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编辑部的新“人事”

　　据我国新闻出版总署最新发布的《产业分析报告》，目前我国新闻出版单位达34.6万家，直接就业人数有467.4万。包括编辑、记者在内的新闻出版业者，在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而无论是员工上万的出版集团，还是只有几个人的小编辑部，都要在这充满变化的时代里，应对各种各样人力资源问题的新挑战。

　　采访、编辑工作被民众广泛了解，大多缘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家喻户晓的电视系列剧《编辑部的故事》。这部戏留在观众脑海中的，既有鲜活的形象、幽默的台词，还有那老式电话、木质立柜、铁皮暖瓶、塞满格子架儿的纸质稿件。二十多年倏忽而过，当最近播出的《新编辑部的故事》出现在观众眼中，一种“换了人间”的感觉油然而生：明亮宽敞的办公室，现代化的采编设备，时尚个性的穿着打扮，21世纪的流行元素，全然不同于过去……更重要的是，人变了。“葛玲”熬成了主编，“牛大姐”退休了，“李冬宝”离职后成了大明星，一批新人也加入了编辑部，有“海归”背景的运营总监，有新潮的摄影师，有80后、90后的网站和时尚娱乐版编辑。面对“新派势力”的崛起，“葛玲”执掌帅印，压力可想而知。

　　影视作品不过是现实生活的一个缩影。其实，一个个真实的编辑部里，何尝不是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如今的编辑、记者们，与二十多年前相比，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而其中的“人事”工作，也绝不比热播的电视剧简单。

　　“代沟”增多的知识群体

　　如今编辑部中的人员构成，其年龄的梯状分布，与20年前无甚差别，但“代沟”却大幅增多。以往相差30岁的人，还可以有基本相同的价值观，今天，相差10岁就可能没什么共同语言了，甚至普遍认为80后的员工每差4年就存在“代沟”。如果是纯体力劳动或技术操作性质的工作，“代沟”还可以隐性存在，但编辑部这种以整理、传播甚至创造思想文化为使命的工作场所，由于成长年代不同而产生的“代沟”很可能引发一轮又一轮文化冲突，也为新闻出版单位在岗位设置、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难题。而除了代际之“沟”，在这个思想日益多元的时代，员工的教育背景、出身阶层、职业志向，也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了更多或明或暗的“沟”。可以想象，在一个编辑部里，同时有50后和90后、南方人和北方人、土专家和洋海归、自称“屌丝”的平常男女和自视甚高的“高帅富”、“白富美”，对人力资源管理者将是怎样的考验！

　　但“复杂”并不意味着一定是“矛盾”和“敌对”，“差别”有时也会变成“丰富”和“生机”。按照彼得·德鲁克提出的理论，激励编辑、记者这种典型的知识型员工，不仅要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物质激励，还应该包括成就激励、能力激励、环境激励等方式。与优厚的薪资相比，充分尊重他们的知识背景，根据他们的能力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显得更为重要。

　　在出版史上，处于清末民初大变革时代的张元济（1867－1959年），就曾把背景各异、主张不同的文化人汇集一处，兼容并包，建成了人们至今津津乐道的商务印书馆。他礼贤下士，虚怀若谷，所以像高梦旦（国文）、杜亚泉（理化）、蒋梦麟（英文）、叶圣陶、周建人（杂志）这样的人才，都能为他所用，且忠诚不渝。同时，他有一双慧眼，能识得真人才。他发现从农村来沪考察商务的胡愈之有出色的才能，便将其招至麾下；茅盾初到“商务”也只是一个小职员，一次他写信指出《辞海》的缺点，次日即被任命为国文部的编辑。今天的新闻出版管理者，如有张元济那样海纳百川的胸怀，识人的卓识，用人的远见，又能充分关注在员工事业中起决定作用的“职业锚”，相信也会造就一支像当年商务印书馆一样充满活力、“和而不同”的团队，达成个人和事业发展上的默契。

