怀广阔，刚毅勇敢。几次在重要的人生关头，她都能当机立断，不输于男人。父亲是个求全的人，不能容忍别人的缺点，母亲却宽容豁达。不过，她是小事宽容，对大事可也不马虎。
虽然他们早已去世，但每当我在情感上或事业上碰到大挫折的时候，我总觉得父母在给我很大、无形的支持。我觉得在构成我的个性的成分中，父母所占的比重都很大。可以这样说吧，我父亲极理智、极冷静，我母亲却是一个非常富于感情的人，虽然也有她理性的一面。这两种成分在我的性格里造成很大的冲突。我跟母亲一样，是个很容易用感情的人，但同时也可以很理智、很冷静地去控制自己。有些人完全感性，那也很好，另外有些人则是完全理性的。我呢，却是两者参半，经常斗争。
《小康》：您这一生经历过许多事情。现在回头看，您怎么看人性？
白先勇：我觉得人性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神秘的东西，古往今来，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真的百分之百了解人性。人性中有许多可能性，男女之间的关系也一样，一百对男女有一百段不同的爱情故事。尽管在法律上可以规定一夫一妻、结婚年龄等等，人的感情却不可能因此而理性化、制度化。
我个人的宗教感情相当复杂。家里信回教，我在香港念的却是一家天主教中学，要跟着洋和尚念圣经。那时，我差点信了天主教，其后虽然没有入教，但天主教给我很大的启发。到了后来，我发现自己基本的宗教感情是佛教的。
《小康》：你笔下的人物也大都是信佛的。
白先勇：对，基本上是中国的佛道。佛道的精神和对人生的态度对我的影响愈来愈深。我之所以那么喜欢《红楼梦》，与书中的佛、道哲理很有关系。不光是《红楼梦》，汤显祖的戏曲，例如《游园惊梦》，也充满了佛道的感情和思想，在传统中国文化里头，佛道与儒家是一而二、二而一，一体的两面都对我影响很大。
《小康》：你对时间的敏感是怎样来的？
白先勇：我老觉得美的东西不长存，一下子就会消失，人也如是，物与风景也如是。那当然并不是我个人独有的感觉，所有的艺术家、文学家都不例外。中国文学的历史感特别重，诗词歌赋里头充满对古往今来、朝露人生的咏叹。整部《台北人》讲的都是时间--过去与现在。其实，我从开始写作起以至现在，也许只不过是讲了那么一点时间。
文｜《小康》记者 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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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1987年，我成年后第一次回北京，城市的样子还在，只是老了四十年。而现在，整个中国都存在于一个大冲突之中，急剧变动的社会好像浴火重生的凤凰。如今的年轻人在衣着举止或想法上几乎完全美国化，或者说国际化。传统的中国文化似乎已经和中国人的生活逐渐脱节。然而，无论《红楼梦》、四书五经，还是唐诗宋词其实一直都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面流淌。在这个时代，个人有必要在心中保有古典的成分。可以说，中国人正处在寻求文化认同的过程之中。
《小康》：在您看如何寻找文化认同？
白先勇：最重要的是教育。你看现在我们的小学、中学、大学，都不教我们自己的音乐、自己的戏剧、自己的艺术。我们的毛笔不用了，笙箫管笛没人吹了，都去弹钢琴了。我们的教育从五四以来有很大的问题，我们不画山水画，画石膏像。戏剧系首先要念莎士比亚，不念我们自己的经典。我们为什么不去思考对于文化传统课程的偏废，对于我们整个民族文化意识的养成将造成多大的后遗症。现在当务之急应该是重新来评估我们的中华文明。
我在美国教书的加州大学，有一门课《西方文明史》，每一个人都要念，从希腊罗马一直下来，一直到现代，所以所有大学生对他们的西方文明有基本的认识，我觉得我们很需要这么一课《中华文明史》。所有大学生，不管是学经济的、学电脑的、学医学的都要念，因为这才是我们基本的认知。
书法是好玩透了的一种艺术。英国的哲学家罗素说，假如有毛笔，中国的文明就不会消失。因为我们的文化是线条文化。抽象的线条有那么美的意境。我们自己丢了最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要快点补起来。不是说要去抗拒西方文明，我们要去吸取，但不是去表面摹仿。你去法国卢浮宫，你去看看他们的大传统，你学得来吗？你学不来的。为什么要次要的，不要我们自己最好的艺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拼命推广昆曲的原因。
《小康》：法国《解放报》曾经向各国作家提出“你为何写作”这个问题，后来把回答结集出版。您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白先勇：我之所以创作，是希望把人类心灵中的痛楚变成文字。一个作家，一辈子写了许多书，其实也只在重复自己的两三句话，如果能以各种角度、不同的技巧，把这两三句话说好，那就没有白写。
《小康》：您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处于“边缘人”的位置。
