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和重组：2011国际社会的位移
- 来源:小康
- 关键字:债务危机,重组,解构
- 发布时间:2011-12-14 16:47
回顾即将过去的2011年，眼花缭乱的事件性新闻不断冲击着世人的神经。“阿拉伯之春”在突尼斯的兴起及在北非、中东的滥觞，深刻地改变了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而新干涉主义在其中的上下其手，不仅令国际社会的通行准则松动，更令伊拉克和阿富汗已经和正在拟议的撤军给这个世界带来的些许宁静气氛荡然无存。人们还来不及消化5月初本·拉登被击毙给全球10年反恐带来的变化，又被新的终极审判所困扰：囚笼里的穆巴拉克和被陈尸展览的卡扎菲，即使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和正义的降临，但是，无人能够保证，这同时意味着美好时代的到来。
国际政治情势的激荡和沧海桑田，同样在经济领域呈现。希腊3000亿欧元债务和意大利1.9万亿欧元债务，如同冰山中露出峥嵘的一角，将欧洲债务危机的深度和广度暴露无遗。人们紧张地询问，下一个是谁。帕潘德里欧与贝鲁斯科尼，这两位目前欧洲政坛最资深政客政治生涯的戛然而止，尽管在政治上交代了日趋不满的民众和欧洲金融稳定机制，但是，危险并未消解。欧盟和欧元区，面临诞生以来最大的生存挑战。这种挑战，从本质上说，也是针对全球蓬勃发展的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进程的。欧元的式微，并没有让美元自动获得更稳固的霸权。相反，在2012年大选的考量中，美国两党的政治攻讦不仅人为制造了美国版的债务危机，而且变相促成了民间主导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这场一度蔓延各大洲的运动，用一种文化表达的方式，共同表达了人们对这个时代的不安。
当全球最重要的市场美欧各自陷入麻烦的时候，另一个全球经济的重要市场和生产基地日本，则被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地震与核辐射危机袭击。制造业出现萎缩、产能开始向外转移，以及农业和旅游的困局，尽管没有造成社会的动荡，但是，人们不能不思考，这场大危机，对于全球经济和东北亚地缘政治意味着什么，日本是否将因此站到一个新的历史岔路口。
解构和重组，是2011年国际社会的关键词；寰球同此凉热，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中国不可能在量级如此之大、变动如此剧烈的运行中置身事外。事实上，许多变化与中国息息相关。透过事件本身，解读变化趋势，不仅对于2011年，也对于今后国家和民生利益的维护和拓展至关重要。
国际政治：中轴线开始位移
2001年以来，反恐不仅是国际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实际上也是各主要国家保持战略合作关系的重要纽带。因为反恐，过去10年来，虽然存在合作中的争议，但是，都未影响到大国战略合作的基本框架。但是，这种情况在2011年发生了重要变化。本·拉登以及此后其他一些恐怖组织领导人的被击毙，阶段性地为反恐作了一个总结。与此同时，这场“不对称战争”的胜利，被另一场“不对称战争”的发起所代替。以“阿拉伯之春”为标志，民众的愤怒与一些大国支持相结合的“反独裁”者的战争和冲突，此起彼伏。
这种新形势，既使得反恐在国际政治中的权重有所下降，同时也开始造成了大国之间的立场分歧。西方联军得到联合国安理会初始授权，对利比亚卡扎菲部队使用武力，并最终推翻这位沙漠强人的结局，并不与联合国最初保护人道主义的初衷完全相符。各种势力在利比亚的兴起，也令利比亚的未来发展继续充满了不确定性。即使是以较和平方式实现政权交替的埃及，民众在最初胜利欢呼过后，却又发现需要面对原教旨主义和军方强力统治的新局面。这种局面，令埃及形势至今难以平静。新干预主义的后遗症，令国际社会对于形势同样紧张的也门、叙利亚等国，既缺乏成熟的应对方案，也缺乏干预的法理性。这使得中东、北非的社会激荡，陷入了不可知的状态。
地区形势的混乱，让伊朗核问题重新成为焦点并被军事打击的流言缠绕。没有人知道，以色列或美国是否会绕开应有程序，在特定时期发起突然攻击，令此前以六国框架为核心的解决伊核问题机制失效。
这种情况，是国际社会反恐中轴线已经位移的明确反映。当反恐不再是头号议题的时候，对于异类国家的主权进行扰乱、威胁和干涉，正在成为新的风气。在南海，类似迹象也有显现。
对于中国来说，如何强调国际原则的重要性，尽力在维护地区和平中起到更大作用，不仅事关本国核心利益，也事关能否维护一个较为平静的外部发展环境，以及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将成为最重大的外交课题。