　　内部培训的微妙变化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将编辑部打造成学习型组织不仅具有可能性，还有必要性。身处知识爆炸的今天，如果不能持续学习，很快就会落伍，在社会峰口浪尖上的新闻出版业，更是如此。在培训环节中，编辑部内部资源的挖掘相当重要。与过去“老师傅带小徒弟”的内训模式相比，现今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年纪轻、资历浅的记者、编辑并不完全处于“学徒”的地位，在某些时候或某些领域，他们可以起到“师傅”的作用。这是因为很多新技术的应用、新词汇的流行、新观念的接受，往往是从年轻人开始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十几年前，第一批用电脑代替纸笔、第一批以电子邮箱来收发稿件、第一批通过网络发布征稿信息的编辑记者，大多是对新事物敏感的年轻人。当年编辑部里一个个“小老师”去教“老学员”使用电脑的情形，很多人仍记忆犹新。

　　其实，计算机及互联网技术的掌握，还仅仅是80后、90后的长处之一，更重要的是他们以此获取信息的能力——这对于新闻出版业者来说更为重要。但是，并不能说年轻的编辑、记者可以一步登天，成为内训中的绝对主力。实际上，他们虽擅长于收集信息，却由于年龄、学识和经验等原因短于辨识和归纳，而年长资深的老编辑、老记者在这方面就具有明显优势。编辑部的内部培训，要充分发挥每个编辑的长处，鼓励年轻人虚心求教，提倡年长者不耻下问，把编辑部建设成为员工不断成长提供有力支持的平台。

　　“SOHO”一族的项目管理

　　拜新技术所赐，如今的编辑、记者比以前具有更强的“单兵作战能力”。无论是手机、电子邮箱、QQ、微博等多渠道的快捷通讯方式，还是可以获取海量信息的各种网站，无论是办公设备的便携化和小型化，还是编采流程的电子化，都为编辑、记者成为“SOHO”一族提供了便利。而当他们的工作对办公室设备的依赖程度降低，其工作时间与办公室时间的差别就日益加大。横向比较，编辑的工作不像某些服务性岗位或分工协作的群体性劳动，将一致的地点和时间视为完成工作的必要条件。纵向比较，他们也不会像二十年前的前辈那样坐着火车去约稿、使用铅字来排版、找个资料还要去趟图书馆。当今，编辑部中很多工作，是在社长、主编看不见的地点和时间里完成的。这一特点就决定编辑部的人事管理、绩效考核和综合评价体系，要以“项目管理模式”为主。

　　编辑、记者所从事的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在以项目完成质量为考核重点的情况下，就要求对其工作过程、工作方式予以充分的尊重和理解，不宜过多干涉。此外，在今天这个浮躁的社会中，心理关怀和情绪管理对他们更加重要。我国古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只有“清和其心，调畅其气”，作家才能写出好作品，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编辑、记者。因此，一个个“孤独的士兵”与编辑部的领导和其他成员保持经常性的沟通就显得相当重要。当然，编辑、记者也不可能是百分百的“宅男宅女”。除了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对他们要有动态追踪和适当指导，选题策划、采访约稿、编辑校对、版式设计、外联发行，一系列任务也需要大家共同完成。因此，合理安排编务流程，在公共事务中建立一套共同遵守的规则，不仅不会引起员工的反感，反而会使他们获得集体参与感和组织归属感。

　　总之，当今的编辑部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而就其外部环境而言，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很多编辑部不得不面对转企改制的现实。我国新闻出版单位，以往是国有机构的附属物，现在要由“事业型”转入“产业型”行业。管理者逐渐意识到，人是最核心的问题。日本学者清水英夫就曾说：“对于出版社来说，人是至关重要的，是命脉。”从世界出版业竞争的层次来看，最初是资本竞争，其次是产品竞争，接着是品牌竞争，最高阶段则是出版人才的竞争。因此，如何求才、知才、用才、育才、留才，是重要而迫切的问题。看来，我们的新闻出版业管理者，不能只是在荧屏上观看编辑部里的新“故事”，还要在现实生活中认真思考编辑部里的新“人事”啊！

　　文/胡海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