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负担”到“财富”

　　大量数据表明，如果将长寿时代视为社会发展的机遇，全球范围内不断增长的年长者就完全可能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笔重要财富。

　　人类社会迈入长寿时代

　　很多人曾认为，人老了就不中用了，就要等吃等喝等别人照顾了，所以老人是家庭和社会的负担。这种认识对不对呢？环顾四周，无论本土还是海外，年长者确实越来越多，不再是“人活七十古来稀”，活到七十岁以上，甚至活到九十岁、百岁的都大有人在，人类社会已经跨入到了从未经历过的长寿时代。

　　20世纪80年代初，联合国曾提出一国进入老龄社会的标准，而30年过去，全球近1/3的国家已经达标并且向深度老龄化发展。预计到2030年，多个西方国家及日本、韩国等亚洲经济体，超过1/3的人口将是65岁以上的年龄群体。2050年之后若干年，中国也将进入这一行列。年长者不可逆转地成为全球社会的主体人口，这样的时代亘古未有。如果提出一个全球进入长寿时代的标准，如65岁以上人口占全球总人口比例的1/3或1/4。那么，到21世纪中叶，全球都将进入长寿时代。

　　人类文明的早期，即前工业时代，大部分国家的人口平均寿命很低，均不足30岁，中期即工业时代，平均寿命增长了一倍，而当全球进入信息时代，许多国家的人均寿命都超过了70岁，日本超过了80岁。21世纪内，医疗技术的进步有望将人类寿命延长30%或更多。可见，科技和制度的系统化、全球化的演进与全球社会中人类寿命的普遍延长有着因果关系，普遍长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长寿时代相对于短寿时代而存在，它将人类的历史以普遍长寿与否划界，在未能达到普遍长寿的时代是一个旧文明时代，在达到了普遍长寿的时代是人类的新文明时代。

　　新概念挑战老思维

　　用长寿时代这个新概念来替代老龄社会的旧概念，必然发生一些重大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改变“老年人”的定义

　　迄今为止，定义老年人只有一个“年龄”指标，尚无“心理机能”和“生理机能”的指标。目前的医疗卫生技术可以度量出不同年龄段的生理、心理机能和活动能力的平均水平，如果用这个平均水平来衡量，某些八十岁的年长者仍然具有四、五十岁的人的平均智力水平、记忆力和体力，当然，也不排除某些四、五十岁的人的生理、心理机能和活动能力都已经衰退到平均六、七十岁人的水平了。

　　若将这些可测量的科学指标辅助年龄指标来定义老年人，那么，“年长者”与“老年人”将成为两个不同概念。“年长者”仅指年代年龄，而“老年人”则是生理心理机能和活动能力的衰退达到一定程度的一种称谓，或者说指的是功能年龄。于是，那些虽然并不算年长但是机能已经衰退的人就成为功能性老年人，而年长者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虽然高寿却还有着青年人一样的体力和智力，他们的功能年龄远低于年代年龄，可以不进入老年人行列。

　　其实，按照年代年龄来定义老年人的“传统”并不久远。一是来自于社会养老保险关于退休年龄和退休金的规定，二是来自于1956年联合国的某项研究提交的标准。

　　这些标准只看一般性或者平均状态，是典型的工业社会思维。而不以统一年代年龄而以生理心理和活动能力的平均衰老程度为标准来标定老年人，可能会发展成为长寿时代的一种新观念和新标准。

　　从日常经验中，人人都能理解和认识年长群体中个体之间的差异十分巨大，但是每个个体一旦到了60岁，就会被社会以年代年龄的群体标准划定为老年人。若将标定老年人的权力从社会归还给每个个体，就能激励每个人为自己的功能年龄低于年代年龄而继续努力，对人类新文明的建设更具有难以预期的积极效果和推动作用。

　　●改变传统认知

　　如果以功能年龄标定老年人，“年长者”和“老年人”就成为有联系但本质上不同的两个概念。60或者6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功能年龄低于年代年龄（实际年龄）的人数越多，传统观念中的“老年人”就越少。那么，各国的人力资源和人口结构就会发生新的变化。

　　源自日本的一个词——熟年，可以拿过来作为这一类人的社会总体标识。只是，“熟年”的概念里只有年代年龄没有功能年龄，若加上后者，即功能年龄相当于45-64岁的年长者，那么，“熟年”群体就会大幅度拓展。

　　意大利的社会学家也曾提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现在只有年过76岁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年人，61-76岁这一年龄段的群体，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不能算是老年人，应该称之为“新老年”。意大利98%的“新老年”认为自己的人生并未步入晚年，人生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他们的工作能力、消费水平与其他年龄群体相比较，不仅毫不逊色，甚至还更胜一筹。

