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乐：入世十年外资并购内情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中国市场,百事可乐,康师傅,入世
- 发布时间:2011-12-23 14:06
近日，进入中国市场30年的百事可乐，将在内地的24家装瓶厂打包委以康师傅，达能酸奶在上海的工厂则停产进行业务调整，雀巢被传有意关闭国内冰淇淋制造厂。
中国正处于入世十周年的节点上，食品巨头在华谋求转型的现象，使各方对外资在中国市场的状况更加关注。十年间，作为外资进入中国极为重要的一种形式，外资并购经历了怎样的历程，又面临怎样的问题？对此，本刊专访了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
5年前，王志乐曾公开说，“现在没有一个行业真正被外资企业垄断，中国处于一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这一判断一度使一些担心外资并购影响中国经济安全的人士愕然。
“现在再看这个结论，我还是自豪的。虽然当时有很多压力。”王志乐说，入世十年的磨合使中国不断在实践中修正外资进入中国的政策，越来越依照WTO规则行事，“跨国公司是我们经济发展中的积极性因素。”
入世之后外资并购历程
《瞭望东方周刊》：入世之前，外资进入中国有怎样的过程？
王志乐：外资进入中国主要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79年至1991年，这个阶段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法律制度、投资环境都不太完善，虽然我们出台了《外资企业法》、《合资企业法》和《合作企业法》，但外商对中国还不了解，担心很多。这时进入中国内地的资本并不多，平均每年20亿～30亿美元，并且以香港资本为多，跨国公司很少。
1992年是一个标志点，邓小平南方谈话强调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大的国际背景是苏联解体后，全球市场兴起。之后，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主要是制造业领域。这时的并购和独资都不多，最多的是合资。当年外资进入中国达到一个高峰，有四五百亿美元之多，这样的势头一直持续到2001年入世之前。这十年有很大的发展，主要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当时只有试点，没有真正地开放，比如零售业的家乐福和沃尔玛当时就是试点，而金融、保险业等都不多。
《瞭望东方周刊》：入世之后有了怎样的转变？
王志乐：入世又带来外资进入中国的一个新高峰，现在差不多每年1000亿美元，结构上也变了，服务业越来越多。从引进方式上来说，从前是合资企业多，现在是独资企业多起来。另外就是开始了并购。
并购和它相对的是新建投资，用一块地建一个厂房、引进一套设备，对企业来讲这种方式耗时较长。因此，并购就成了企业扩展可以考虑的方式。
也就是说，入世带来外资进入方式的两个改变：即以合资为主变成以独资为主；除了新建外，并购也成为一种方式，入股是一种中间形式，某种意义上也是收购的一种。
《瞭望东方周刊》：入世十年，外资并购的状况怎样？
王志乐：外资并购的规模还不大，去年中国全年吸收外资约1050亿美元，其中并购方式的外商投资占比为3%。同年，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为1.12万亿美元，其中超过70%是以并购方式实现投资。
《瞭望东方周刊》：规模不大的原因是什么？
王志乐：主要是中国国内长时间对于外资并购不太积极。比如，媒体前几年的质疑报道较多，例如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等。这样的认识出发点是好的，同时也有不太了解实际情况的一面。
企业的发展不光是有机成长，也会有并购成长。前者是自身的扩大，新建厂房，增加生产；后者则是通过并购一下子增加一大块。在国际上这是企业发展一个通行的规律，欧美很多企业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做强做大的。
国家安全问题虚实
《瞭望东方周刊》：对外资并购的质疑和担忧态度有什么体现？
王志乐：2006年凯雷收购徐工的争议是这种态度的某种体现。当时一些媒体对收购的质疑乃至否定的声音比较多，有人还将这次并购看成了一场捍卫民族工业的国家利益保卫战。
其实，仅仅从这样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也还是有些偏差的。因为，真正的国家利益不是用这样的形式来“保护”的。
《瞭望东方周刊》：凯雷收购徐工最后没有成功。这些并购争议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王志乐：在凯雷并购徐工事件之后，我做了实地调研，和涉及的外国人、中国人以及当地政府都谈过，问中方领导为什么想要接受外资并购，也找了凯雷，还跟当地的国资委主任对话，最后的结论是这次并购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2008年商务部委托我做了一个调查，要弄清楚一些媒体热议的并购事件到底是怎样的情况。我们一共做了22个案例的调查，都到了现场，跟中外方面对话，还没有发现有威胁国家安全的。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怎样算是“威胁国家安全”？
王志乐：这个涉及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
