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有官威，官越大气场越强。威权之最的中国皇帝“威慑万乘，华夏称雄”（曹植《七启》），令天下臣民莫名恐惧。造反发迹的朱元璋大权独揽，把帝制威权推向了巅峰。
洪武一朝，如解缙《万言书》所说，“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功臣宿将、皇亲国戚，连同各级官员，纷纷做了朱元璋的刀下鬼。仅胡惟庸、蓝玉、空印等大案，就株连冤杀了十多万人，搞得血雨腥风，人人自危。凭借接二连三的清洗、屠杀，朱元璋踩着千万具死尸，确立了他的至尊威权。“绝对权威”云云，大概都以杀戮来立威。威权气焰之盛，哪怕朱元璋只是鼻子打个哼，或皱一下眉头，即足以使治下臣民诚惶诚恐，失魂落魄。能与朱元璋如斯威权比拼的，也只有嬴政、刘彻等数人耳。
如果说朱元璋对李善长、徐达、蓝玉等庙堂元勋大开杀戒，还可以拿功高震主、替太子继位扫除障碍之类作辩解的话，那么对处江湖之远的文人士子，就完全没有加害的理由了。他们无兵无权，手无缚鸡之力，对朱家新朝不构成任何威胁。可时值天下初定，治国的人才稀缺，尤其需要有文化的各级官员来治理地方；无奈之下只得起用前朝文士，而他们立场各异，有的人情绪抵触，并不愿为新朝效力。在改朝换代的背景下，这很正常，未可强人所难。朱元璋却不这么看，他在《大诰二编》中定下一条特别律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就是说，凡不与新朝合作的、不能为朱元璋所用的文士，统统杀头抄家，一个都不留！其威权之烈，不下于秦之焚书坑儒。
实际上，就是愿意跟新朝合作的文士，仍不时地被吹毛求疵，无端的就大祸临头了。如明初著名诗人“吴中四杰”，因他们曾与张士诚有染，虽出仕明朝而不得善终，三人被杀、一人流放。为首的高启做了翰林院编修，按说已“为君用”，再没有歧视、坑害他的必要了。然而，因为高启的《题宫女图》诗“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的句子，惹恼了皇帝，认定是讥讽皇家，给他记下一笔账。后来高启退居苏州，为知府魏观写了《上梁文》，文中“龙蟠虎踞”四字犯了大忌，朱元璋新账老账一块算，把高启处腰斩。一个诗人就这样被虐杀了。
朱元璋长达十多年的文字狱阴霾，让许多文士患了恐惧症。庐陵人张昱，颇有文名，做过元朝的官，朱元璋召他入朝，一看发觉他太老了，就说：“可闲矣。”放了回去，从此张昱自号“可闲老人”，小心翼翼，绝口不谈时政。他写了一首诗：“洪武初年自日边，诏许还家老贫贱。池馆尽付当时人，惟存笔砚伴闲身。刘伶斗内葡萄酒，西子湖头杨柳青。见人斫轮只袖手，听人谈天只箝口。”险恶处境下，文人士大夫只有做哑巴，对世事不发一声，方得苟且偷生。这不是朱元璋一手制造的吗？愚民政策结合恐怖威权，文士们的人身自由、择业自由等，都不复存在，唯有乖乖地做明朝这部国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古人云，“威权既震，孰敢议者？”（《新唐书·高力士传》）威权乃是专制君主的命根子，它迫使天下子民臣服，做顺民、愚民，有时还能打造出个承平之世；可是，权力和利益的垄断，绝不会有长治久安。
【原载2013年9月13日《湘声报·读书沧桑》】
●乐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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