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界的税负辩争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CCTV,联想,货币政策,房地产调控
- 发布时间:2011-12-31 11:51
2011年12月12日，参加“2011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系列活动的政界、学界、企业界的代表人物聚集在北京嘉里中心。经济形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房地产调控等热点问题自然难以回避，而他们共同的兴趣点在于：改革动力何在？是否形成新一轮改革共识？
最为胶着的，则是税负问题。
“枷”还没有完全解开
“改革三十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发展改革都因为民间有巨大的积极性。”第一个演讲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抛出了这个观点：“我们的国有企业发展不起来，更别说民营企业。‘枷’还没有完全解开。”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柳传志同样直言不讳：“只要是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条件，天上有片云彩我们就能下雨。”
意犹未尽的柳传志，借机论及关于企业家生长适宜“温度”的体会：“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企业家呢？我想打一个比方，企业家的生长就像鸡蛋孵小鸡，最合适的温度是37度。‘文革’那个年代温度是100度，再有能力的企业家也冒不出头来。到了1978年、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时候，温度大概就是40度，特别活跃的、生命力特别旺盛的企业家就能冒出头来。到了今天温度是38度，有大批的企业家出现，但也不是最合适温度，如果温度再合适就会有更合适的企业家出来。”
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樊纲则呼吁行业组织积极发声，将改革动力传导到体制上：“行业组织是中国真正有声音并能够在体系中产生作用的力量。”
过去学者在讨论扩大内需的时候，最多提及的是国家应该健全各种社会保障机制，解决老百姓消费的后顾之忧。柳传志则说：“中国经济要转型，要以消费和内需拉动。但是消费，老百姓得有钱，钱从哪儿来，政府应该让利。政府如果觉得企业、企业家挣更多钱会导致两极分化，可以点名要求将某块税收作为低收入员工的激励或者福利。”
几组税负对比
“我们不能只看表面税率，要看实际的税负。”原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认为，基于国际竞争的考虑，中国政策性、结构性的减税规模应有所扩大：“中国大陆的表面税率是25%，中石油实际税负是23.6%，稍微享受了一点（优惠）。台湾地区的表面税率也是25%，华硕2010年只交了22%的税，台积电只交了8.8%的税。美国表面税40%，比我们高得多，很多人把它拿来作为不应该降税的理由，但2009年英特尔只交了27.6%的税，通用电气在过去十年当中平均只交了12.5%的税。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给出另外一组研究数据：1960年，美国所有企业交的税相当于GDP的4%，2010年相当于1.8%。在过去60年，美国企业税负砍掉了60%。美国个人和家庭所交的税在1960年相当于美国GDP的8%，今年是6%。相对而言，中国1995年预算内财政税收相当于GDP的11%，2010年相当于21%。
减税的深层分歧
基于此类研究，经济界的减税呼声越来越强烈。但在这一次讨论中，是否应该减轻流转税、增加财产税等问题却出现分歧。
“一些调整已经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候。”樊纲也是呼吁减税的一位学者，但他更倡导加强资源税的征收，进行财税体制改革。
“我们过去没有资产，居民只是挣个收入，因此过去的这些税收都围着GDP转。（现在）我们这么多资产了，为什么不对财产征税，为什么老围绕着GDP做文章？下一步应该加强资源税的征收，同时建立财产税制度，比如说房产税。如果这些税收能够建立起来，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另一方面做减税的文章，减谁的税呢？第一减个人所得税，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然后就是减轻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
陈志武并不完全赞成樊纲的观点，至少“在目前前提之下，未必要推出任何财产税，因为现在中国的税收不是太低，而是较高”。财政预算透明度和受到的监督制约机制和运作方式没有出现之前，“太快地推出财产税，对中国社会总体还富于民的方向反而不利。”
对于财产税问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的“个人观点”又有所不同，他倾向于从国家选择何种公共财政体制等本质上进行深入研究，考虑“顶层设计”的问题：是主要来源于与GDP相关的流转税还是从民间征收资产税，还是继续持有部分国有资产精心管理从国有资产收益当中获得收益？
李稻葵将问题抛给了樊纲：“我不懂顶层设计怎么理解，樊纲您是专家，您是搞改革的专家。”
樊纲接过“顶层设计”的话茬，却回应陈志武加税的质疑：“我非常同意在没有计划减税的时候一定不能增税，我刚才提的方案很大一部分为了后边能够减税，特别是民营企业要减税，个人所得税要减税，能够真正藏富于民。”
