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理科男的孤独中国行

　　观致的工程执行总监Klaus没来过中国之前认为中国是很危险的。到了中国三年后，他开始奇怪自己当初为什么会这样想。

　　三年后，他觉得中国不仅不危险，甚至比德国还要安全。并且，晚上九、十点钟还没有打烊的商店让他很雀跃，“这在德国是无法想象的。”三年来，他因为工作太忙，每天都没时间坐下来好好吃一顿午餐，尽管这样，他还是不幸地胖了，他耿耿于怀地抱怨中国美食让他长胖了八斤，但上海却没有山能给他爬让他减肥，他用不可思议的目光从国金16楼放眼望去，掠过东方明珠，配着一个夸张的手势说：“没有一座山！”

　　黄浦江边的引擎声

　　聊着聊着，先前欢腾的Klaus突然低头颔首、眼神凝重，一刹那我有些于心不忍，他这样是源于我问他：“会想家人吗？”不过，他很快调整过来，因为他已经暗搓搓地谋划着把大儿子“拉下水”了。

　　“我认为未来两种语言将非常重要，中文和英语。听得懂中文对他们有很大的益处。我大儿子马上高中毕业了，所以我建议他利用我在上海工作的机会来中国学习语言，不过这要看他自己的选择了。” 这很可能是他希望家人来中国陪自己的一个借口，谁知道呢！毕竟，一个六旬老年人漂泊在中国是很孤独的，哦不对，他们会说，“我60岁了，非常年轻。”

　　来到中国，对Klaus来说最大的吸引力还是来自于观致这家中国汽车公司，“观致是一家新建立的企业，在一个新建立的企业里工作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的机会。看着一家企业的成长是很吸引人的。”对Klaus来说，在观致工作的每一天都是新奇的，不像在宝马这种高度成熟的大公司，工作非常程序化，每天都知道需要干些什么。“在观致，即使我做了一些准备，总会有很多突发情况会打乱计划，就像开摩托车一样，永远有未知的挑战，很有意思。”

　　然而，脱去观致工程执行总监这件亮闪闪的工作外衣，他真的只不过是一个漂泊在外的六旬老人。而且，他还是一个纯理科男，这辈子没看过文艺兮兮的电影，爱听音乐的绝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喜欢捣鼓音响设备，不爱听过于感性和过于煽情的音乐类别，比如即兴的爵士，比如歌剧，他还是一个摩托车发烧友，喜欢改装引擎。

　　结合漂泊和理科男，你就不会意外在上海能给他带来最深慰藉的，是黄浦江边轮船引擎发出的“呜呜”的鸣叫声。Klaus像大多数男人一样不喜欢找人倾诉，当情绪低落的时候，他喜欢沿着黄浦江散步，“江边有许多明亮的灯光，可以消除抑郁的情绪。黄浦江上还有游船，我很喜欢游船的引擎声，虽然很单调。”而江边那些“在德国无法想象的”载歌载舞的上海大妈大叔，也构成了他舒缓情绪的最佳背景，“有时候我会看到人们就着音乐跳舞，看起来很开心，我也会被他们感染。”

　　不能指望他身处中国最发达城市会有多了解中国，也不能指望他接触过少数优秀中国同事，和一闪而过的上海滩老百姓的生活片段会有多了解中国人。但是来到上海之后，逐渐加深对上海的了解还是让他感到很惊奇，“上海与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我发觉上海非常安全，有人说上海街道并不安全，晚上出去要小心，但是在德国也是这样的，甚至可能更糟。上海现代化的发展程度也远超预期，比巴黎纽约都年轻。”加深印象的还有那些带着耳塞自顾自地边走边大声唱歌的上海姑娘。

　　“我不喜欢快餐”

　　除了这些，他还神采飞扬地与我们谈到一些发生在他身上的与中国有关的趣事，有一次他打电话给妻子，说了一句：“喂。”这句中国式电话问候语让妻子以为是有人打错了电话。他很羡慕周围的中国同事从很小就会用牙齿、舌头灵活地品尝“带骨头的食物”，对于骨头他感到非常无力，“剔骨头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要么就是全在嘴里，要么就是全在外面。”

　　说起午餐，Klaus比上海人还“作”，他说：“吃饭对于我来说并不是随便吃点东西就可以，而是需要享受食物。随便买点快餐填饱肚子，这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件愉悦的事情，我宁愿不吃。有时候饿了的话我也会在办公楼的超市里买点东西，但这也是偶尔。我不喜欢快餐，我从来不去快餐店。”他的这个回答让我们这些粗糙的人联想到那句非常耍个性的话：“找不到我喜欢的伞，我宁愿淋雨。”

　　尽管对待午餐的态度有些另类，事实上，Klaus过的也都是些波澜不惊的普通上班族日子，早八晚八，一周六天，“周日，我会为平时的生活做些准备，把衣服拿去干洗，买点面包牛奶等生活用品。”

　　尽管是大老远从工作了30年的德国宝马跳槽到中国观致，但他工作环境的变化倒是不大，“在德国宝马工作时，我们也是一个国际化的团队，需要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同事及供应商交流，比如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瑞士等。在观致的工作环境，其实也是个很国际化的团队，我们的同事来自25个国家。在我们的工程团队，30%都来自其他国家，70%是中国同事。”

　　在他眼里30%的中国同事是开朗和坦诚的，却让他欢喜让他忧。一方面，他们很乐意向Klaus讨教他在宝马的工作经验，并且因为其随和的性格，Klaus与他们相处得非常开心。“我甚至觉得相较而言与德国同事相处更加难一些，因为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意见，讨论起来会很辛苦。”只不过随和是一把双刃剑，另一方面，作为上司的Klaus希望下属把全部潜能发挥出来，但是他发现中国同事很坚持自己的下属身份，有“很重的等级观念”，会极力避免与上司呛声，甚至会附和上司，拣一些上司喜欢听的话来说，自然，这是中国同事好相处的原因，但于工作却是有害无利的，“我虽然作为领导，但我还是希望在讨论时，大家能处于同一个级别同一个层面抒发自己观点。我们是一个团队，只有整个团队成功了，才算得上是成功。”

　　不过，聪明的Klaus已经找到了解决之道：“通过这三年的工作经历，我了解到中国同事可能比较含蓄，可能中国的家人和老师并不是从小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意见或者异议。所以我会试图多问一些问题，引导他们说出真实的想法。”

　　文/林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