　　“熟年”也好、“新老年”也罢，都指的是年长者中功能年龄低于实际年龄的人，他们不受实际年龄的制约，可以自我选择合适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尤其在网络时代，平均教育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任何人只要有能力，在人生的任何时段都可能通过学习从头再来。所以，年长者中的“熟年人”、“新老年人”，不再是无用、负担、包袱和弱势的代名词，而是工作和生活的新型创造者，是推进人类新文明建设的重要动力之一，他们的努力可以带动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和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全面改善和提高。

　　熟年人“财富”何在

　　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1996-2010年期间，55-64岁的美国人从事创业活动的比例每年均高于20-34岁的人群。还有一项始于2004年针对5000家公司的纵向调查表明，2/3的企业创始人年龄介于35-54岁之间。即使在科技创业公司，老年人也不甘示弱。在美国，科技公司创始人的平均年龄出乎意料地达到39岁，其中50岁以上创始人的数量是25岁以下人群的两倍之多。First Solar被福布斯杂志称为“2009年美国成长最快的科技创业公司”，是一位68岁的发明家在1984年创立的。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指数，位列最具竞争力的前25个国家中，一半都来自于人口最老化的20个国家。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全球创新指数表明，世界25个最具创新性的国家中，2/3来自于人口最老化的国家。比利时，法国，荷兰，挪威，瑞典和英国，还有韩国和日本，都在全球竞争力和创新力排名中名列前茅。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后工业社会的劳动者体力负担大大减轻，这较之工业社会，人类本身因经验和知识的积累而形成的能力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发挥空间。

　　在企业，年长者的事故率低，出勤率高，对企业的忠诚度高，员工流失率低。相比年轻人，他们有更大的动力来学习和适应新技术和新流程，而且更愿意分享知识和经验；在知识密集的学校和研究单位，年长者累积一生的教学和研究经验，不仅是个人的更是机构和社会的宝贵财富，他们其中的很多人都还活跃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应该给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使其发挥所长。

　　与此同时，大批年长者在所居住的社区从事志愿工作。据济南市对于50-80岁的3000个样本的调查，约有82.6%的人捐过款，73.5%的人参加了社区的公益活动，69.2%的人参加了书法绘画活动。当然，他们还为孙儿孙女的教育、家庭照料和财务支持做出贡献，可以说，年长者是保持社会稳定、家庭和谐的重要支柱。

　　社会要从各方面消除对年长者的年龄歧视、能力歧视、环境障碍和制度障碍，尤其要注重在社区内培育新的社会机制，激发年长者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提升他们的能力和身心健康水平、促进其社区参与和经济自主的能力。

　　相关政策亟需改革

　　将年长者视为消耗社会资源的一种威胁和问题，这是工业社会的旧思维。工业社会为了维系社会的基本生产秩序，制定了强制性退休制度、养老金制度和老年津贴、补贴等福利政策和制度。出于这些制度和政策的需要，必须人为地建构一个统一的“老年人”年龄标准，只有达到一定的年龄标准，标定为“老年”的人，才能享受这些福利待遇。所以，年长者就不分功能、能力和实际需求如何，到了年龄被统统养起来，强制性地“被退休”、“被保障”、“被优待”。

　　可是，政策赶不上时代的变化，人均寿命在持续延长，退休以后政策已经把他（她）们算作纯粹的消费人群，要仰赖社会供养，就必然会导致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负担越来越重，甚至要把现在和未来的政府财政压垮。如何解决呢？用增加人口总量的方式，多生孩子，用年轻人来冲淡老龄化？设立长期照护的政策和制度来应对高龄化？或许都有一定效果，却也会因此而产生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首先，政策上要逐渐淡化并取消法定退休年龄。法定退休年龄是工业时代的产物，是社会保险制度的需要，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不管有没有劳动能力都要由社会供养的“一刀切”式的退休制度。何时退休应由个人和机构协商决定，而从参与工作与否或是否实际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角度看，更是由个人自主决定的，实属个人权力。

　　其次，要将退休年龄与养老金领取年龄完全分开。退休年龄是劳动者在市场中做出的决定，养老金领取年龄则是国家根据社会状况做出的政策决定，而且，还可以依据社会状况的改变而进行政策调整。目前，就有很多长寿国家将养老金领取年龄推迟为65岁。

　　第三，国家和社会要倡导和支持熟年人更多地参与社会工作。对于超过60岁仍在工作岗位的熟年人在税收和自愿缴纳养老费等方面给予优惠。

　　第四，取消没有政策意涵而只是依照年龄发钱的所谓福利补贴，要将国库的社会福利资金真正用在经过等级评估和收入评估的失能、失智的年长者身上。

　　在长寿时代，无论家庭、社区还是工作场所，不同年代年龄的人将会有更充裕更长远的的时间一起相处，如何在劳动与生活、生产与消费中和谐共处，互助互利，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新议题而非是问题，是新机会而非威胁，它势必带来新的创造和新的社会制度安排。

　　文/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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