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新怡和集团(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刚
我出身贫苦,所以一度对物质生活格外看重。
大概在六七年前,我的事业逐步迈入正轨。于是,我开始给自己更多时间去思考关于个人生存境遇的问题。那时,我曾天真地想,将工作和生活分开,也像其他人一样,在下班之后能自在的享受个人时间。但我发现,这在中国非常不现实。与朋友吃饭,实际上是应酬;与朋友聊天,谈的还是工作,这些都让我非常困惑。于是,我一狠心,决定给自己放十几天长假,关闭一切联系方式,清静清静。小时候,我接触寺庙的机会很多。庙里的钟声、音乐和焚香的气味,总能让我的心灵获得安宁。于是,包括2004年及之后的两年,我先后去了江西九江的能仁寺和南昌附近的云居山清修。
在清修的日子里,我与僧人同吃同住。每天凌晨三点起床,上早课、诵经、做礼仪;五点,吃早餐;六点到七点,瞑目。在这一整套礼佛的程序中,我发现,一个人真的可以把自己的内心腾空,只剩下安静地念《心经》。我会时常找方丈聊天,向他倾诉内心的焦灼和不安,方丈则用佛经的教义开导我。这种放逐方式,曾一度让我远离尘世的喧嚣,找到了内心和外界之间的平衡点。
可是,经过几次清修,我对这种放逐方式渐生疑虑。我明白,佛教教义博大精深,的确能净化心灵。可是,一些和尚却把经念歪了。当我与他们熟稔之后,一些僧人开始向我索取财物,并堂而皇之的以“供养”的佛理解释之。我开始心生反感。从此,我对于寺庙清修就“敬而远之”了。
我开始选择旅游作为新的自我放逐方式。令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新疆的胡杨林和喀纳斯湖。
胡杨这种植物,我早有耳闻,但当我亲眼目睹时,还是被它震撼了。虽然,胡杨树外面的枝干似乎已经干枯,仅剩零星绿色在枝头抖动,但这棵植物仍顽强地挺立。听人说,胡杨能一千年不死,死后一千年不倒,倒后一千年不朽。我想,如果能在人的意志力中植入这样的信念,恐怕是什么挫折都能经受住了。
喀纳斯湖的红森林,让我在放逐中获得了另一番感悟。时值秋季,喀纳斯湖的原始森林皆被染成了红色。大风一起,落叶纷纷扬扬,簌簌作响。这些树木行将繁华落尽,一种悲凉之情顿时涌来。在古希腊的戏剧理论里,悲剧被认为是艺术价值最高的,因为悲剧最能表现震撼人心的力量。当时的我,也有同样的感触:正是这种生命衰退的景象,唤起了我内心的沉重,让我对于生活愈加珍惜。
我常想,也许并不是对于僧人的失望导致了自我放逐方式的改变。我的选择,实际上是要实现佛教中所说的“心中有佛人自安”。原来的我功利、躁动,妄图通过寺庙里的环境安抚内心。而当修行达到一个层次,无论处于何种环境,我都能依靠自己来参悟人生哲理,不再依赖外人的点拨和启发。也许,这算是实现了精神的“自我救赎”吧。
采访|本刊记者 崔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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