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五个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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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2-02-03 13:57
第一,红利消失的时代。中国经济增长依赖许多红利因素,例如全球化红利、制度红利、人口红利、环境红利等。所谓全球化红利,是指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恰好赶上了苏东解体后,自由主义思潮和市场经济理念在全球盛行,使中国能够在较长的时间复制二战之后日本的出口导向战略。次贷和欧债危机提醒我们,放任自流主义已告一段落,保护主义和政府管制在全球范围内可能卷土重来。所谓制度红利,指的是大幅精简计划体制,以集权推行市场经济的效率优势,但目前集权带来的效率在弱化,腐败在孳生。所谓人口红利,简而言之是中国可无限供应的廉价劳动力。所谓环境红利,是指中国罔顾资源和环境、换取增长的做法。上述红利都在无可挽回的消融之中。
第二,顶层设计的缺失。其实我对“顶层设计”的说法相当厌恶,似乎基本制度是极少数精英指点江山挥洒出来的。在此我想表达的准确意思是,安全和司法等基本制度的缺失。所谓安全,包括对外维护国家和国民利益完整的能力,对内国民对食品、医疗、住房、财富等生存环境的安全感。所谓司法,指的是法律体系的有效性,尤其是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产生纠纷时的妥协解决机制。我们可以看到最广泛和最薄弱的环节没有得到恰当的保护,例如政府序列中的基层政府、企业序列中的民营中小企业,以及居民序列中的中低收入阶层。
第三,权贵主义的抬头。中国政府拥有至少各100万亿元的国有资产和金融资产,拥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拥有国土海洋矿产等庞大资源。这给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增长三重转型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也可能带来了权贵资本主义的悄然抬头。如果买办、精英、富豪等蜂拥将攀附更高一级的权力作为争取自身利益的指南针,那么社会财富分配的大格局,就会越来越按权力阶梯排列。家族式的权贵资本主义,比东亚式的裙带资本主义更叵测和更不可控。
第四,社会正义的失范。社会正义是个大词汇,精神家园的丧失和公平幸福感的弱化都隐示了这一点。举个简单的例子:国民经济的初次分配比例中,劳动者薪酬的占比,在过去12年持续下降了7-10个百分点,这大约相当于2011年劳动者少领取3—4万亿元。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利于普通民众,如此内需型增长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第五,产业升级的困惑。经济增长总是需要主导产业推动,过去30年主导产业依次为制造业、外贸、建筑地产、金融和商贸流通。目前制造业艰难转型,商贸流通平平,银行保险一枝独秀。我们还看不清未来5年哪个产业将崛起、发力奔跑来捡起建筑地产这行将落地的接力棒。
综上,我寻找不到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信心,中国模式很可能是既有天时地利人和的背景,又有“制度集权+改革开放”双引擎的发展模式,但世异时移,至今我们更期待看到重大的区域或产业政策的对内对外开放,更期待看到政府体制自身作为被改革的重点攻坚环节勇毅改革。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
文|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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