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走马灯一样（换县委书记），说白了就是欺负老百姓，就是拿老百姓开玩笑。一个县委书记干一两年就走，连情况还没有摸明白就走，这确实是对老百姓不负责任，没有五到七年的工夫，很难把一个县治理好。现在当满一届的县委书记还不多，换得太频繁了。”这个出自广东省委副书记、省社工委主任朱明国之口的新年新观点，因其贴有乌坎事件的背景标签，一石激浪，再次炒热有关“县官”（ 县委书记即是最大的县官）的话题。
虽然在现行行政级别序列中，县官（直辖市所属县除外）不过是处级干部，但这个处级干部无论是权力、压力还是影响力，均不可与其他部门同级别官员同日而语。“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针”，面对新一波城市化浪潮涌动，他们既要繁荣经济，又要维持稳定；既要重拳治理，又要平和亲民；既要造福一方，又要铺垫未来，个中滋味，可想而知，个中分寸，实难拿捏，所以，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曾经指出，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县一级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对县委书记的要求和管理，不能按一般的处级干部来对待。”正是基于这样的全新认识和时代要求，2008年10月正式出台的新《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才首次将县委书记纳为中央党校轮训对象。
“县为国之基，民乃邦之本”，朱明国认为，国家是放大了的县，县是缩小了的国家。但朱明国未能给出的关键答案是绝大多数没有“当满一届的县委书记”是被什么样的上级，以及因为什么原因而调离原岗的，想必这样的主动权并未掌握在县委书记们的手中。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一些县委书记感叹县级政府是“有限的权力、拮据的财力、无限的责任”时；在一些县委书记抱怨“县官难当”时，县委书记的权力透明化和约束制度化的呼声相对式微。
新年第一位“走红”的县委书记即可证明他们的权力并非那么有限--山西省忻州市静乐县县委书记杨存虎之女王烨以山西省疾控中心人事科“科员”的名义连续五年吃空饷10余万元。她去年7月从山西省中医学院本科毕业，三个月后走上工作岗位，却从5年前进入大学起，每月领取由财政全额拨付的基础薪、生活补贴及住房公积金，5年学费也由省疾控中心全额承担。而这段传奇经历曝光后，留下了卫生局查无人事调出记录、毕业学校称并非“脱产学习”、中专班主任否认有此学生等一连串疑点。
空饷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潜规则和巨大能量？至今仍然扑朔迷离，但愈是如此，愈说明这位县委书记手眼通天、能量无限，这桩被曝光的2012官场第一悬案，再次雄辩地说明“限管”县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做过多年县官的阳泉市副市长王敬瑞认为，县委书记的权力是最完整的权力，“一件事，从决策到执行，再到完成都是一个独立的过程，即使你有十八般武艺也都能使出来。”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广泛的牵涉面，有了这样巨大的决策权，有了这样漫长的操作链，才更有必要对县官予以严格的限权管行，用法治取代人治，用民主击退独断，用科学力避盲目，用公平防止徇私，用人本拒绝冷漠，只有这样毫不松懈地“限管”县官，才是对人民以及县官真正的负责和爱护，因为每一位县委书记的言行都决定着共和国近三千分之一的未来。
文｜马宇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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