为了规范外资并购，2006年到2008年相继发布和实施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利用外资“十一五”规划》等，初步建立了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今年8月26日，商务部发布了《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规定外国投资者不得以任何方式实质规避并购安全审查。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会出现对于外资并购的争议？
王志乐：有时候是中外企业之间的利益之争，娃哈哈事件就是这样。有的是企业内部之间的分歧。也有的是原来企业中有的人觉得合作后个人利益得不到保证了。
另外是对时代的把握不同。现在已经是互利共赢的时代，跨国公司为了赚钱必须要拿出产品和服务，为当地做贡献。一些人的观念和心态可能还没转变过来，有时会把对个别产业和企业的冲击，上升到国家经济安全的层面。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你对经济安全性问题怎么看？
王志乐：事实证明，跨国公司是我们经济发展中的积极性因素。1992年之后世界市场逐渐形成，各国的资源优势都不一样，逐渐开始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调整。为此，很多跨国公司的海外部分甚至超越了本土，而它们的特点就是要和公司所在国的利益相关联。比如说，在中国的外国公司，它们希望中国稳定，因为不稳定会影响他们赚钱。
另外，它们希望中国与其母国的关系良好。这些跨国公司也在中国营造和平发展的良好环境中获得发展。它们对于某个企业的冲击，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冲击了国家。
“自主创新”不完全等于自己创新
《瞭望东方周刊》：能举一个比较成功的并购案例吗？
王志乐：苏泊尔被SEB（法国赛博集团，是以发明世界上第一个高压锅而著称的小家电企业集团）收购案例就比较成功。
当时收购的时候，有些同行业者不满，提到了产业安全问题。苏泊尔的老总找到我，我就去调查。我问他们技术部的负责人，合并对他们有什么影响。他们说自己技术不过关，SEB可以帮助改进。另外，SEB收购之后，苏泊尔的产品可以进入SEB的全球网络。2007年商务部最终批准。
2008年我再去，发现外方只来了3个人，但苏泊尔和SEB已经在16个领域全面接轨。我今年又去了一次，看到苏泊尔的增长率大大提高，质量也提高了，成了行业老大。
这对于同行业者也有促进。我去年调研时还去了爱仕达，他们也在进步，还在推动上市。一个企业进步了，也会推动整个行业的进步。
《瞭望东方周刊》：入世十年来，对于外资企业的政策有怎样的倾向？
王志乐：入世后的前5年，没什么大问题，做得不错，到第6年出现了一些反对意见，有些还影响了政策。
比如，在自主创新上出现过摇摆。最早是2005年左右，变成政策是在2006年，有人认为跨国公司来了以后，没给中国带来技术，我们要自主创新。中央强调的自主创新是完全正确的，意思包括了消化吸收再创新、集成创新和原始创新。但在实践中这个整体的理念，有些时候被误读了，有些时候被变异了，这样就出现了不少假冒伪劣的“自主创新”，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山寨货”。
曾有过把自主创新产品认定标准规定为“商标初始地应为中国境内且不受境外相关产品品牌制约”，意思是只有首次商标注册在中国的企业才能申请自主创新认定。这会把一些外资企业排除在外。
这样的话，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投入技术创新的动力就会受到影响，没有动力将研发部门和创新能力放在中国，中国企业就少了消化外企技术进行再创新的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上述情况什么时候开始改变？
王志乐：近两年来，中央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2010年4月6日国务院发布了9号文件，强调要更好地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之后，科技部修订了自主创新产品认定标准。今年6月，财政部发出通知说停止执行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的三个文件。这些都有利于实现参与型的技术创新。
外资还能起更大作用
《瞭望东方周刊》：入世十年来，外资在国企中的入股状况怎样？
王志乐：这个没有完整统计，很多国企都有外资股，像中海油就有33%的外资股。中国的银行也大多有外资的股份。
《瞭望东方周刊》：外资给国企带来了哪些改变？
王志乐：带来的改变主要是技术上、制度上、企业文化上的影响。
《瞭望东方周刊》：入世以后，外资更开放地进入中国和参股中国企业，最初很多人期待借此可以助推中国更快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你认为这个期待达到了多少？
王志乐：有些人怀疑外资进入中国究竟对中国产业有怎样的影响，实际上中国产业实力大大提高了，很多做到了世界最大，虽然还不是世界最强，但中国产业在世界的地位极大提高了。
外资本来还能起到更大作用，但一些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合规性不够，影响了他们所发挥的作用，比如也有行贿行为发生，不按规定实现环保责任和社会责任等。
总之，像我这种入世之初最乐观的人，都觉得这十年的发展超出了我的想象。
