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议会

　　大卫·休谟在《英国史》里评价亨利三世对教皇的态度时，采用了轻蔑的语气：“在这个孱弱的王国，任何来自近邻的侵犯都可能威胁到国王的统治。但这位国王选择求助于教皇而不是选择为自己的伤痛复仇，他把教皇视为高于自己的主人，并且祈求教皇为他提供庇护。”亨利三世希望教皇能帮助他实现在欧洲扩张版图的野心，并为他那颗被上帝遗弃的孤独心灵带来慰藉，可惜，这两样东西，他始终没有得到。亨利三世的宗教狂热和浪漫主义，用来治国只能误国。

　　用脚想想也知道，英国国王替教皇买单的事实，会在英国带来何等强烈反映。羊毛出在羊身上，亨利三世为儿子谋西西里王位的经济成本，是要全社会大众买单的呀。果然，消息一出，群臣哗然，贵族们旗帜鲜明地反对亨利三世烧钱的计划，御前会议拒绝为这场战争拨款。1257年，执迷不悟的亨利三世又支持弟弟干涉德国的内政事务，使得英国流失了大量的金钱。贵族们的忍耐已无限接近临界值，他们决定像当年对付约翰国王那样，阻止亨利三世继续胡作非为。

　　亨利三世的妹夫孟福尔此时又在干什么呢？他悄然回到了不列颠岛。他可不想错过即将到来的这场声势浩大、席卷英国的盛会。

　　但孟福尔先生回归英国的理由却很奇怪，当社会各阶层对亨利三世的不满已经像涨得发亮的气球、一触即溃的时候，他在名义上依然坚持皇家的事业。我是为了吾皇的事业才回来的，他说。

　　罗马教廷：英国人的悲哀和福音

　　孟福尔回到的英国是一个什么样的英国呢？和他走的时候相比，这里变得更糟了。英国著名的史学家陶特用这样的句子描述1258年英国的惨淡光景：

　　“在这一年的头几个月，外国人继续控制着英国的国王和政治，数量不断增加，任何把他们驱逐出去的努力都无济于事。罗马教皇派来的特使充斥在这个国家，从教堂和神职人员身上赚走大量金钱。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秘密结盟，频频威胁边境地区的安全，法国人怀着敌意虎视眈眈，国内的贵族们分崩离析，群龙无首，毫无希望。去年庄稼的惨淡收成，让稻谷变得昂贵，严冬以及紧接着的晚霜，冻死了农民们豢养的小羊，夺取了他们对于即将来到的夏天的期望。瘟疫开始在家畜中蔓延，穷人们因为饥饿和疾病而死去。亨利三世和他的人民一样，遭受困境。”

　　睹此情景，真是水深火热。在这本应万众一心，共度时艰的岁月里，亨利三世竟然还盘算要求各大封建主缴纳其收入的三分之一，作为对意大利战争的经费。对于民间的疾苦，可以说不闻不问，没心没肺，他的脑内图和中国那个建议吃不起饭的人民吃肉粥的晋惠帝相比，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这一年4月，亨利三世觉得时机差不多成熟了，于是宣布在装修得不错的威斯敏斯特召开御前会议。本以为这次开会可以逼迫贵族们缴税，筹集军费，但没想到这帮贵族嘴一如既往硬得很，死活不答应国王的要求。更惊险的一幕是：会议进行到中途，突然有7名代表全副武装觐见亨利三世，把亨利三世吓出一身冷汗，来者不善啊。他暗忖，莫非哥几个要反？但这几个代表并没有动亨利三世的意思，而是动起了他们的嘴皮子。

　　亨利三世细看这群人，有好些个是利益在威尔士的男爵们，再看下去，他惊讶地发现原来孟福尔也在其中。孟福尔，孟福尔，朕真没想到会在这个场合遇见你，你这个当年的哥们，如今的仇敌啊。

　　正当亨利三世百感交集的时候，对方已经义正词严提出要求了，他们要求亨利三世驱逐外国人，进行政治改革，并且在6月召开一个改革联席会议。神奇的是，亨利三世二话不说，一口答应了。

　　根据以往的经验，在和贵族们讨价还价的时候，亨利三世从来不是一个爽利的人。这一次居然如此迅速答应了要求，是不是他看见民生疾苦，突然良心发现了？还是今天给武装代表们一逼，把脑袋逼秀逗了？

　　都不是，让亨利三世答应贵族们要求的最大动力还是——说出来很庸俗——钱！他实在太希望快点把那笔军费弄到手了，而当时“唯一可以筹集资金，逃脱教皇惩罚的方法，就是向御前会议做出妥协。而当贵族们提出条件，否则拒绝给予支持时，亨利三世除了接受这些条件，别无选择。”你们不是要多一点权力吗？好说，我给，几块钱一斤？但你们还是尽快把我要的军费给我吧，拜托，这可是罗马教皇让我筹的钱，不是闹着玩的。

　　亨利三世笃信罗马教廷，这是英国人的悲哀；亨利三世惧怕罗马教廷，却是英国人的福音。这是那个时代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疯狂议会”和贵族的分裂

