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乡势力

　　民元之后，江浙出身的军阀渐逐得势，这一地区的人才开始向中央及各要害部门云集。不只是油水丰腴的各府衙门，连当时并不算要冲的教育部人员也多产自江浙地区，其形成的原因如亲历其事的王云五所言：“由于江浙为文化最发达之区，教育界的杰出人物，往往不能舍江浙二省而他求。因此，教育部此时的高级职员中，包括次长和四位参事中的三位与三位司长中的两位，都是籍隶江浙两省。”

　　由于同乡的关系，很自然就结成了一个利益集团，各府衙门如此，教育部亦如是。就教育部而言，随着江浙集团的胶结膨胀，许多正常的事开始变得不正常起来，直至演变出由参事司长联合起来集体辞职，逼走兼署的粤籍总长陈振先，改换浙籍的汪大燮之事件。在浙人占据中央教育行政要津的背景下，称霸学界的大佬、浙江余杭人章太炎麾下门生故旧趁势夺取京师学术阵地。“从前大学讲坛，为桐城派古文家所占领者，迄入民国，章太炎学派代之以兴”。

　　国立各校多由浙人控制，北京已演变为浙江人一统天下的局面，尤其是学术重镇北京大学，更是为强大的浙江派或称法日派所把持。除了声名显赫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教务长马寅初，仅文科方面就有著名的“三沈二马加二周”，即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兄弟；马裕藻、马衡兄弟；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兄弟等著名健将。在蔡元培之前，任职时间不长的校长胡任源是浙江吴兴人，蔡执掌北大后，取消了分科制，全校改设十五个系，各系的领导人有一多半是浙江同乡。当然还有一代通儒、国学大师、浙江人章太炎门下弟子，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许寿裳等人，外加“三沈二马加二周”等骨干，整个北大几乎被浙江同乡所笼罩，外籍教授则戏称北大是个“浙江村”。

　　其村人数多，地盘广，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势力庞大、声威赫赫的浙江集团。这个团体在北大已形成了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点石成金的态势，充分显示了处于江南地区那“多山多水多才子”的卓越地理人文优势。

　　当时在北大能与法日派或曰浙江派抗衡的，唯有英美派，这一派以胡适、陈源为中坚，但力量实在有限。“女师大风潮”之时鲁迅等浙江派与陈源、徐志摩等英美派之笔墨官司，就是后者拒不接受“某籍某系”的指控而引发的。后来鲁迅在与许广平的通信中多次提到北大国文系与现代评论派的对抗，即指这两股势力的争斗。周作人自认为“在某系中只可算得是个帮闲罢了”，许多事情不能参加，鲁迅更从来不以北大教员自居，未参与浙人把持校务之事。

　　圈外人也往往依据圈内人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论在籍与否，有“鬼谷子”之称的沈尹默，在该集团中“虽凡事退后，实在却很起带头作用”。他和年长的马衡之兄马幼渔（裕藻）进北大尚在蔡元培掌校之前，“资格较老，势力较大”。

　　五四运动时期，这两派曾有过短暂的合流，当运动的高潮一过，各种矛盾开始显现，两派相互交恶的情形，从顾颉刚一则回忆中可见片羽麟光。顾颉刚毕业后一边从胡适治学，一边在沈兼士把持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任编辑员。据顾在《自传》中说：“胡先生写了文章交给我，我在研究所的刊物上登了出来，沈先生就发怒道：‘他不是研究所的人，为什么他的文章要登在研究所的刊物上！’其实，胡先生明明是研究所的委员，而且是研究生的导师。”

　　顾颉刚以亲身经历者的身份，还列举了其他几个事例，披露派系的相互倾轧。对此，顾氏在致胡适的信中不无伤感地说：“校中党派意见太深，在极小的地方倾轧得无微不至，和旧家庭的妯娌姑媳一般，消耗精神于无用之地，至可悲观。”

　　对于顾颉刚列举的事例与说辞，在浙江派人物眼中，又有大的不同，从沈尹默一篇回忆文章中可看到历史的另一个侧影。沈说：“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民元教育部时代受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菊生）等人包围？？？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以后直至中央研究院时代，受胡适、傅斯年等人包围，死而后已。胡、傅诸人后来和我势同水火，我南迁后，蔡先生时在京沪间，但我每次拟去看蔡先生，均不果，即胡、傅等人包围蔡所致。”

　　岳南：自上世纪90年代起关注与研究民国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从蔡元培到胡适》《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三部曲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