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马丁：我们不能再孤立地研究中国

　　“汉学”如何代言变化的中国

　　编者按

　　3月9日，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这是继北京大学成立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之后，在国家汉办（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支持下，由国内顶尖高校具体负责实施的又一项促进中华文化研究“请进来”和“走出去”的举措。

　　在同时开幕的“价值与意义：中华文明的再认识”学术论坛上，记者对话了数位海内外知名汉学家，探讨了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如何再认识中华文明、并促其融入世界的问题。

　　2011年5月13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市拉筹伯大学，第十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的参赛选手汤姆森表演“贵妇醉酒”

　　在普林斯顿，我每个月都有一次跟其他系的同事们吃饭的机会，每次吃饭时都有一个人谈他最近的研究心得。最近一次，一位研究西方古典文学的同事讲到他研究的一位罗马史家，生于公元前86年，差不多就是司马迁去世的时候，于是马上引起了我关于《左传》、《史记》的共鸣。在此基础上，我们两人决定，以后一起教一门关于古代史学的研究生课程，东亚文学系和西方古典文学系的研究生在一起学习。我想，如果我们要更深地了解中国古代文明或是罗马早期文明，这样的对话就是非常必需的。

　　目前，中西方学者都在运用西方理论来阐释和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在文学领域尤其如此。但我更想指出的是，作为研究古代中国文学的学者，我们似乎总是“接受”，却很少“给予”。到现在为止我们讨论中国文学，还是基于从其他文学研究里进口的理论。

　　“要超越以前的以西方理论为导向的研究模式”

　　我们要超越以前的以西方理论为导向的研究模式。长久以来，我们有一种固定的思维：即所有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但只有西方有理论；西方理论处在上，各国的文化处在下，这是一种不平等的状态。

　　要怎么超越呢？不是超越理论本身，而是放在不同框架下运用。各地文化相互了解、连接起来找到共同和不同之处。我们承认西方理论的存在和地位，但是不应该限于它划出的框架。我们运用它，让它受到文化的影响，然后反过来改变它。既然这是一个全球的理论，就应该包含中国文化，不然怎么是全球的？了解彼此，才能提高，才能改进。

　　可以说，在宣传中国古典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方面，我们还要多花功夫。

　　我见过的许多西方汉学家其实并不了解中国。我一读他们的文章就知道，有一些观点有失偏颇。但是现在中国年轻人也并不太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文明。因此，我们需要互动，共同提高。

　　此外，中国研究生的语言能力也需要进一步提高。我在美国的许多学生，不仅会英文，还会法文、德文、日文等，这样阅读的内容才能广泛。即使是在中国研究中国文化，也还是要看外文材料，这样才能客观了解别人对自己研究领域的看法。研究中华文明的年轻人要读好英文，包括日文，因为日本在汉学研究中的地位也非常重要。

　　“把中华文明研究放在人类文明的语境下”

　　另一个变化趋势是，我们不能再孤立地研究中国，这在西方的大学变得越来越明显。否则，我们将发现自己在大学里变得无足轻重，无法与同事对话，到头来无法宣传中国文明的价值和意义。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选择了学习汉语，研究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经济。但说实话，许多人对中国文明的传统并不太感兴趣。如果我们想要在全球保持中国文明研究的生命力和相关性，就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垂直”研究，即从中国上古一直到今天的研究；另一个方向是“横向”研究，就是研究某一个时代，但不仅仅是研究中国，也研究其他的地方，而且这两种方向应该是互相补充的。

　　全球化使得西方认识到中华文明的重要，同时这也把中华文明研究放在人类文明的语境下。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的未来也将是国际性的。我们的中华文明研究可以、也必须进一步国际化，特别是与西方平等的比较性方面。

　　实际上我们正处于在中华文明研究和世界各个文明研究的一条分水岭上。一百多年来第一次，西方人文学者，即不搞中国学的西方人文学者，开始认真了解中华文明的重要性。第一次，研究中国文明的学者能够与整体人文科学对话，我们其他领域里的同事们也渴望听见我们的声音，目前在西方这个情况已经非常明显。

　　柯马丁（Martin Kern）

　　1962年出生于德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中国文学教授。此前曾任教于美国华盛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范围涵盖先秦两汉文学、文献学、历史、思想史、艺术史和宗教史。其专著包括《早期中国的文本和仪式》和《剑桥中国文学史》之开章：《先秦西汉文学》。

　　《望东方周刊》记者戴闻名、特约撰稿左昊畅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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