　　6月12日，12名代表国王的御前会议成员和12名贵族代表在牛津召开联席会议，会上通过了贵族代表提出的《牛津条例》（ProvisionsofOxford），主旨是限制王权，实行贵族的寡头统治。规定大致有这么几条：国家的一切税收交付度支部而不是王家金库；郡法庭设立陪审小组听取关于王室官员的指控；每年举行三次议会；不经过同意，国王无权没收地产、土地，也不能随意出征。

　　最主要的是，在国王指定成员之外，“也不可忘记公众应该选举12个优秀人物，公众应该把这12个人在议会的所作所为看作是议定之事，这样做是为了节省公众的费用。”

　　当时英格兰和威尔士边境时有战事，因此，当代表们聚集起来开会时，有一部分人竟然身穿盔甲，手握利剑，仿佛即将奔赴战场。这样“开会”看上去实在疯狂，加上这次议会不少世袭家族被排除在外，与之前他们掌控议会的局面完全不同，所以，保皇党们为这次在牛津开的议会送了一个外号“疯狂议会”（MadParliament）。至此，终于切题，议会这两个字，在这本书里正式登场了。

　　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牛津条例》签订后，仅仅推行了4年，就被亨利三世叫停。怎么回事？原来，贵族内部开始了窝里斗。

　　说起来孟福尔并没有把自己当外国人，在英国居住多年的他，已经把自己视为一名彻底的英国公民，再说，英格兰上层阶级以法语为日常用语，说法语的孟福尔“能以英吉利人为心亦不足为怪。”然而，前面说过，英国贵族们一开始是讨厌孟福尔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讨厌那些来到英国混迹的法国佬。经过这些年，孟福尔在不少人心目中仍然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在逼迫亨利作出妥协的那次会议上，就有人向孟福尔发难，瓦朗斯伯爵就在会议上称孟福尔是一个“叛徒”。孟福尔从容回击说，“不，我不是个叛徒，我也不是叛徒的儿子。这和你可不一样。”而曾经和孟福尔同一条战线的格洛切斯特伯爵等人甚至组成了一个反对孟福尔的联盟，彻底与他分裂。

　　亨利三世也对孟福尔心怀不满，因为在向贵族们妥协后，他却只得到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贵族们并没有答应马上把钱给他，而是“并没有说他们会即刻给予援助。他们仅仅说，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会‘利用自己在王国内的影响力’使这种援助成为可能。”这番话，其实说了等于白说，听了过后亨利三世心里气不打一处来：这次自己让步很爽快，但贵族们给钱却很不爽快。他怀恨在心，再一次盘算着如何报复那个孟福尔和英国贵族们。

　　其实，在贵族阵营里，孟福尔的死对头并不少，各个贵族之间更是貌合神离。在那时，国家站在近代的门槛前，尚未走入近代，所谓的议会其实就是拥有特权的封建领主各自争利，所以，在《牛津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议会又通过了用以保护骑士阶层不受封建领主剥削的《威斯敏斯特条例》。据说，这就是由于“英国没有土地的骑士阶层抱怨说，这些贵族其实什么也没干，只是一味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他们才要寻求保护。

　　亨利三世看准了贵族们“争利”的本性，用利益拉拢了一些保守派的贵族，获得这些人的支持。

　　内战与谈判

　　事情的发展如亨利三世所愿，贵族很快被分裂，而亨利三世本人依然一边向国内人民声称将遵守《牛津条例》一边却与教皇保持着很暧昧的关系，希望通过自己膜拜的罗马教廷寻求帮助。1261年，他从教皇那里获得了特许，声称自己能够不受《牛津条例》和《威斯敏斯特条例》的束缚，随后又罢免了由十五人会议任命的官吏们，企图重新夺回旁落的大权，贵族方面也不甘示弱，英格兰顿时陷入混乱，人们似乎闻到了内战的火药味。

　　1263年10月，冲突的双方请求法国国王路易九世进行调解，结果对贵族相当不利，次年颁布的《亚眠调解书》完全站在亨利三世一边，宣布《牛津条例》和《威斯敏斯特条例》为非法。很多贵族得知此事后怒不可遏，磨刀霍霍向国王，另一部分保皇党人士则紧紧团结在皇帝陛下的周围。两相对峙，内战已不可避免。

　　终于，在1264年4月，战斗打响，亨利三世率先进攻中部重镇北安普顿，当时孟福尔尚在伦敦，得知亨利三世的动向以后，他迅速率军北上支援，但是为时已晚。几天之内，北安普顿就失手，包括孟福尔儿子在内的多名贵族成为亨利三世的阶下囚。不过，孟福尔获得的支援还是非常多的，温切斯特伯爵、华威伯爵等大家族以及英格兰南部地区的人民普遍支持孟福尔，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很快逆转了战局。

