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立：如何释放经济发展的五大潜力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2月底到访北京带来的舆论旋风至今未减。近日举行的全国两会上，佐利克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以下称“报告”）的报告成为不少人议论的对象，在政协小组讨论会上，有政协委员直斥“世界银行关于中国的报告从来没准过”。这份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编著的报告，对2030年前的中国发展提出了不少建议。

　　正在出席全国两会的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近期也就中国未来20年的经济发展给出了自己的解读。如今，郑新立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2009年成立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被认为是目前中国最高级别的智库。

　　郑新立认为“中国的快速增长期至少还可以再保持20年”，“眼下一些消极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目前经济增速放缓仍处于合理区间且符合宏观调控预期，更主要的是中国经济增长仍蕴藏巨大潜力，至少在5个方面还没有释放出来。这五大潜力分别是：需求潜力，资本潜力，劳动力潜力，技术潜力，土地潜力。

　　同时，他说，如果没有改革，这五个方面潜力是释放不出来的。“不改革不创新，经济发展就会慢了，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改革的目标，他认为是进一步处理好调整宏观调控和市场的关系，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生产也要“以人为本”

　　《瞭望东方周刊》：你提到的前两个潜力，一个是需求潜力，一个是资本潜力。此次两会上，收入分配和金融体制改革都是热点。在这方面，你认为改革的具体目标是什么？

　　郑新立：我在政协提了一个“双提高”的提案：用三年时间把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占国民经济总收入的比重提高10个百分点，把居民消费率提高15个百分点。如果能实现这两个提高，那么我们的需求潜力就能释放出来了。现在的GDP是47万亿元，一年提高一个点，就提高4700亿元，十年就能提高4. 7万亿元，提高的潜力是很大的。

　　去年的几个大数，我国GDP是47万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31万亿元，是GDP的66%。一年社会生产的总产值拿出来66%去投资，换取9%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个代价实在是高了，这必然带来生产能力的过剩。

　　社会消费总额占整个GDP的30%多，按2010年的居民消费率来看，是33.8%。这就是说，我们一年GDP 超过47万亿元，1/3多一点用来消费。

　　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中低收入者是消费的基础，需要通过收入分配改革使他们的收入有较快增长，这样会使消费力有一个较大程度的提高。

　　关于资本潜力，我们的银行存款加上现金有70多万亿元，金融资产119万亿元。金融资产的规模大，而流动性相对比较差，效益还比较低，需要资金的地方拿不到资金，而是去借助于民间资金，有些地方甚至是高利贷。2011年上半年，温州贷款的利率是25%。25%的利率企业怎么活得了？有些企业得到的资金很多，本来是搞实体经济的也去搞转贷，增加收入。

　　金融改革至少要推进以下几项改革：第一是放宽准入，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小型金融机构，使其规范化、公开化，既鼓励发展，又加强监管；第二是建立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把金融监管机构权力交给地方政府；第三，建立存款的保险公司和贷款的担保公司；第四，实行利率的市场化，要具有竞争，通过竞争降低银行利差。

　　城乡体制障碍背后的巨大潜力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认为中国经济即将下滑的观点中，一大理由是认为“人口红利”即将耗尽，但你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潜力仍然很大？

　　郑新立：有人说中国劳动力紧张了，这句话早说了20年。现在农村人口还有6亿多接近7亿，城市人口刚刚突破50%。农村劳动力还有2.8亿，全国的耕地18亿亩，平均每个劳动力只种了6.4亩地，一个美国劳动力可以种几千亩地，欧洲一个劳动力可以种几百亩地，中国的农民这么能吃苦，这么能干，中国的农业机械化条件完全可以达到美欧相同的水平，为什么只能种6亩多地呢？如果只种6亩多地怎么能富起来？

　　不能让劳动力固守在土地上，需要加快农业的现代化，把大部分农业劳动力逐步解放出来，并把他们的家属逐步吸引到城市里居住，变成城市居民，一方面加快农村现代化，另一方面扩大城市消费，再一个是增加二、三产业的劳动力，可以说是一箭三雕的好事。

　　《瞭望东方周刊》：可有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虽然还很多，但是老龄化的问题也很严重，说是“未富先老”。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郑新立：这是个伪命题，现在还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退休以后还可以干点事，像我67岁了，还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主要还是我们劳动力的基数比较大，我国有13亿人口，可以劳动的人口有7亿多，相当于美、欧、日劳动力的总和。还有不少劳动力没有完全发挥作用，现在就喊刘易斯拐点，劳动力处于紧张阶段，喊得太早了。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关键还是转移更多农村劳动力，进而解放更多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

　　郑新立：现在最大的障碍是体制障碍，社会资金往农业上投不进去，土地的流转也不易，老百姓的宅基地不能流转，现在好多人常年在城里务工，家里有房子闲置着。

　　另一方面的潜力，土地潜力的释放，也与此有关。除了荒滩地、山坡地可以利用之外，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资源，就是农村的村庄建设用地。现在全国城乡建设用地共计22万平方公里，其中建制镇和村占了17万平方公里，这其中村庄占了13万平方公里。根据经验，村庄整治之后，可以节约占地50%，就是说村庄建设用地可以节约1亿亩，包括镇在内可以节约1.3亿亩。这些土地可用以补充耕地和建设用地。