《望东方周刊》记者张海林、特约撰稿刘阳|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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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处于入世十周年的节点上，食品巨头在华谋求转型的现象，使各方对外资在中国市场的状况更加关注。十年间，作为外资进入中国极为重要的一种形式，外资并购经历了怎样的历程，又面临怎样的问题？对此，本刊专访了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
5年前，王志乐曾公开说，“现在没有一个行业真正被外资企业垄断，中国处于一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这一判断一度使一些担心外资并购影响中国经济安全的人士愕然。
“现在再看这个结论，我还是自豪的。虽然当时有很多压力。”王志乐说，入世十年的磨合使中国不断在实践中修正外资进入中国的政策，越来越依照WTO规则行事，“跨国公司是我们经济发展中的积极性因素。”
入世之后外资并购历程
《瞭望东方周刊》：入世之前，外资进入中国有怎样的过程？
王志乐：外资进入中国主要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79年至1991年，这个阶段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法律制度、投资环境都不太完善，虽然我们出台了《外资企业法》、《合资企业法》和《合作企业法》，但外商对中国还不了解，担心很多。这时进入中国内地的资本并不多，平均每年20亿～30亿美元，并且以香港资本为多，跨国公司很少。
1992年是一个标志点，邓小平南方谈话强调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大的国际背景是苏联解体后，全球市场兴起。之后，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主要是制造业领域。这时的并购和独资都不多，最多的是合资。当年外资进入中国达到一个高峰，有四五百亿美元之多，这样的势头一直持续到2001年入世之前。这十年有很大的发展，主要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当时只有试点，没有真正地开放，比如零售业的家乐福和沃尔玛当时就是试点，而金融、保险业等都不多。
《瞭望东方周刊》：入世之后有了怎样的转变？
王志乐：入世又带来外资进入中国的一个新高峰，现在差不多每年1000亿美元，结构上也变了，服务业越来越多。从引进方式上来说，从前是合资企业多，现在是独资企业多起来。另外就是开始了并购。
并购和它相对的是新建投资，用一块地建一个厂房、引进一套设备，对企业来讲这种方式耗时较长。因此，并购就成了企业扩展可以考虑的方式。
也就是说，入世带来外资进入方式的两个改变：即以合资为主变成以独资为主；除了新建外，并购也成为一种方式，入股是一种中间形式，某种意义上也是收购的一种。
《瞭望东方周刊》：入世十年，外资并购的状况怎样？
王志乐：外资并购的规模还不大，去年中国全年吸收外资约1050亿美元，其中并购方式的外商投资占比为3%。同年，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为1.12万亿美元，其中超过70%是以并购方式实现投资。
《瞭望东方周刊》：规模不大的原因是什么？
王志乐：主要是中国国内长时间对于外资并购不太积极。比如，媒体前几年的质疑报道较多，例如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等。这样的认识出发点是好的，同时也有不太了解实际情况的一面。
企业的发展不光是有机成长，也会有并购成长。前者是自身的扩大，新建厂房，增加生产；后者则是通过并购一下子增加一大块。在国际上这是企业发展一个通行的规律，欧美很多企业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做强做大的。
国家安全问题虚实
《瞭望东方周刊》：对外资并购的质疑和担忧态度有什么体现？
王志乐：2006年凯雷收购徐工的争议是这种态度的某种体现。当时一些媒体对收购的质疑乃至否定的声音比较多，有人还将这次并购看成了一场捍卫民族工业的国家利益保卫战。
其实，仅仅从这样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也还是有些偏差的。因为，真正的国家利益不是用这样的形式来“保护”的。
《瞭望东方周刊》：凯雷收购徐工最后没有成功。这些并购争议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王志乐：在凯雷并购徐工事件之后，我做了实地调研，和涉及的外国人、中国人以及当地政府都谈过，问中方领导为什么想要接受外资并购，也找了凯雷，还跟当地的国资委主任对话，最后的结论是这次并购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2008年商务部委托我做了一个调查，要弄清楚一些媒体热议的并购事件到底是怎样的情况。我们一共做了22个案例的调查，都到了现场，跟中外方面对话，还没有发现有威胁国家安全的。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怎样算是“威胁国家安全”？
王志乐：这个涉及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