国际经济：欧洲重病考验多极化
2011年，欧洲取代美国，成为金融危机后期最不稳定的经济因素。欧元区90%的国家，包括法国，都存在较为严重的债务问题和较明显的衰退迹象，不在欧元区的英国，事实上已经有衰退表现。从欧元到英镑，都有人在讨论什么时候可能失去信用退出市场。
这种危机，表面上是钱的危机，但实质上，是欧洲社会治理模式的危机。较高福利和较轻工作强度，在二战以来，让欧洲成为这个世界的模范板块。同时，全球进展最快、发展最成熟、机制最完整的区域合作模式，既降低了欧盟和欧元区国家内部的商品、服务和人力成本，也令区内各国可以依靠互助机制度过可能存在的危险。
然而，肇始于希腊的债务危机，击碎了表面的稳定和繁华。人们突然发现，与“一荣俱荣”的美好愿景相比，“一损俱损”是更现实的威胁。在欧元的捆绑下，不管是经济规模多小的国家，都已经变为美国“两房”和AIG公司式的经济体，大到不能倒。无论谁倒下，对于欧元和区域联盟都意味着灾难。这相当于：闯了祸而不必受到真正的处罚。这种模式，暴露出了欧洲一体化的机制缺陷，也令欧洲复苏变得遥遥无期：重振经济，既需要激进的货币政策，也需要严格纪律考核的财政政策。但是，欧元区负债国家的财政政策是独立的，这也就意味着，哪怕是出于讨好选民的需要，政府都不愿意过度紧缩财政还债。公众也不允许业已习惯享受的高福利模式垮掉。
2012年，欧洲债务国家将进入还债高峰期，这意味着出现更大的动荡是大概率事件。欧洲既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也是世界多极化中重要的一极。面对欧洲的不确定性，中国如何维护正常的外贸繁荣，同时继续促进世界格局的多极化，是另一个重大课题。
中国：对外开放，对内改革
世界正在位移，中国如何应对？事实上，中国周边环境同样存在新的挑战。美国高调重返东亚之后，中国周边形势已在发生明显变化。应对这种形势，中国需要在加强多边合作机制上更进一步。其中，既包括提升或重启上合组织、G20、金砖国家、东亚峰会、六方会谈等平台的合作水平，也包括积极推进在IMF等国际金融体系内的话语权改革，加快以本币互换为主要内容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尽量争取主动地位。
更重要的是，在强化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加快对内改革的步伐。一个经济增长较少依赖外部环境变化，政治上珍视民生利益的中国，既是国家利益得以维护的可靠保障，也是建设更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必然要求。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
文|徐立凡
……
国际政治情势的激荡和沧海桑田，同样在经济领域呈现。希腊3000亿欧元债务和意大利1.9万亿欧元债务，如同冰山中露出峥嵘的一角，将欧洲债务危机的深度和广度暴露无遗。人们紧张地询问，下一个是谁。帕潘德里欧与贝鲁斯科尼，这两位目前欧洲政坛最资深政客政治生涯的戛然而止，尽管在政治上交代了日趋不满的民众和欧洲金融稳定机制，但是，危险并未消解。欧盟和欧元区，面临诞生以来最大的生存挑战。这种挑战，从本质上说，也是针对全球蓬勃发展的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进程的。欧元的式微，并没有让美元自动获得更稳固的霸权。相反，在2012年大选的考量中，美国两党的政治攻讦不仅人为制造了美国版的债务危机，而且变相促成了民间主导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这场一度蔓延各大洲的运动，用一种文化表达的方式，共同表达了人们对这个时代的不安。
当全球最重要的市场美欧各自陷入麻烦的时候，另一个全球经济的重要市场和生产基地日本，则被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地震与核辐射危机袭击。制造业出现萎缩、产能开始向外转移，以及农业和旅游的困局，尽管没有造成社会的动荡，但是，人们不能不思考，这场大危机，对于全球经济和东北亚地缘政治意味着什么，日本是否将因此站到一个新的历史岔路口。
解构和重组，是2011年国际社会的关键词；寰球同此凉热，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中国不可能在量级如此之大、变动如此剧烈的运行中置身事外。事实上，许多变化与中国息息相关。透过事件本身，解读变化趋势，不仅对于2011年，也对于今后国家和民生利益的维护和拓展至关重要。
国际政治：中轴线开始位移