　　这一年的5月13日，孟福尔的军队展开了一场袭击，他们凭借着森林的掩护秘密行军，逼近国王军的驻地、小镇刘易斯（Lewes）。但逼近之后，孟福尔没有马上下令攻击，而是让部队原地待命，静静等到夜里。所谓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在夜幕的掩护下，孟福尔的军队突然杀出阵来，让国王军彻底慌了手脚，天亮的时候，他们已经攻下这座城池。亨利三世被活捉。

　　孟福尔与亨利三世两个冤家相见，却并没有公报私仇，砍了国王，而是选择坐下来，做他们过去最常做也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谈判。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成王败寇，谈判的结果只可能是一边倒。国王对贵族提出的所有条件，几乎得照单全收，这些条件汇总就成为史上有名的《刘易斯协定》（LewesMise）。布劳在《贵族的战争》一书中如是归纳了条约的内容：第一，亨利三世必须释放北安普顿的俘虏，并将爱德华王子交给孟福尔做人质；第二，国王必须尊重《大宪章》精神，在英国顾问的指导下做决策；第三，在国王没有把之前的债务还清的情况下，经济上不再受人供养；第四，国王保证莱切斯特伯爵和格洛切斯特伯爵的安全，不搞秋后算账。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协定的所有条款必须在英格兰接受广泛的讨论，最迟在明年的复活节敲定。”

　　看，条约结束时也不忘提醒要开会讨论，这就是英国人的性格。

　　“孟福尔议会”

　　这个协定一签署，孟福尔立刻成为英国的实际统治者，不仅得到地方骑士和城市市民的支持，也获得了来自教会和政界的支持。原因很简单，孟福尔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国王亨利三世的名义下进行的。而此时的亨利三世，正乖乖地被软禁在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被人严密地监视着一举一动。

　　在小城刘易斯的这场战斗，原本不起眼，任何一本军事史根本不会提到这次小规模的袭击战。但这场小打小闹的战斗，却把孟福尔推上了人生的顶峰。现在的他，不再是当年那个嫁到英国的法国女婿，也不再是令英国人讨厌的法国入侵者，他不是别人，他就是英国人孟福尔。这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正宗英国佬，很快就要“挟天子以开议会”了，这个议会，借西门·孟福尔的光，以他的名字命名，叫“孟福尔议会”。

　　1265年1月，孟福尔议会在华威郡的凯尼尔沃思城堡（KenilworthCastle）举行，参加者除了一百余名天主教的高级教士和世袭大贵族以外，还包括了从英格兰各个郡选拔出来的骑士阶层代表，以及每个自治市选派的代表，这和之前的英国议会大不一样。

　　议会（Parliament）这个词最早来自法文的Parley，原本是“讨论”、“谈判”的意思。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和英格兰，人们在语言的使用中把这个动词名词化，用来指“谈判的地方”。而这个词对于13世纪的伦敦居民来说，已经具体到“可以用来指集会、法庭、审判席这类地方，只要它能尽量多地代表所有的公民。”但是，1265年以前所谓的议会，其出席人全都是大贵族，骑士阶层只能偶尔得到邀请，象征性地出席会议，而一般的市民阶层，基本上没有出席议会的可能。换言之，英国底层人民的利益，就在上流社会的世袭大贵族们操盘的议会中，神不知鬼不觉地“被代表”了。

　　这样的一种代议制，当然不公平。比如国王和议会代表们吵架，争论到底收税应该收多少，贵族代表们会和国王讨价还价，但出发点还是自己的利益，况且，钱多收点少收点，最终的受害人也不可能是这些贵族。毕竟，贵族都有领土，国王强加给他们的经济负担，他们可以二次转手，把这些负担分摊到农民和一般市民的头上。国王和贵族议员们的唇枪舌剑，讨价还价，看似为了全体人争利，其实只不过在为他们自己的荷包争利。最后的社会成本，往往需要社会底层的人来买单。

　　历史典籍上可是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在1258年的饥荒中饿死了多少农民，但贵族和国王的亲戚们，却一直活得非常滋润。

　　我认为，如果说孟福尔这个人还有伟大的一面，那么，这伟大或许就存在于这届以他名字命名的议会中。骑士和市民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站出来替自己说话的机会，而在过去，这帮人的作用就是上层阶级的提款机，他们为了钱的事情和国王吵架，吵完后确定一个数字，最后，税还是得摊到老百姓头上。说到底，他们只有买单的义务，没有说话的权利。孟福尔的议会，可以说从此让改变这一切成为可能。

　　从约翰国王被迫签署《大宪章》以来，王权和封建领主的权力就一直受到限制，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了《牛津条例》的签订。但那个非常不听话的亨利三世国王多次用事实证明，仅仅用条约限制是不够的。

　　国王有自己的小算盘，人民也有，他们逐一拨弄算盘珠子，前后一琢磨，决定给国王来一招狠的：“在五十年的时间里时常面临王权的威胁之后，一种更为强大而持久的发明被设计出来了，那就是从此以后把这自由的保护交托给人民，他们的利益完全由他们自己定义。”

　　就这样，议会被“发明”出来了，国王和大贵族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说了全都算，现在的口号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摘自《英国议会往事：议会不是一天开成的》

　　孙骁骥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