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赞奇：应跳脱“西方主导视角”

　　在印度推广汉学，这件事我们正在努力做着，但目前收效还不理想。

　　尽管我们已经开展了很多项目来推动和加深印度对中国的理解和学习，但印度民众与汉学的联系仍然薄弱。许多人对当代中印政治经济有浓厚兴趣，但是在汉学方面，印度人现在所能想到的，仍然是20世纪初的一些人物，比如曾访问过中国的泰戈尔。

　　一年半前我去参加了“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那个活动持续了很长时间，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影响力很好。所以我认为，我们应当在尽可能多的层面上建立一些人与人直接互动的活动来增进了解。

　　希望能够直接互相学习

　　印度国内需要对中国和社会有更多的了解，中国对印度也是如此。在我看来，这也可以以多种方式展开。比如中国有专门的日语研究院。印度也需要更多、能更全面反映其文化发展历程和特色的研究机构，特别是在宗教研究方面。

　　中印历史渊源很深，宗教文化就是一个很好的角度。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印年轻学者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增进中印关系。

　　新加坡已经成为一个研究中印关系的中心地带，与许多印度的大学都有合作，美国哈佛大学也提供相关的研究帮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教育中对于地区文明的研究非常重视。因此，我们可以在新加坡和美国不断地扩大研究亚洲的机构规模。

　　但如果我们仅仅通过这些来研究中印文化，还是一种在西方主导的视角下进行的比较研究。我们的许多概念都是来自于西方理论，每一个细节都和西方的意识脱不了干系。我们需要借助西方文献作为研究参考资料。

　　我们如果能够直接互相学习，以彼此作为研究的参照，理念就可以一致，方法就可以一致，目标也将一致。

　　应当更多在亚洲文明圈中做文章

　　目前遍布海外的中国孔子学院让人惊叹，但在印度好像数目还是较少。两年前，我们曾研究过在印度高中推广汉语的可能性，一些学校可能已经设置了相关课程，但具体数目并不清楚。

　　不少同事谈到了汉学与全球化的联系，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仅仅将研究目光放在汉学上，对于世界来说影响还是有限的。在复旦大学的“中华文明研究中心”里研究的，不应只是古老的中华文明，而是国际化的中华文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和良好的发展趋势。

　　如果有机会向中国汉学主管机构建言的话，我会提出，政府文化部门应当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世界文化：不仅仅是与西方各国以及印度、日本文化做比较，还要寻找共通、融合的地方。

　　此外，与欧美国家相比，亚洲国家之间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渊源，应当更多在我们共同的文明圈中寻找不同和联系。

　　同时，推广汉学需要两个层面上的努力。一方面是在学者间的学术交流互动，另一方面是公众文化层面，向社会解释中华传统文明的重要意义，这对于学者的研究工作也会有很大的推进作用。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

　　印度裔历史学家、汉学家，早年就学于印度，后去美国求学，拜汉学家孔飞力为师。曾为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莱佛士人文教授、人文和社会学研究主任。

　　他是一系列中国和东亚史著作的作者，包括《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该书曾获1989年度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

　　《望东方周刊》记者戴闻名、特约撰稿左昊畅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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