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我们有没有把古典传统和现代文明衔接好？

　　我想谈的，是中华文明的现代意义。这个题目是德国汉学家顾彬提出来的。

　　沃尔夫冈·顾彬教授，1945年生于德国，是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德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他的主要作品和译著包括《中国诗歌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鲁迅选集》等。

　　有一次顾彬在复旦讲课时问我，陈先生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你们中国派了那么多教学人才到世界各地去成立孔子学院，但你们为什么不叫鲁迅学院，而叫孔子学院？

　　这个问题一直盘旋在我的脑子里。我觉得他其实是用两个符号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我们中国古代文化传统跟现代文化传统如何衔接的问题，如何从传统走向未来的问题。

　　另外，他实际上还提了另外一个问题：当我们中国建了很多孔子学院到国际上去教汉语、传播中国文化的前提下，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形象向世界展示的问题。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对于今天中国面向世界其实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文明如何衔接

　　我们面对的中国文化其实是有两个传统，一个是从几千年传到今天的伟大的古典传统，还有一个是从十九世纪末开始，逐渐在中国形成的现代文明。经过了一百多年，这个文化慢慢地也正在形成它自己的传统。这两个文化传统在今天有没有衔接好？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两个传统结合起来，构成今天的面对着比较复杂的世界的局势？

　　从十九世纪开始，中国登上了一个新的列车，这个列车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它跟传统文化是有所不同的。我们讨论五四文学或者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时候，都会认为这是人性的解放，虽然说时间短暂，但是相对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发展来说，确实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它是一个极大的变化，人对自身有了一个非常深的自觉的认识。

　　在五四这样一个现代文化里面，其实是包括了两种跟世界联系非常密切的思想：一个是对人的肯定、人的解放、人的赞美，一种人道主义的文化；一个是对人的指引、对人的批判、对人的怀疑，提出了人身上是有问题的，欲望是需要警惕的。

　　这两个看上去似乎对立的文化观念，我认为恰恰构成了整个中国这一百年来发展当中许多问题的背景。这一百年来中国从政治、经济到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一个变化从早期的革命运动到今天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背后都是充满了人性的解放欲望。

　　从中国文化来说，其实也可以归到两大问题，一个是人如何解放，一个是人的欲望如何控制。这两个问题已经把中国跟世界的文化接洽起来。整个中国是这样发展的，欧洲也这样发展，世界也这样发展。

　　因此，我们是用传统的东西来规范今天的文化，把今天的文化往后拖，还是站到今天的、世界的、未来的立场上，把传统文化重新进行梳理，然后推动中国文化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是今天人文学者所面对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中国向世界展示什么形象

　　再有，就是关于中国向世界展示什么形象的问题，这也涉及到我们如何看待中国文明以及中国的文明跟世界文明关系的问题。

　　我们要尽量地去学习世界，包括学习西方世界。这个观念在二三十年前我读书的时候是中国当时学术界的主流。

　　我们非常努力希望把中国的文明传到西方去，于是我们翻译中国的著作，建孔子学院，在国外推广包饺子、打太极拳等等，非常急切地希望中国在世界获得一个形象。

　　我个人觉得这些都是可以的，但焦虑是不必要的。因为中国本来就在世界这个范畴里面，其中一个关键是对世界怎么看。如果你把世界只看成是一元的话，那么似乎只有一个世界，就是西方世界；如果你把世界看成是多元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异常丰富的，有各种民族、各种文化在一起交流的世界。

　　实际上，今天中国所有的一切都跟世界是分不开的，没有一个孤立的中国，中国文化也不能脱离世界而独立。我们应该还原到一个理性的、一个适合今天和未来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

　　举一个例子，对张艺谋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就有些争议。我第一次看了以后，他们征求我意见，我就提出来，这里对中国文化的表述有些问题。不少人批评说，广大中国将士在前线牺牲了那么多，你不歌颂，反而去歌颂妓女，我觉得问题还不在这儿。我说的是另外一种问题，即我们应如何表现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一种力量？我觉得在面对世界的时候，应当考虑能不能让世界观众对中国文化产生一个非常深的印象，对中国文化的伟大、力量的印象。

　　今天中国在面对世界的时候，需要认真考虑：哪些传统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哪些传统对我们是来说可能是消损的。

　　陈思和

　　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上海作协副主席，《上海文学》主编。曾先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韩国首尔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德国特里尔大学和波恩大学等担任访问研究员或客座教授。

　　《望东方周刊》记者戴闻名、特约撰稿左昊畅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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