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中国通胀开处方

　　中国式的通货膨胀究竟是怎么来的？我发现我们老百姓普遍都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说票子不是央行故意多印的，主要是外国人爱用美元买我们东西，又爱用美元对中国投资，央行也不能拒绝人家的好意，只好对应发行人民币，这样就多印了一堆人民币。

　　另一种观点说别光看票子，看看各地的民营企业，到处都缺人，不涨工资不行；再看看房价，大家都往城里挤，房价一涨，什么成本不都得跟着涨？还有自然资源，中国人口这么多，有钱的老百姓越来越多，有钱了就买车，买车就需要有更多的钢铁、石油，这物价不就涨起来了？

　　这两种观点其实来自于两位知名经济学家，外因论属于周其仁，内因论属于夏斌。两位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参与中国经济改革了，都曾经担任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我为什么要和两位专家辩论，因为这个问题必须要讨论清楚，外因论、内因论，再加上我的政府投资论，都能或多或少地解释通货膨胀。

　　第一，外因论提醒我们外汇储备这个殷实的家底是源头祸水，因此必须釜底抽薪，加以控制。长期的做法应该是控制贸易顺差和外商投资，具体手段包括适度启动人民币升值，调低出口退税，或者其他综合手段如产业结构调整来适度控制贸易顺差的规模。同时，修改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有效优化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项目，从而控制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

　　第二，外因之所以能传递进来，也是因为我们内部的问题。内因论等于承认了工资和生活成本都在快速上涨，如果政策得当，让工资上涨的幅度快过生活成本，那么，通货膨胀对老百姓的伤害就能降到最低。

　　第三，中国通胀的根本内因在于政府投资，由此带来的非理性亢奋盘活了汹涌而来的货币。有了大量涌入的货币，这个异常亢奋的需求就导致国内要素全面紧缺，从劳动力到自然资源的价格都因此大幅上涨。抑制通货膨胀的当务之急是遏制地方政府的举债投资冲动，调整商业银行目前的粗放管理模式，走出现在这种“上市圈钱补充资本，大举放贷，再去排队圈钱”的怪圈。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进行两个根本性改革。其一是利率市场化，让非国有银行对国有银行形成真正的竞争压力；其二是银行放开对民营资本的准入，让民营资本会以市场化的高利率吸收存款，如此既能吸回流动性资金，又能给予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带来真正的约束。

　　第四，我们还应该警惕行政型通货膨胀和垄断型价格上涨。比如成品油价格上涨，这里面究竟有多少是燃油税问题、多少是所谓暴利税问题，又有多少是垄断定价的问题呢？再比如电价，一方面是电厂亏损，一方面是居民用电高价，中间抽成赚大钱的垄断电网是不是伤害了老百姓的利益？类似的，银行、民航、公路、土地一级开发等等，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我们应该注意到因为垄断国企都处在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其任何涨价行为都会对整体物价产生巨大的叠加效应，因此这种涨价必须慎之又慎。相反，我认为在必要情况下，应该让部分垄断企业适当亏损，以此补贴老百姓。如北京推出的以交通补贴形式压低公交价格的做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当初的年补贴20亿元到现在的100亿元，这样既能引导老百姓出门多采用公共交通，缓解交通压力，又能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经济学家，我必须再次发出我的警告：中国经济在未来的中长期都摆脱不掉通胀这个瘟神，地方政府这种重投资、重税收的GDP主义一日不改，中国就无法摆脱通胀的魔咒，我们千万不要看着通胀落了一点就又跃跃欲试放开货币闸口。这就像一个有肺炎的病人，别以为感冒好了、高烧退了，病就痊愈了。

　　著名经济学家 郎咸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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