2001年以来，反恐不仅是国际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实际上也是各主要国家保持战略合作关系的重要纽带。因为反恐，过去10年来，虽然存在合作中的争议，但是，都未影响到大国战略合作的基本框架。但是，这种情况在2011年发生了重要变化。本·拉登以及此后其他一些恐怖组织领导人的被击毙，阶段性地为反恐作了一个总结。与此同时，这场“不对称战争”的胜利，被另一场“不对称战争”的发起所代替。以“阿拉伯之春”为标志，民众的愤怒与一些大国支持相结合的“反独裁”者的战争和冲突，此起彼伏。
这种新形势，既使得反恐在国际政治中的权重有所下降，同时也开始造成了大国之间的立场分歧。西方联军得到联合国安理会初始授权，对利比亚卡扎菲部队使用武力，并最终推翻这位沙漠强人的结局，并不与联合国最初保护人道主义的初衷完全相符。各种势力在利比亚的兴起，也令利比亚的未来发展继续充满了不确定性。即使是以较和平方式实现政权交替的埃及，民众在最初胜利欢呼过后，却又发现需要面对原教旨主义和军方强力统治的新局面。这种局面，令埃及形势至今难以平静。新干预主义的后遗症，令国际社会对于形势同样紧张的也门、叙利亚等国，既缺乏成熟的应对方案，也缺乏干预的法理性。这使得中东、北非的社会激荡，陷入了不可知的状态。
地区形势的混乱，让伊朗核问题重新成为焦点并被军事打击的流言缠绕。没有人知道，以色列或美国是否会绕开应有程序，在特定时期发起突然攻击，令此前以六国框架为核心的解决伊核问题机制失效。
这种情况，是国际社会反恐中轴线已经位移的明确反映。当反恐不再是头号议题的时候，对于异类国家的主权进行扰乱、威胁和干涉，正在成为新的风气。在南海，类似迹象也有显现。
对于中国来说，如何强调国际原则的重要性，尽力在维护地区和平中起到更大作用，不仅事关本国核心利益，也事关能否维护一个较为平静的外部发展环境，以及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将成为最重大的外交课题。
国际经济：欧洲重病考验多极化
2011年，欧洲取代美国，成为金融危机后期最不稳定的经济因素。欧元区90%的国家，包括法国，都存在较为严重的债务问题和较明显的衰退迹象，不在欧元区的英国，事实上已经有衰退表现。从欧元到英镑，都有人在讨论什么时候可能失去信用退出市场。
这种危机，表面上是钱的危机，但实质上，是欧洲社会治理模式的危机。较高福利和较轻工作强度，在二战以来，让欧洲成为这个世界的模范板块。同时，全球进展最快、发展最成熟、机制最完整的区域合作模式，既降低了欧盟和欧元区国家内部的商品、服务和人力成本，也令区内各国可以依靠互助机制度过可能存在的危险。
然而，肇始于希腊的债务危机，击碎了表面的稳定和繁华。人们突然发现，与“一荣俱荣”的美好愿景相比，“一损俱损”是更现实的威胁。在欧元的捆绑下，不管是经济规模多小的国家，都已经变为美国“两房”和AIG公司式的经济体，大到不能倒。无论谁倒下，对于欧元和区域联盟都意味着灾难。这相当于：闯了祸而不必受到真正的处罚。这种模式，暴露出了欧洲一体化的机制缺陷，也令欧洲复苏变得遥遥无期：重振经济，既需要激进的货币政策，也需要严格纪律考核的财政政策。但是，欧元区负债国家的财政政策是独立的，这也就意味着，哪怕是出于讨好选民的需要，政府都不愿意过度紧缩财政还债。公众也不允许业已习惯享受的高福利模式垮掉。
2012年，欧洲债务国家将进入还债高峰期，这意味着出现更大的动荡是大概率事件。欧洲既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也是世界多极化中重要的一极。面对欧洲的不确定性，中国如何维护正常的外贸繁荣，同时继续促进世界格局的多极化，是另一个重大课题。
中国：对外开放，对内改革
世界正在位移，中国如何应对？事实上，中国周边环境同样存在新的挑战。美国高调重返东亚之后，中国周边形势已在发生明显变化。应对这种形势，中国需要在加强多边合作机制上更进一步。其中，既包括提升或重启上合组织、G20、金砖国家、东亚峰会、六方会谈等平台的合作水平，也包括积极推进在IMF等国际金融体系内的话语权改革，加快以本币互换为主要内容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尽量争取主动地位。
更重要的是，在强化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加快对内改革的步伐。一个经济增长较少依赖外部环境变化，政治上珍视民生利益的中国，既是国家利益得以维护的可靠保障，也是建设更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必然要求。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
文|徐立凡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