　　一些制度阻碍了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发展，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刺激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要把劳动力转移出来，就要一系列的改革，尤其是城乡一体化的制度改革。

　　创新激励机制还不健全

　　《瞭望东方周刊》：关于技术潜力，我们的技术创新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应该如何改善？

　　郑新立：我们创新的激励机制还没有健全，特别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考核，偏重于当年的实现利润和资产的保值增值，在资产保值增值里面考核有形资产，不考核无形资产，这两个考核助长了企业经营的短期行为。

　　自己在任总经理、董事长的时候增加研发投入，这些技术成果投入生产，产生效益可能在五年或者七八年以后，所以在自己任期内增加投入，等于是为下一任创造业绩。另外你增加研发投入就意味着即期利润减少，大家奖金可能也会跟着下降，所以一些国企领导人的这种积极性就不太高。

　　一些城市搞得不错，深圳一年申请的专利甚至超过北京和上海的总和。中兴和华为两家企业一年申请的专利就有4000多项，中兴去年申请国际专利全世界排第一，2800多项，华为去年申请了专利1800多项，两个企业申请的国际专利占全国申请的国际专利的27%。当然通信是技术产品更新比较快的行业。

　　要是培养30个像华为、中兴这样的公司，我们的创新能力就赶超美国了。一个省培养一个华为、中兴这样的企业不是很困难的。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这里面要关注两个问题，一个是国企的激励机制问题，另一个是鼓励支持民营企业。

　　郑新立：对。我举一个例子，欧洲所有的国家都受欧元危机的影响，德国就没受什么影响，一枝独秀。为什么？德国采取了一系列的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发展，走出困难。德国对实体经济的增值税是15%，所得税是20%多，企业要是投资，增值税当年可全部抵扣，所得税在7年内都可以抵扣，在危机之后，德国企业的投资45%都是政府给贴的钱。我们也在强调发展实体经济，而减增值税、减营业税还没到位。要改革，就需要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政策杠杆，鼓励企业搞创新。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同于发展方式转变

　　《瞭望东方周刊》：实际上你前面说过的这些改革建议，一些方面舆论已经呼吁多时了，比如收入分配改革。你曾经参加过“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计划）规划的起草工作，“九五”时就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十二五”规划，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仍然是主线，你如何看待？

　　郑新立：“九五”时期所说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现在所说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不一样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主要是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变，一方面是技术进步，一方面是改善管理。

　　十七大提出发展方式转变，这个概念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一样。发展方式转变有三个方面，一是需求结构的调整，二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三是技术进步，改善管理。所以相比此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加了两个大的方面：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不同，不少人到现在还没弄明白，实际上是中央文件没学好，发展方式转变实际上是对经济增长的全面调整。

　　应该说，“九五”提出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当时我们提出的口号是振兴支柱产业，通过增长方式转变使电子机械、石油化工和建筑业成为支柱产业。“九五”时，这几大产业的总量占GDP不到10%，现在已经占到20%多了。现在，除了石油化工产业外，我国的其他三个产业都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

　　电子机械一年的销售额就达到几万亿，汽车业现在是世界第一，建筑业也搞得规模很大。四大支柱产业基本上已经确立起来了，这就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的最大成功。

　　十七大提出发展方式转变，是根据新的形势提出来的。2007年到现在4年了，进展不能说是很大。转变需求结构是要提高居民消费率降低投资率，而2010年的投资率达到47.8%，是历史最高水平，如果再这样干下去，发展不是越来越困难了吗？

　　决策不太可能让各方面都十分赞成

　　《瞭望东方周刊》：怎样扭转进展不太大的状况？

　　郑新立：最主要的还是要深化改革。

　　比如，在给企业减税的政策上，去年我们实行了一个很好的政策，提高小企业的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由每个月销售额5000元提高到2万元。但我看力度还不够。

　　一个小企业每个月销售额2万元，按销售利率10%计算，一个月利润2000元，比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3500元还少1500元。2011年改变政策以来，每个月有900多万个小企业受益，而每个月国家的财政收入减少不到10个亿，所以还要进一步提高起征点，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受益。这些小企业活得好了，将来有可能发长成大企业，华为、中兴20年前还都是小企业。提高对小企业的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鼓励群众性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这就是经济调整的很重要的政策。

　　《瞭望东方周刊》：利益多元使改革众口难调，如何减小改革的阻力？

　　郑新立：拿收入分配为例，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是一个双刃剑。为了减少矛盾，减少改革的阻力，应当尽可能用增量调节的办法，在每年的国民收入的新增部分的分配中间，尽可能向中低收入者倾斜，这样会使这个改革能够更顺利一些。

　　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要想各个方面都十分赞成，这样的决策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在权衡各方利弊以后，如果大部分都赞成的，就可以推出来。推出来之后，不完善的地方再不断完善，在完善中去追求完美。

　　《瞭望东方周刊》：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能改善目前的决策状况？

　　郑新立：根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特别是关键性领域，我建议设立国务院领导的综合性、跨部门的改革研究和实践机构。

　　实践证明改革光靠部门本身来推动是不够的，部门利益可能决定他较难改革自身。

　　《望东方周刊》记者芦 、特约撰稿曹金龙|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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