为了规范外资并购，2006年到2008年相继发布和实施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利用外资“十一五”规划》等，初步建立了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今年8月26日，商务部发布了《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规定外国投资者不得以任何方式实质规避并购安全审查。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会出现对于外资并购的争议？
王志乐：有时候是中外企业之间的利益之争，娃哈哈事件就是这样。有的是企业内部之间的分歧。也有的是原来企业中有的人觉得合作后个人利益得不到保证了。
另外是对时代的把握不同。现在已经是互利共赢的时代，跨国公司为了赚钱必须要拿出产品和服务，为当地做贡献。一些人的观念和心态可能还没转变过来，有时会把对个别产业和企业的冲击，上升到国家经济安全的层面。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你对经济安全性问题怎么看？
王志乐：事实证明，跨国公司是我们经济发展中的积极性因素。1992年之后世界市场逐渐形成，各国的资源优势都不一样，逐渐开始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调整。为此，很多跨国公司的海外部分甚至超越了本土，而它们的特点就是要和公司所在国的利益相关联。比如说，在中国的外国公司，它们希望中国稳定，因为不稳定会影响他们赚钱。
另外，它们希望中国与其母国的关系良好。这些跨国公司也在中国营造和平发展的良好环境中获得发展。它们对于某个企业的冲击，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冲击了国家。
“自主创新”不完全等于自己创新
《瞭望东方周刊》：能举一个比较成功的并购案例吗？
王志乐：苏泊尔被SEB（法国赛博集团，是以发明世界上第一个高压锅而著称的小家电企业集团）收购案例就比较成功。
当时收购的时候，有些同行业者不满，提到了产业安全问题。苏泊尔的老总找到我，我就去调查。我问他们技术部的负责人，合并对他们有什么影响。他们说自己技术不过关，SEB可以帮助改进。另外，SEB收购之后，苏泊尔的产品可以进入SEB的全球网络。2007年商务部最终批准。
2008年我再去，发现外方只来了3个人，但苏泊尔和SEB已经在16个领域全面接轨。我今年又去了一次，看到苏泊尔的增长率大大提高，质量也提高了，成了行业老大。
这对于同行业者也有促进。我去年调研时还去了爱仕达，他们也在进步，还在推动上市。一个企业进步了，也会推动整个行业的进步。
《瞭望东方周刊》：入世十年来，对于外资企业的政策有怎样的倾向？
王志乐：入世后的前5年，没什么大问题，做得不错，到第6年出现了一些反对意见，有些还影响了政策。
比如，在自主创新上出现过摇摆。最早是2005年左右，变成政策是在2006年，有人认为跨国公司来了以后，没给中国带来技术，我们要自主创新。中央强调的自主创新是完全正确的，意思包括了消化吸收再创新、集成创新和原始创新。但在实践中这个整体的理念，有些时候被误读了，有些时候被变异了，这样就出现了不少假冒伪劣的“自主创新”，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山寨货”。
曾有过把自主创新产品认定标准规定为“商标初始地应为中国境内且不受境外相关产品品牌制约”，意思是只有首次商标注册在中国的企业才能申请自主创新认定。这会把一些外资企业排除在外。
这样的话，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投入技术创新的动力就会受到影响，没有动力将研发部门和创新能力放在中国，中国企业就少了消化外企技术进行再创新的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上述情况什么时候开始改变？
王志乐：近两年来，中央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2010年4月6日国务院发布了9号文件，强调要更好地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之后，科技部修订了自主创新产品认定标准。今年6月，财政部发出通知说停止执行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的三个文件。这些都有利于实现参与型的技术创新。
外资还能起更大作用
《瞭望东方周刊》：入世十年来，外资在国企中的入股状况怎样？
王志乐：这个没有完整统计，很多国企都有外资股，像中海油就有33%的外资股。中国的银行也大多有外资的股份。
《瞭望东方周刊》：外资给国企带来了哪些改变？
王志乐：带来的改变主要是技术上、制度上、企业文化上的影响。
《瞭望东方周刊》：入世以后，外资更开放地进入中国和参股中国企业，最初很多人期待借此可以助推中国更快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你认为这个期待达到了多少？
王志乐：有些人怀疑外资进入中国究竟对中国产业有怎样的影响，实际上中国产业实力大大提高了，很多做到了世界最大，虽然还不是世界最强，但中国产业在世界的地位极大提高了。
外资本来还能起到更大作用，但一些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合规性不够，影响了他们所发挥的作用，比如也有行贿行为发生，不按规定实现环保责任和社会责任等。
总之，像我这种入世之初最乐观的人，都觉得这十年的发展超出了我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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