来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信息表明，2012年的税改方向是推进营业税改增值税和房产税试点，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全面改革资源税制度，研究推进环境保护税改革。这或可视为2012年税改的“顶层设计”。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武|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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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胶着的，则是税负问题。
“枷”还没有完全解开
“改革三十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发展改革都因为民间有巨大的积极性。”第一个演讲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抛出了这个观点：“我们的国有企业发展不起来，更别说民营企业。‘枷’还没有完全解开。”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柳传志同样直言不讳：“只要是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条件，天上有片云彩我们就能下雨。”
意犹未尽的柳传志，借机论及关于企业家生长适宜“温度”的体会：“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企业家呢？我想打一个比方，企业家的生长就像鸡蛋孵小鸡，最合适的温度是37度。‘文革’那个年代温度是100度，再有能力的企业家也冒不出头来。到了1978年、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时候，温度大概就是40度，特别活跃的、生命力特别旺盛的企业家就能冒出头来。到了今天温度是38度，有大批的企业家出现，但也不是最合适温度，如果温度再合适就会有更合适的企业家出来。”
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樊纲则呼吁行业组织积极发声，将改革动力传导到体制上：“行业组织是中国真正有声音并能够在体系中产生作用的力量。”
过去学者在讨论扩大内需的时候，最多提及的是国家应该健全各种社会保障机制，解决老百姓消费的后顾之忧。柳传志则说：“中国经济要转型，要以消费和内需拉动。但是消费，老百姓得有钱，钱从哪儿来，政府应该让利。政府如果觉得企业、企业家挣更多钱会导致两极分化，可以点名要求将某块税收作为低收入员工的激励或者福利。”
几组税负对比
“我们不能只看表面税率，要看实际的税负。”原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认为，基于国际竞争的考虑，中国政策性、结构性的减税规模应有所扩大：“中国大陆的表面税率是25%，中石油实际税负是23.6%，稍微享受了一点（优惠）。台湾地区的表面税率也是25%，华硕2010年只交了22%的税，台积电只交了8.8%的税。美国表面税40%，比我们高得多，很多人把它拿来作为不应该降税的理由，但2009年英特尔只交了27.6%的税，通用电气在过去十年当中平均只交了12.5%的税。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给出另外一组研究数据：1960年，美国所有企业交的税相当于GDP的4%，2010年相当于1.8%。在过去60年，美国企业税负砍掉了60%。美国个人和家庭所交的税在1960年相当于美国GDP的8%，今年是6%。相对而言，中国1995年预算内财政税收相当于GDP的11%，2010年相当于21%。
减税的深层分歧
基于此类研究，经济界的减税呼声越来越强烈。但在这一次讨论中，是否应该减轻流转税、增加财产税等问题却出现分歧。
“一些调整已经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候。”樊纲也是呼吁减税的一位学者，但他更倡导加强资源税的征收，进行财税体制改革。
“我们过去没有资产，居民只是挣个收入，因此过去的这些税收都围着GDP转。（现在）我们这么多资产了，为什么不对财产征税，为什么老围绕着GDP做文章？下一步应该加强资源税的征收，同时建立财产税制度，比如说房产税。如果这些税收能够建立起来，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另一方面做减税的文章，减谁的税呢？第一减个人所得税，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然后就是减轻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
陈志武并不完全赞成樊纲的观点，至少“在目前前提之下，未必要推出任何财产税，因为现在中国的税收不是太低，而是较高”。财政预算透明度和受到的监督制约机制和运作方式没有出现之前，“太快地推出财产税，对中国社会总体还富于民的方向反而不利。”
对于财产税问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的“个人观点”又有所不同，他倾向于从国家选择何种公共财政体制等本质上进行深入研究，考虑“顶层设计”的问题：是主要来源于与GDP相关的流转税还是从民间征收资产税，还是继续持有部分国有资产精心管理从国有资产收益当中获得收益？
李稻葵将问题抛给了樊纲：“我不懂顶层设计怎么理解，樊纲您是专家，您是搞改革的专家。”
樊纲接过“顶层设计”的话茬，却回应陈志武加税的质疑：“我非常同意在没有计划减税的时候一定不能增税，我刚才提的方案很大一部分为了后边能够减税，特别是民营企业要减税，个人所得税要减税，能够真正藏富于民。”
来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信息表明，2012年的税改方向是推进营业税改增值税和房产税试点，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全面改革资源税制度，研究推进环境保护税改革。这或可视为2012年税改的“顶层设计”。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武|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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