白先勇：我就是觉得边缘人最有意思。我最不会写典型中产阶级夫妇的生活，可能我不擅于描写“大多数”。我想我自小就是一个能够充分保持自我的人，就是说，我不会因外界而改变自己，也不会有任何外来的压力强大到足以改变我自己。
《小康》：您的作品里多次描写“父亲”，但您之前很少提到自己的父亲白崇禧，您小时候与父亲的关系如何？
白先勇：我的父亲对我有多重意义，因为他的身份很复杂。一方面，他高高在上，经历了北伐和抗日等大事件，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英雄人物。但他在我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是抽象的。作为一个父亲，他有非常人性的一面。他在我眼中往往好像是一而二的两个人，甚至几个人。对于这几个“白崇禧”，我的反应也不同。
《小康》：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哪一面？
白先勇：对我都有影响。我父亲慈爱、厚道，同时又是一个律己甚严、要求甚高的人。他对自己很苛刻，因此对我们的教育也很严格。他很聪明，成就很大，因此对人的要求也很高，达不到他要求的人就惨了！
《小康》：他对你很严厉吗？
白先勇：他也不是特别疼我。其实他最爱的儿子不是我，妈妈最爱的也不是我，可是他们两个都很爱我。你知道，有时候孩子们受到父亲的宠爱，却不一定也得到母爱。我却得到两方面的爱，而且他们都很尊重我，这是难得的。有些人看了《玉卿嫂》，以为我小时候跟父母相处得不太融洽，很怕父亲，或者父亲对我不好，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正好相反，从小到大，我几乎没有被父母重责过，更不要说体罚了，也许是因为我小时有病，他们对我多体恤一点吧，我也很努力做一个好孩子。
《小康》：您父亲对他的手下呢？
白先勇：他对下人倒很宽容。他自己出身于乡下的穷苦人家，吃过许多苦，因此很体恤下人，而且从小便教导我们，绝对不许对下人有任何不公平的待遇。尽管父亲当时的地位很高，但他总是严格地管束我们，不让我们有自高于人的感觉。抗战时，我们家在广西，当时国事艰难，整个广西一片穷困，虽然我们并不致穿不起皮鞋，但父亲规定我们要跟别人一样穿布鞋，也不准我们乘坐军队给他用的汽车，因为当时真是“一滴汽油一滴血”。移居台湾之后还是老样子，我们都是坐脚踏车上学的，除非是下滂沱大雨。我们习以为常，以致下大雨坐汽车的时候，也不好意思停在校门口，宁愿在老远下车，走路到学校。
《小康》：您的性格受父亲的影响比较大，还是母亲？
白先勇：她跟我父亲不大一样。她很漂亮，很美丽，而且是一个很热情、拥抱人生的女人。她有了我们十个儿女，还老觉得不够。她既是一个很母亲型的女人，同时却又胸怀广阔，刚毅勇敢。几次在重要的人生关头，她都能当机立断，不输于男人。父亲是个求全的人，不能容忍别人的缺点，母亲却宽容豁达。不过，她是小事宽容，对大事可也不马虎。
虽然他们早已去世，但每当我在情感上或事业上碰到大挫折的时候，我总觉得父母在给我很大、无形的支持。我觉得在构成我的个性的成分中，父母所占的比重都很大。可以这样说吧，我父亲极理智、极冷静，我母亲却是一个非常富于感情的人，虽然也有她理性的一面。这两种成分在我的性格里造成很大的冲突。我跟母亲一样，是个很容易用感情的人，但同时也可以很理智、很冷静地去控制自己。有些人完全感性，那也很好，另外有些人则是完全理性的。我呢，却是两者参半，经常斗争。
《小康》：您这一生经历过许多事情。现在回头看，您怎么看人性？
白先勇：我觉得人性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神秘的东西，古往今来，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真的百分之百了解人性。人性中有许多可能性，男女之间的关系也一样，一百对男女有一百段不同的爱情故事。尽管在法律上可以规定一夫一妻、结婚年龄等等，人的感情却不可能因此而理性化、制度化。
我个人的宗教感情相当复杂。家里信回教，我在香港念的却是一家天主教中学，要跟着洋和尚念圣经。那时，我差点信了天主教，其后虽然没有入教，但天主教给我很大的启发。到了后来，我发现自己基本的宗教感情是佛教的。
《小康》：你笔下的人物也大都是信佛的。
白先勇：对，基本上是中国的佛道。佛道的精神和对人生的态度对我的影响愈来愈深。我之所以那么喜欢《红楼梦》，与书中的佛、道哲理很有关系。不光是《红楼梦》，汤显祖的戏曲，例如《游园惊梦》，也充满了佛道的感情和思想，在传统中国文化里头，佛道与儒家是一而二、二而一，一体的两面都对我影响很大。
《小康》：你对时间的敏感是怎样来的？
白先勇：我老觉得美的东西不长存，一下子就会消失，人也如是，物与风景也如是。那当然并不是我个人独有的感觉，所有的艺术家、文学家都不例外。中国文学的历史感特别重，诗词歌赋里头充满对古往今来、朝露人生的咏叹。整部《台北人》讲的都是时间--过去与现在。其实，我从开始写作起以至现在，也许只不过是讲了那么一点时间。
文｜《小康》记者 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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